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大公安总局_前辈

采访者：到安东后，一直呆在安东吗？

崔永进：不是。在安东住了两三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抽调一部分同志去旅大市工作，共去了20多人。其中就包括我在内，都是党员，另外有山东的马学奎等人。我们从安东坐上大卡车，朝西南方向驶去，中间重新又经过庄河县。我们身上没有携带枪支等武器，但车上有一个苏联红军的少校军官，坐在卡车的最前面，所以走到任何关卡都能通行无阻，因为当时旅大市已经由苏联红军进驻管制。

采访者：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背景如何？

崔永进：很复杂。早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和平签约，苏联对太平洋战争严守中立。美国为了让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出兵远东，便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苏联将对日作战，但外蒙古维持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优惠权须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中设立公司共同经营通往大连出路的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等。“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参加情况下，讨论、决定中国主权和利益问题，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但苏联红军能够出兵我国东北帮助我们消灭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侵略军的失败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一件好事情。

1945年4月15日，苏联宣布“苏日和平条约”无效。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出兵一举打垮了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共75万人的日本帝国主义精锐——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率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附件《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同盟条约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为自由港，中长铁路在中国主权下中苏共同经营，旅顺口地区作为苏联海军根据地，限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根据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分别由亚玛诺夫少将和伊凡诺夫中将（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率领空降兵（各250名）在大连周水子机场和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各为当地警备司令，对旅大地区实行军管。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时间是1945年8月22日。

苏联红军进驻后，日军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联红军投降，日军武装被解除。不久，亚玛诺夫少将被库兹洛夫中将替代。8月22日，苏军坦克部队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的空降兵也在旅顺口降落。随同苏军到达旅大的，还有一批到苏联整训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被任命为3个区的警备副司令。到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也来到旅大，为“苏军少校”，9月6日，有五六个苏军元帅到达旅顺。9月28日，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如今，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三里桥村，建有苏联红军烈士陵园，是大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陵园前的和平广场上，矗立着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是1999年从大连人民广场（原称斯大林广场）迁建而来。纪念塔由花岗岩雕砌，32米高，呈六角型塔身，东西长53米，南北宽17.4米。基座长方形，塔正面竖立一尊高达5米的苏联红军战士铜像，此为纪念苏联红军解放旅大而建。塔基正面中间，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永恒的光荣》碑文。苏联红军在旅顺口一直到1955年5月才完全撤离。周恩来总理曾到旅大慰问。撤离前，旅大市各界群众举行多种形式欢送活动，场面十分感人。不过这是后话，那时我早已不在旅大了。采访者：再说说您初到旅大市的情况吧。崔永进：那天卡车整整跑了一天，夜里八九点钟才到旅大市公安总局（斯大林广场附近）。9月间，我被分配在旅大市公安一大队当警卫排长，公安一大队大队长叫陈佛。从那时开始从事公安工作，一直到离休，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公安、政法工作，整整40年时间，这是我引为光荣，也是终生难忘的。在大连我后来升为中队长兼指导员，军衔肩章由三颗星升为四颗星（当时没有杠）。由于上级规定，到旅大市后不能用真名，我的姓名就由“崔金照”改成为“崔永进”。后来离开旅大市南下后，此姓名仍一直沿用了下来，没有再改。

采访者：当时旅大市的领导人是谁？

崔永进：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1月建立中共大连市委。1946年7月，大连市委改为中共旅大地委，仍由韩光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第二书记。1947年4月成立关东公署时，旅大地委一度改名关东地委，旋恢复原名称。1948年东北局决定欧阳钦为地委书记，韩光和李一氓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949年2月，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照1日。1949年10月旅大区党委改为中共旅大市委，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其后改为中共大连市委，一直到今。1945年10月28日，苏联红军指挥官库兹洛夫中将发布命令，任命迟子祥（大资本家，苏联政府决定由其担任）为市长，中共调派的陈云涛为副市长。1947年4月初成立关东公署时，仍由迟子祥任主席，刘辛桓（刘顺元）、乔传珏任副主席。1949年4月27日，选举韩光为行署主席，李一氓、乔传珏为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韩光任市长。1945年11月初，旅大警察总局（市政府成立后改为公安总局）成立，警察总局局长是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化名赵东斌，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书记（政委）韩光。公安总局成立后，中共旅大党组织从各解放区到旅大的干部和指战员中，选调大批人员充实市、县、区公安局。同时又清除了反动的旧警察。此后，公安总局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就是穿警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部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辽东军区管辖。1946年5月1日起实行警衔制，并分为5等18级，这是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需要。实行警衔制后，赵东斌为中将警衔。警衔分成警士、警长、尉官、校官、将官5等j赵东斌之后，由周光（中将警衔）任公安总局局长。宋光为总局政治部主任。总局当时分设督察处、

训练处和总务处。督察处下设7科，训练处下设4科1股，总务处下设7科1院（医院）和一些工厂、商店。

旅大市根据解放战争的需要，不断组织兵员，向前线输送。1946年2月至1947年9月24日，旅大市输送的兵员共有32700人（其中公安总局调出去的有13400多人）。这当然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进行的。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旅大市还向解放军输送了236万双军鞋、300万套军服、50万发炮弹、1430门迫击炮、450吨炸药、80万枚引信等：旅大地区当时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上已是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有一次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曾高度称赞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就是在甘井子场地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我在旅大公安总局岭前分局（1946年1月9日由警察第一大队改为分局）当中队长、股长、分所长，当的时间比较长。1946年，我原在的中队也支援解放军，队伍去了辽南解放区，但我还是留在旅大公安总局。不久，我被调到大连湾那边的金县（现金州区）公安局当中队长和城区公安分所长，大尉军衔：我后来从这里南下。采访者：那么除了你们20多个调到旅大的，还有一些一起到安东的同学去了哪里？

崔永进：他们都去了哈尔滨，有的学开飞机当飞行员，有的当地勤人员。1954年我在北京颐和园时碰到其中一名同学，叫林虎，他原是我们班长，碰到他时已经是一名飞行员了，穿着一身黄呢制服。有一个同学不小心被飞机的螺旋桨打到后去世了。

采访者：在旅大市工作期间，经常会碰到剿匪行动吗？

崔永进：经常碰到。因为旅大市周边国民党活动非常频繁，他们经常派特务到旅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一次特务企图暗杀韩光同志，结果另一同志遭到袭击。当地土匪也常派人来从事破坏活动：

采访者：在您当公安分局中队长期间有过几次剿匪，其中一次是在1946年秋天，抓住了5个人。能介绍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吗？崔永进：那次战斗地点在傅家庄。这个地方有苏联红军的一个兵站。我们得到情报，说有一伙土匪准备抢一户人家，我立即带上七八个战士，换上便衣，夜里埋伏在这户人家附近。到半夜12点左右，这伙人果然来了，敲开门就进去，把里面的人绑起来，然后翻箱倒柜地开始抢劫。这时，我下命令进攻，五六个人冲进去用枪对准那些劫匪并擒获，其中从一个劫匪身上缴获一支左轮手枪，其他匪徒拿的都是大刀。这次剿匪很顺利，老百姓很是感激，要跪下磕头，但被我们劝阻住了。

还有一次，在旅大市中LJI区的丰满町，这个地方窑子（妓院）很多，有很多妓女，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各个国家的妓女都有。在这个地方，发现日本特务杀害了几个苏联红军。接到情况后，我们侦查确实，有四五个日本人。于是，我就带着一个连队把那个楼包围了起来：楼有3层，大门紧锁：我们把门踹开后，先派一个战士进去，结果被里面的日本特务冷枪打中，牺牲了？我们其他人见状都冲了进去，日本特务就往楼上跑，一直跑到3楼，从一个洞里躲进了3楼天花板和屋顶的隔层里，只要听到下面有动静就开枪。我们只能在外面守着，一个苏联红军中尉拿枪冲了进去，结果在3楼楼梯口被躲在上面的日本特务开枪打伤了手。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对我们很不利，所以我们就围了不攻，把他们围了一天。夜里，日本特务开始放火，火势很大，消防队员赶来救火，结果敌人趁乱突围逃掉了。后来我们白天在旅大市进行搜查，根据一名朝鲜人提供的线索，抓到一个被逃脱的日本特务，几个人把那个日本特务摁在地上，抓住了他：那日本特务当场将舌头咬断，不能开口讲话，审问也问不出什么，此案就到此为止。我们连队牺牲了一个战士，苏联红军也被打伤了一人。

还有一次，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反对苏联红军的游行。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我们连队正巧有个战士被辞退了。那个被辞退的战士却潜伏到敌人组织的游行队伍里打探到了情报，回来告诉了我。我带了一个排全部换成便衣，有的部署在马路口，有的摆摊，有的装卖报纸。我们采取钓鱼的方式，对游行队伍里的人说：“你出来一下。”等人出来了就抓走，出来一个抓走一个，最后全部抓光（共四五十人）。游行者抓完后就去抓组织者，司令、参谋长等3名主要人物在另外一个地方的2楼，我带队亲自去抓捕。上了楼梯有电网，我们不小心触了电，但无大碍，把电网卸下上了2楼，此时他们3个人正在屋子里策划，全然不知那边的游行者已经被我们抓获。我在外面开了一枪，然后用脚踹开门，用枪指着他们说：“不许动！举起手来！”3个人都举起手束手就擒，一个个被押下楼去。接着，我们在他们住的地方搜查出了一支枪、游行计划和游行路线图等，此案就圆满结束。后经调查，原来这是国民党地下组织反对苏联红军占领的一次行动，在旅顺也有一伙人，后来也被抓了，也有四十多人。此次破案行动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们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第一次在旅大市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案子，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苏联红军跟国民党签了条约，在旅大市可以驻军30年，其他任何军队都不允许存在。实际上苏联红军对我们共产党另眼相看，我们当时的共产党员是不公开的，所谓“白皮红心”，穿着有点像国民党的衣服，却是共产党员。当时中共旅大市地委书记是欧阳钦，旅大市市长是韩光，公安局长是周光（当时的军衔是中将），地委副书记是陈光，后三者当时我们称为“三光”，他们都是“老八路”。苏联红军知道我们的情况，但对外都说不知道。一直到1949年5月左右，共产党组织才对外公开挂出牌子。苏联红军则一直到1955年才撤出旅大。1946年开始，旅大市城外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但不敢进市区，因为国民党军队一靠近，苏联红军就会打炮。在旅大期间，我发展了两个共产党员，都是给我当过通讯员的，后来他们都在公安系统工作，现都退休了。旅大当地人是瞧不起“海南”（渤海南面）来的人，叫“海南丢”，就是指山东人，“此地巴子”就是当地人，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他们不讲了，知道我们原来是八路军，他们都要求来当兵，并说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山东人。

采访者：在旅大市驻扎的苏联红军共有多少人？

崔永进：有资料说，到1945年8月底，苏联红军在旅大共有l万余人。而到苏联红军1955年撤离前的统计，苏联在旅大地区所驻守的陆、海、空、炮各兵种，共约30万人。苏联海军驻在旅顺，空军驻在旅大机场，陆军就到处都有，市内、郊区都有。

采访者：那么，苏联红军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崔永进：就是工作关系咯。他们是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我们最高机关是中共旅大地委，公开的则是市政府。解放战争时期的旅大地区，实际上是由苏军军管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采访者：公安总局局长中将的军衔是谁授予的？

崔永进：应是地委或更上一级给的，但绝对不是自封的，是工作需要。“文革”中造反派说是自封的，那是瞎说。

采访者：那时我们不是没有军衔吗？

崔永进：那个地方是特区，所以有军衔。是为了同苏联红军打交道的需要，他们都有军衔么！我都有军衔，是大尉。地委干部就没有军衔了。

采访者：苏联红军在旅顺特区主要干什么呢？

崔永进：他们就是维持社会稳定，防守国民党，暗中保护共产党，当然也是苏联自身国防的需要。如1945年10月，国民党一个军想乘美国军舰从大连登陆，苏联红军坚决予以拒绝。

采访者：在市里国民党的政权有没有？

崔永进：没有，部队也没有。蒋介石早于我们共产党，任命一个叫沈怡的人担任大连市市长，并在重庆和上海两地设立了大连市政府办事处，准备接收大连。但没有用，进不来。1945年8月15日，国民党曾派一个叫汪渔洋的人抢先搞了个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苏联驻军也认可，挂了牌子。但他后来从事反苏活动，被苏联红军查实后将汪渔洋等6人予以扣押。后来，国民党又派了个人重新成立国民党市党部，还成立“东北行辕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1946年1月，他们在密谋暴动时，被我们公安部队一网打尽。只有我们共产党有政权，并且还有“中苏友好协会”、“大连市职工总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因为我们跟苏联友好呗。但对外我们也不说自己是共产党，用韩光同志当时说的，我们是“西瓜政策”，外绿内红。穿的衣服粗粗一看跟国民党警察有点像（其实不一样），但实际跟国民党没有关系，完全是装装样子的。我们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采访者：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打仗，对你们这边有影响吗？

崔永进：直接影响没有。因为苏联红军在这边，谁也不敢贸然打进来。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犯到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驿以南驻有苏联红军，就再不敢贸然侵犯。中共辽南省委及辽南军分区退到了普兰店，机关、电台、机要人员都进入旅大地区，国民党军队不敢再往前。有时国民党军队炮击石河驿以北、普兰店以南东北人民解放军阵地，苏联红军应解放军请求，以猛烈炮火予以还击。国民党的炮弹有时打到苏联红军岗哨防线里面，苏联红军就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反之，国民党军队抗议苏联红军违反中苏条约，袒护解放军，但苏联红军不予理睬。

采访者：那你们当时知道外面打仗的情况吗？

崔永进：内部晓得的。因为有地委在，地委跟东北军区、延安都有联系，用电报联系。

采访者：在特区里，国民党特务有吗？

崔永进：有。而且不少：破了大量案子。我不就破了一个案子吗？最后他们都判刑了，后来我翻阅资料，都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

采访者：听说国民党有一次派大员来想接管旅大市？

崔永进：有这回事。1947年6月3日，国民党派来一个东北行辕的谈判代表、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团长的旅大视察团，乘坐的是“长治号”军舰，在旅顺口港登陆。董彦平来时，公安总局局长周光和苏联红军将领都前去迎接。董彦平前来，名义上是视察，实际想接管，但没有成功。他们来时，还带了大量苏联红军的货币，目的想搞乱、搞垮旅大市的金融市场。但苏联红军警惕性很高，赶紧在流通的货币上贴上印花税票。国民党带来的大量货币没有贴印花税票，就不能使用、不能流通，等于是一大堆废纸。我所在的分局也积极配合苏联红军，挨家挨户去做动员工作，在苏联红军货币上加贴印花税票，从而保证了旅大市金融市场的稳定。而国民党派来的那些人，由于带来的货币不能用，结果寸步难行，什么东西都无法买，怨气冲天。国民党的那些“视察”人员不死心，到工厂就问工人：“现在造炮弹吗？”见警察就问：“有没有从山东来的八路？”还到处寻觅妓院、鸦片馆，目的是找茬子，但都碰了壁。结果，到6月12日，也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旅大。

采访者：你们属于谁管辖？地委的上司是谁？

崔永进：我们属于地委领导，地委的上面是东北局。当时共产党干部都以“灰色”面貌出现，共产党干部不穿解放区的服装，而是西装革履，礼帽长衫：党的组织也不公开，公开时间是1949年4月1日。当时我们去地委开会有红卡、绿卡，我是绿卡，他们不认人只认卡，因为要保密。

采访者：红卡、绿卡的区别是什么？

崔永进：红卡是团级干部，绿卡是营级干部。凭卡进去开会，对外都是保密的。

采访者：地委在哪里？

崔永进：在旅大市。苏联红军跟我们约定，他们部队的人违法乱纪由他们来管，中国人违法乱纪由中国人管。他们也有监狱，他们的士兵犯了法都要打到水牢里的，一天就给两片面包，当兵的吃黑面包，营以上的军官吃白面包，他们级别非常森严，当兵的在马路上见了当官的都要敬礼，不敬礼是不行的。我们当时也有规定，见面必须敬礼，先由下级对上级敬礼，然后上级对下级还礼。

采访者：当时除了旅大，其他地方还有特区吗？崔永进：没有，只有旅大。

采访者：有苏联红军驻扎的，除了大连其他地方还有吗？

崔永进：日本鬼子被赶走之后，其他地方的苏联红军都撤掉了，像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都给了国民党，就留下旅顺大连，因为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协议，苏联红军可以在这个地方驻军30年。

采访者：您离开旅大以后，您所熟悉的人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有没有？

崔永进：我的一个同学叫马学奎留在那里，还有一个姓陈的。采访者：那你们跟苏联红军打交道讲什么话呢？

崔永进：都有翻译。我的通讯员日本话和苏联话讲得都很棒，我出去都带着通讯员的。

采访者：您的通讯员叫什么名字？

崔永进：一个姓刘，一个姓李，都是当地人。那时在路上碰到的，要么是苏联人，要么就是日本人，朝鲜人碰到的很少，当时不叫朝鲜人，叫高丽人。一般我出去都要带通讯员，不然碰到事情不能沟通，麻烦。当然，简单的说几句俄语，我也会。

采访者：您还能讲几句吗？

崔永进：可以。如走路叫“巴焦么”，好叫“哈拉烧”，中国人叫“盖搭伊”。当时单位也教简单的俄语对话，因为跟苏联人接触比较多。

采访者：您在旅大工作很有特色，如今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实物吗？

崔永进：我本来有一张与一位苏联红军军官的合影，但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实物只留下一根皮带了，是1945年刚到旅大时发给我的，那时我是中尉军衔。这根皮带我已保留它66年了。前一时期打扫卫生时，老刘已经把它扔出去了，我重新又去拣了回来，说：“这根皮带，我要留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