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成立于什么时候？
崔永进：“抗大”总校成立于1936年6月1日。但在1937年1月19日前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完成历史使命。其间共培养出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包括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干部。
采访者：“抗大”分校全国有多少？
崔永进：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和八路军相继在华北敌后和陕北开办了“抗大”第一、二、三、六、七分校和太岳、太行分校，共7所分校，还开办了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在华中敌后，新四军也先后创办了“抗大”第四、五、八、九、十分校，抗大皖江第十分校，共7所分校。
采访者：“抗大”第一分校的来龙去脉如何？
崔永进：“抗大”第一分校组建于1938年12月25日，地点在陕西省延长县。当时学生有三四千人，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成立后，“抗大”第一分校即行东迁，长途跋涉到山西省长治地区的屯留县故县镇（1939年1月25日到达），距离八路军总部仅10余里路。1939年2月23日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都参加了典礼，朱德总司令还作了报告。当时学员有3237人。1939年7月6日，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抗大”第一分校转移到太行山南部数县的山岳地带。
1939年9月18日，首期学员毕业：I939年11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下令“抗大”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1月5日到达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张庄一带：1940年2月开始招生（第三期）．年底毕业，共招2670名。此时校长为周纯金，李培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任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1941年1月初，第四期学员入学2524名，至八九月间毕业。1942年初招收第五期。1943年
3月，“抗大”第一分校校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袁仲贤任团长，继续保留“抗大”第一分校的番号。直属机构改设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教育长为孙继先：9月，梁必业任校（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42年6月第六期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开学，1944年3月
毕业。1944年6月，学校领导又作调整，校长曾国华，副校长孙继先，教育长李梓斌。学员队一队、二队为军事队，三队为政治队，四队为文化队，并有上干队和城市青年队。此年6月第七期开学，1945年4月2日，“抗大”第一分校第八期在费县县城开学。此时，学校有6个学员队，扩编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第一大队有4个连排干部队；第二大队有两个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的工农干部队，以学文化为主，两个胶东知识青年队；特科大队有迫击炮、重机枪、工兵等3个队。学员当时有1200多人。
采访者：您什么时候到“抗大”山东一分校学习的？
崔永进：1943年5月左右。记得那时麦子还没有割，我从山东鲁中军区过去到“抗大”山东一分校（当时名称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连排干部第四队学习。一分校是“抗大”在敌后根据地所建12所分校中的一所，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培养的干部最多、参加战斗最多、取得战果也是最多。现仅存司令部办公用的两间民房，1977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去学习时，学校在莒南县（原奉贤县教育局局长刘建平同志的家乡）大店镇。学校没有固定的地点，是流动的，但大店住的时间比较多，记得学校办在一户地主家的院子里。大店那地方大地主很多，当地老百姓有顺口溜：“大店大地主，害人害得苦。”大地主家周围都是佃户。因为房子多，所以“抗大”一分校那么多人在大店都有地方住。当时地主也住在那房子里，但抗日了，我们对他们已经不批不斗。那些地主家的“老姑娘”特别多，有的30多岁了，还嫁不出去，她们当然想嫁给贫下中农，但贫下中农不敢要，养不起她们。我去时学校的政委是梁必业，校长原来是个旅长。我们这个连队共有100多人，分3个排，我分在四中队一排一班。这100多人都是20多岁的小青年，从学校出去后大部分都成了连长、营长，有的还是团长。在“抗大”一分校一共学了两年左右时间，从1943年5、6月到1945年8月。上课内容，军事占70%左右，包括出操、投手榴弹、打靶，文化占20%左右。我的文化知识就是在“抗大”一分校学的。我们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分配了，当时都是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抗大”里的教员，有分工，有的教文化知识，有的教理论。我曾经在大连见到过一个当时教我们英文的教员，但那时我穿着公安制服，怕惊吓到他，便没有与他打招呼。
采访者：您1945年就开始拍照了，那相机是哪里来的？
崔永进：照相机是日本生产的，我南下时一个战友送的。前面有个四方块，是从四方块里看的那种120照相机。我从南下一直拍到江西九江、北京，我家里小孩子的照片都是我拍的，从他们小时候一直拍到他们长大。这是我家老照片保存较多的主要原因。采访者：哦，那是什么牌子的照相机？
崔永进：牌子我讲不清楚了。
采访者：这台照相机是缴获敌人得来的还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
崔永进：不是缴获的，是我单位的战友送给我的。至于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就不清楚了。
采访者：您能留下这么多照片，就是因为您爱照相的原因吧？崔永进：嗯！后来到北京工作后，这台照相机很老了，给我卖掉了，卖到几十元钱。
采访者：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到有一段特殊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因为您生病还是受伤？
崔永进：是养病，因为肚子上生了个疖子。那时“抗大”正在训练，但是我那时正在生病，肚子上长的疖子在化脓，不能做趴下来爬行的动作，加上敌人要“扫荡”。所以，领导讨论后安排我住到莒县大店西边一个村子的一户姓张的大娘家里养病，待病养好了再回学校。我在她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大娘待我很好。
采访者：您资料里提到这户人家只有女主人和她的女儿，那么男主人呢？
崔永进：这个情况不清楚。
采访者：那女主人年龄大概多大？
崔永进：看样子大概50岁不到，她的女儿只有十一二岁。她家房子比较多，北边有3间，东边有两间，我就住在东边两间。她家条件在当时还是可以的，村长安排的总是不差的。那位大娘当时对我说：“如果敌人来了，我就说你是我的儿子。”并要我记住她姓张。我在养病过程中，也给大娘做点家务，如扫扫院子，提提水，感情越来越深。有一天大娘提出要认我做她的干儿子，我毫不思索地一口答应。大娘脸上堆满了笑，十分高兴。敌人“扫荡”过后，我的病也好了，便对大娘说我要回学校了。但她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挽留我多住几天。没有办法，我就答应她回校后抽空来看望她。走的时候，大娘将我送出很远，迟迟不肯回去，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可是后来我失约了，由于回校后学习的任务越来越重，部队活动越来越多，我直到离开学校都未能圆我去看望大娘的心愿。此事直到如今我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歉意。
采访者：这个时候您在“抗大”了吗？
崔永进：对，就是在抗大，1943年下半年，敌人开始“扫荡”了。这是敌人“扫荡”的最后一年，之后敌人也不敢出来“扫荡”了，即使出来也是成群结队，不敢散开来，还没到村子就开始“砰砰砰”地放炮。这叫“羊群战术”。敌人是怕被我们部队打伏击。那时，八路军为了保存实力，一般不正面和敌人接触，主要搞突然袭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