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在陕西户家庄晋绥党校合影。左起龚逢春、龚晓实。
记得我四岁半时，父亲因积劳成疾，患有胃溃疡，肺结核等疾病，又因伤寒病后身体更加虚弱，组织上照顾他，让他到晋绥分局党校任校长，边工作，边休养。此 时，母亲又患重病去延安住院治疗。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出麻疹，高烧不退，父亲十分着急，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把我从外祖母那里接到身边，每天工作．之余都 要照顾我吃药、喝水，并亲自给我做饭，尽量使我吃得可口。父亲还用废纸，麦秸，木块等物品亲自动手为我制作各种精致的玩具，让我玩得开心。在父亲的精心照 料下，我的病逐渐好了。父亲还经常给我讲故事，耐心回答我提出的各种幼稚可笑的问题。有一次，我自编自演了一幕戏给父亲看，父亲非常高兴，便将它记录下 来，一直保存到我长大成人，又交给了我。父亲在前言里写着：“吾女小四，年值四岁半时（即 1946 年春抗日战争刚才结束，听到一些日寇杀人烧房子故事，乃自编自唱一剧向吾歌唱，吾甚惊其思考力之过早发育，并为了解其脑力发育与思想状况，乘吾休养暇时，因以笔记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女儿的爱。 1949年，父母随贺龙元帅的部队进军四川，因为一路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很不方便，就托周文叔叔把我带到北京上学。直到1954 年春才把我接到重庆。在重庆上学时，我是住校，每逢周末，父亲总是亲自做些好吃饭菜等我回家。 父亲虽然非常疼爱我，但从不因父女之情影响工作。1947年，我母亲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我被送入晋绥分局托儿所，因不慎摔断了锁骨。父亲去看我时，带了许多他自己画的国画菊花图挂在我住的房间墙上，鼓励我战胜伤痛，对我非常关心，但是因怕影响我母亲的工作，一直没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她。
1946年在山西张家湾晋绥党校合影。左起龚逢春、龚晓实、姜宝箴。 父亲也没有因为疼爱我而放松对我的要求。我小时候主要由外祖母照看，外祖母十分娇宠我，所以我的脾气很坏，常常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上初中一年级时，一次对班主任老师也发了脾气，老师非常生气，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回家后，父亲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我。 父亲长期从事党校工作，在他影响下，我也经常读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理论书籍。父亲并不以我会讲一些理论为满足，而时常提醒我要理论联系实际。1961年，我被保送到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学习。1962年寒假回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的申请书基本上是从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和邓小平同志“修改党章报告”上摘抄下来的。我自认为写的不错，就拿给父亲看，父亲看后批评我没有写出自己对党的认识，没有写出感情，并尖锐地批评我是“誊文公”。 父亲在生活上也不放松对我的要求。上初中三年级时，父亲为了锻炼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每月给我20元钱，包括伙食费，住宿费，学杂费、书费，文具费，买衣服，零用钱一切在内。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从不乱花钱，省吃俭用，并将节余的钱存入银行。后来我们家从重庆搬到成都时，我节约的钱就做了路费。我上西军电以后，每月有6 元钱津贴，父亲就不再给我钱了。由于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我每月的津贴费都有节余。 
1947年在山西兴县北坡村合影。左起：龚逢春、龚晓实、姜宝箴。 我父亲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党校工作，认识的老同志很多，但他从来没有为我麻烦过别人。我1961 年到西安上大学，直到1965 年在西北局工作的李登瀛叔叔和在西军电任政委的梁仁芥叔叔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我在西安，他们都埋怨我父亲不告诉他们。 父 亲自己在生活上也从不搞特殊化。在成都和北京工作时，我参观各处名胜古迹，例如成都的杜甫草堂，武候祠等，北京的故宫、北海等，都是挤公共汽车去。虽然组 织上给他配有专车，但他从不为私事坐专车。一次，我和父亲去北京自然博物馆参呢，回家时正遇上大雨，又正赶上外国国家元首访华，东西长安街戒严。不通公共 汽车。我担心父亲的身体不好，淋了雨会生病，就让他在商店里避雨，我自己花钱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父女俩才回了家。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总是自己补衣服，钉鞋。他节约的钱除了资助农村的子女、亲戚外，都买了书。他说没有什么遗产留给我，他唯一的遗产就是几箱子书籍。可惜我父亲多年收集的古今中外名著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都被一些不懂事的中小学生当成封资修的书籍烧掉了。
我的父亲对待亲属子女要求严格，从不为他们谋私利。1947年 解放区精兵简政，父亲带头把我已经参加工作的外祖母和舅舅动员回了农村。我从小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和外祖母感情很深，外祖母走后，我常常因思念她而哭 泣。解放后，父亲把我的二哥、二姐、三姐接出来上学，而我的大哥、大姐及他们的子女至今一直留在农村。解放后许多亲戚来找我父亲，要求给他们安排工作，我 父亲劝他们安心在农村劳动，没有为任何一个亲戚安排过工作。我父亲也从来不收别人送的礼。 我父亲对子女又是一个很讲民主的家长，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子女选择职业，选择爱人征求他的意见，他都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从不加以干涉。 我父亲一生刻苦学习，手不释卷，做了大量笔记，摘抄，收集了许多资料，积累了许多剪报。他作学问从来一丝不苟，经常查辞海，查辞源，或向人请教，不耻下 问。有些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也向子女请教。所以我父亲知识渊博。他要求子女也要这样作学问。有时我给他读报读错了字，他就让我去查字典。 我父亲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书法、绘画都有一定的水平，但从不炫耀于人，只是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还搞过文艺宣传工作，会多种乐器。平时工作之余，爱拉京胡，弹月琴以自娱。 1954年，我被重庆团市委选中去苏联参加少先队夏令营。先到北京团中央参加集训。从重庆出发时，父亲特意来为我送行。那时，我买了一支笛子，想学吹笛子，父亲顺手拿起我的笛子为我吹了几支曲子，我惊讶的发现父亲还会吹笛子。 父亲也从不炫耀自己的革命经历。1954年 我去苏联参加少先队夏令营，在莫斯科饭店巧遇贺龙元帅，当他得知我是从重庆来的时，，就问我父亲是谁，我告诉他我是龚逢春的女儿，贺龙元帅非常高兴地向大 家介绍我父亲是老红军。我以为贺伯伯把老干部说成了老红军，因为我不知道父亲当过红军。回国后，我向父亲提起此事，他才告诉我，他曾经当过红二十六军政治 部主任，军长是刘志丹。 1965年暑假期间，陕西省吴旗县要布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纪念馆，向我父亲做调查，我才得知父亲于1935 年10月 去吴旗镇见毛主席的事。他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苏区的情况，又汇报了陕北乱搞肃反的情况。我父亲说当他听到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时，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我父亲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正在那一带地区打游击，所以骑上马就跑去见毛主席了。毛主席把自己仅有的三支香烟拿出来请我父亲抽，还问 他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说需要枪，毛主席就给了我父亲一些枪支。 我父亲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倾注于党的组织、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 1973年，父亲患心室壁瘤住进了北医三院，从此卧床不起，直到1978 年12月1日去世。在病重期间他仍然关心着国内外大事，每天收听新闻广播。他特别关心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宝钢、攀枝花钢厂的建设非常关注。有同志来探望他，他总要不停地询问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他还特别关心中央党校恢复以后的理论教育工作。 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心脏献给了北医三院作为科研和教学的标本。 我的父亲把他的一颗红心，把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人民，他所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1991年5月27日 作龚逢春的四女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