上海农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政治色彩。1960年初，由于国家遭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156项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中央及时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中共上海市委也发出大办副食品的号召。上海人民进行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掀起增产夺粮的高潮。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级领导干部都站到大办农业第一线，带领广大干部、工人奔赴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的沿江、沿海的滩地上，与海龙王争滩地，先后进行大规模的围垦造地，共建立了18个大型畜牧场，后又接办了皖南黄山茶林场的练江牧场。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工业开始复苏，参加围垦的干部、工人陆续回沪返回工作岗位。这时上海知青来到畜牧场，接了围垦事业的班，成为企业的主人，把大大小小的畜牧场改造为国营农场，组建了上海市农垦局，把各县管辖的全民所有制农业划归农垦局领导，从此开创了上海的农垦事业。现在可以说，没有上海知青就没有上海的农垦事业。
1970年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又到了崩溃的边沿，城市千百万的知识青年何处就业成了一件大难事。这时上海农垦接受了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任务。在市委的决在市委的决策下，在上海的沿江、沿海以及在苏北的黄海之滨，举行了第二次大围垦，先后建立了燎原、芦潮港、朝阳、海丰四个农场。
前后二次大围垦，围得滩地面积和山地近百万亩。随着土地的增加，场地的扩大，逐年安置的知青达39万之多，这既发展了上海的农垦事业，同时又使广大农场知青得到了锻炼、提高，并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
城市知青下乡，既是响应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和受到“农村是个大学校”的鼓舞，同时也是为了自立、求生和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需要。
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农场是知青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而知青是农场这最新最美图画的创造者。他们艰苦奋斗，认真探索，积极创新，创造了很多成果，把贫脊的土地变为肥沃；单一经营粮棉发展成农牧副渔商综合经营；从贫穷亏损靠国家补贴转变为全面盈利；农业生产从手工劳作，发展到从种、管、收、藏系列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
当时的农场状况，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市区相比，反差是很大的。知青从城市到农场，不能不说是人生的转折，是个脱胎换骨性质的变化。当时，农场接受知青的数量是超过了农田劳力的实际需要量的。大田生产人多地少，根据当时实际，只能搞“人海战术”。他们的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冬天敲冰开河、挖沟、修渠、整地、积肥，到了夏收夏种三抢期，是抢字当头。他们披着星星出工，载着月亮收工，顶着烈日高温在地里战斗、拼命。超负荷的劳动和体力过度消耗，是可想而知的。一些女知青在夏收、三抢期间，因受憋尿、下身浸泡在泥水中而得了妇女病。他们在坚持艰苦劳动锻炼自己的同时，也探索着、盼望着如何改进（改变）这种状况，实行机械化、科学种田。为此，国家、农场投入了很大财力，引进了成套的农机设备，并普及到所有农场。求变心切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知青，既好又快学会、掌握了多种机械设备和各个方面的技能。他们是科学种田的主力军。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化，促使粮食产量迅速提高，出现了成片的吨粮田，单产超过郊区平均水平，也列全国之先。同时还重视育种工作，自己培育良种和引进优良品种，改进了栽培和植保技术，创出了有机米等品牌。海丰农场的“海丰大米”那时成了上海响当当的品牌，市场供不应求。为城市提供数量多、质量好的副食品，是农垦系统的责任。想当年鲜奶供应跟不上市民需求是个突出问题。为此，在市统一规划下，绝大多数农场办起了奶牛场，实行科学养牛。各农场普遍加强了育种工作，引进优良的公牛，建立公牛站，统一供应精液；改进奶牛的饲养方法、饲料配方和挤奶方法，从而促进和保持了牛奶单产（日产、总产）的高水平。与此相应的，引进了多条鲜奶加工设备，确保了鲜奶质量，使市民吃到安全奶。还有乳品加工单位，为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增加了牛奶的品种。经过一个时期共同努力，解决了市场鲜奶供应紧张的局面，随之取消了凭票供应的办法。
养殖业，是各农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重要行业。为了多养猪、养好猪，畜牧技职人员和知青饲养员们，在饲养方法、管理上，不断摸索改进。从熟料喂养改成生料饲喂，继而采用了混合料饲喂。青年饲养员十分重视母猪饲养，他们认真观察发情期，及时给予配种，提高了受胎率、产仔率和仔猪断奶窝重。同时为肉猪饲养管理摸索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五四、星火、跃进、东风等农场出现了先进养猪场。各场涌现了一批以知青为主的先进养猪能手，有的被选为市级、局级和场的劳动模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跃进农场畜牧场的技职人员和青年饲养员相结合，借鉴外国的经验，创造了干粉、食槽、自由饮水和大群饲养方法a这个改进，使猪可以自由觅食，自由饮水，饲养员只需每周在食槽里加一次混合料。这样，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节省了劳动力，一个饲养员从只养几十头，增加到养几百头，而且降低了料肉比例，增加了长肉率，肉猪六个月就可上市，节约了饲养成本，饲养场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单位。这些系列的养猪成果当时在全国都是先进的，肉猪饲养量得到很大提高，全系统的最高年饲养量达29万头，出口17万头。当时的农垦部门为推广跃进农场的先进饲养经验，在该场召开了全国农垦养猪现场会议。新华社在“内参”上发了专稿，把跃进农场的经验推向全国。
为发展家禽生产，各农场都建立了养鸡、养鸭场，有的还建立肉鸽场。到1990年全局上市肉禽达127万羽，上市鸡蛋5千多吨，出口鸡33万羽，鸡蛋400多吨。肉鸽供应市区各大饭店等饮食行业。
发展养鱼业，也是农场为市区增加副食品供应的重要方面。1970年起，到1990年，农场先后开挖淡水鱼塘16000千余亩，最高亩产达千斤，鲜活鱼直接供应市场，为菜市场增加了一个热点。有的养鱼场，除饲养鲢鱼、青鱼品种等外，还养了甲鱼、蟹等品种。海丰农场有三千多亩对虾塘，自己育苗，所产对虾，外销日本、美国和香港。多余的虾苗供应其他养虾单位。东海农场的三千多亩鱼塘，引进、开发了饲养罗氏沼虾，成了副食品市场的新品种、抢手货，丰富了市民对美味佳肴的需要。
无工不富，是个真理。农场从1970年起，当时市领导为了安定人心，减少对农场的财政补贴，指令性地将市区的一部分工业企业或项目，下放到农场。从此，农场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局、场都成立了发展工业的专门机构，发动农场职工（特别是知青），利用各种渠道、关系，引进工业项目，发展队办、场办大小不同的工业企业。农场用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着重培养青年技术骨干，对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推动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创办了一批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产品畅销的工业企业。有的成了部、市专业项目的重点企业。特别是长江仪表厂列为生产汽车的配套厂，久盛不衰。农场工业的发展，使整个农场系统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01979年全局系统实行财务大包干，当年包干，当年全系统实现了盈利，1980年实现了场场盈余。农场富了，职工收益有了增加，各场建造了医院、学校，改善了职工医疗条件和方便了职工子女上学，建造电影院、娱乐场所，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各农场还成片地建起了别墅型小楼，大大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缩小了城场之间的差别。农场企业的蓬勃发展，是老职工的引领，是老职工的引领，知青的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几十万知青的全身心地投入农场建设，就不可能有农场今天的繁荣、兴旺。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贫困俭朴的生活，是催人成长的良好条件；经得起艰苦劳动、节俭生活的锻炼，又能认真看书学习的知青是最有出息的。几十万知青，经过战天战地、生产实践、政治风云和思想是非分辨的锻炼成长，涌现出了大批的精英人物。他们炼就出了铁肩钢腰，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小部分留在农垦系统的知青骨干，站到了局、场、公司、学校的领导岗位，几十年如一日，以忘我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带领广大职工，推动了农垦事业的发展。大部分知青，根据国家的需要，以多种方式、渠道，上调到市区各行业工作。他们继续得到国家的培养并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其中有的成了作家、医生、演员、画家、教师、企业家、私企业主等，有的从政担任了市、区、县、局、高校的党政领导职务。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施展才能，服务于社会，为人民创造福利。我以为这一成果，也印证了“农垦是个大学校”。
（作者系原上海市农场局局长，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