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1949年3月您开始南下，请讲讲南下的过程。
崔永进：当时是接到组织命令填表后安排南下，南下干部大队有好多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县长，也有区长等：
采访者：你所在的南下干部大队的一些主要领导后来到哪里去了？
崔永进：都到南昌去了。我们南下大队共有200多人，有的是一般干部，譬如我夫人刘香松，当时南下时已是一名党员，一般的工作人员。
我们从旅大坐火车南下，火车坐到沈阳，苏联红军把我们拦住了，因为火车朝北能到哈尔滨，但朝南最多到沈阳，天津到不了：停留半天后与他们商量，同意火车开到天津。到天津后，刘少奇同志接见了我们，接见的时候我们大队好多人，都去了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估计有七八百人。进礼堂的人一律不能带枪，带了枪的，要把枪放在门口警卫那里，出来时才能给你。刘少奇同志给我们作报告，讲得很鼓舞人心。他鼓励我们先到江南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把我们调回北京。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本人。在天津期间，有一部分同志坐火车去北京参观，但是我没去。当时有个同事找我商量事情，等我回到寝室发现一个人也没有，问了后才晓得原来他们都去北京了。我就说：“哎！我没有去北京真是一大损失啊！”我们在天津停留了三五天后，又坐火车到了蚌埠。由于桥被炸断了，火车过不去，就下车走到蚌埠车站，再坐火车到南京，过长江的时候火车是摆渡过去的：我们到南京后住在下关，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兵营，当时南京
乱得不得了：在下关住了两三天后，刘伯承同志接见了我们，还给我们作了报告。他当时是南京市市长，他讲述了解放军渡江后的大好形势，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追击残敌，上海也快解放了。他还说到周恩来同志讲的一句话：战争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你们接管国民党政权后，要抓生产支前，清除残匪，维持好社会治安。随后，他派了一艘登陆艇把我们直接送到九江市二一路上，国民党的飞机天天轰炸，此时四川、云南、广东等地都还没解放。九江市的同志事先早已把我们
安排妥贴，所以一到九江下了船就直奔各自的工作岗位。
采访者：你们是什么时候到九江的？
崔永进：是1949年5月28日。29日，九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九江火车站候车室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省委书记陈正人等出席。会上宣布成立中共九江市委，书记杨石人。开始隶属省委，后来隶属九江地委。下辖有九江、永修、德安、瑞昌、武宁、星子、靖安7个县县委和九江市委、庐山党总支。九江地（市）委的首任书记是陈化铮，接任的是史梓铭。采访者：您是什么时候明确到九江市公安局当科长的？
崔永进：在登陆艇上时就已明确，由大队领导宣布的。九江市公安局成立于1949年6月2日，9月11日划归九江专署公安处管辖。九江市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叫杨凡（广东人）。他干了没几天，就奉命南下
案子也破了几个。其中有个土匪抢劫案。南昌那边过来的情报说，有一个长着什么模样的人可能是个土匪，包括他坐什么时候的火车到九江，也告诉了我们。于是，我带了七八个便衣到火车站守着，根据情报我们将一名嫌疑人带到车站售票处，对他询问了几句后就带到了局里。审问他之后，很快他交代了曾到九江县的一户人家去抢劫，并且交代出自己还有一支枪，而这支枪在另外一个人家里。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到了那户人家，开始那个人还不承认，后来我说：“有人已经说出你这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你最好放老实点！”最后他交代出自己确实有枪并且交出来了，是一支很漂亮、很新的左轮手枪。后来这把枪给了九江市委冯书记使用。还有一次也是抓土匪，那土匪抢劫商店。我们得到情报，这个土匪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到哪里抢劫：我们就派人埋伏在那个商店周围，到凌晨两点左右，那个土匪进入商店开始抢劫，我们埋伏的人员紧接着就冲进去把他抓住，带回审讯。此人交代，在安徽某地有两支枪，我们就押着他去取回那两支枪：还有一次是1950年，抓的是瑞昌县原国民党一个区队长。此人住在我们派出所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正好我们派出所里有一个人认识他，于是就报案，我派人去把那个国民党区队长抓住，然后打电话给瑞昌县公安局，让他们把此人押了回去。瑞昌县公安局正为找不着此人犯急，所以非常感谢我们。
那时候，我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持治安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号称“三套锣鼓一起打”。
采访者：下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跟老刘（指其夫人刘香松）的情况和你与她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
崔永进：我和老刘在南下途中还没有认识，是到九江工作后才认识的。老刘家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元宝坊刘家沟（村）。是个大家庭，与祖父母、叔叔、姑妈等住在一起。祖父和父亲都是工科大学附属工厂的工人。由于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家里还种着几亩田，是果园。刘香松姐妹弟兄共有8个，她是老大，下边有5个妹妹、2个弟弟。如今除一个妹妹（老四）因中毒亡故外，其余人都健在。刘香松家当时在市郊，前面是远东第一监狱旅顺监狱。旅大市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一直被日本人占领着，因此刘家周围住的日本人很多：监狱里关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她小时候常听到监狱里有人被枪毙。当时住的日本人在市区，比较富，有小洋房、煤气。中国人很穷，所以都住在条件最差的东沟、老虎滩、石道沟、傅家沟、干井子等最穷最苦的山沟里，就跟上海的棚户区一模一样。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6年12月开始，苏联红军驻军当局和旅大市民政部门开始遣返日侨。至1949年9月，分成三大批遣派日侨。结果，大批日本侨民都回日本了，总人数达到21万余人。日侨走了，原来日本人住的好房子腾出来了，我们就分给一些穷苦的中国人搬进去住，但起初中国人住不惯，煤气（日本话叫“加四”）不会用，也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
刘香松在老家读书读到高小毕业，学校名叫旅顺公学堂，虽是公办学校，但推行奴化教育，一周只有两节课教汉语，其余全部都用日语教学。她高小毕业后，为了逃避抓劳工，就到一所医院里去做了3个月的临时工，到1945年8月日本就投降了。1945年8月15日，刘香松17岁，到8月22日苏联红军就解放了旅大市。
1948年4月，她20岁，经过考试，到龙塘区英歌石小学去当教师，她自嘲说是小学生教小学生。这所学校的地址就在现在的大连软件园区。在这所小学，名义上是教书，但真正教学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几个月，其他时间在忙别的事情。比如出去征粮，整整用去一个冬天，还参加各种学习班，所以书其实教得不多。
1949年3月，老刘正式离开那所小学，到大连集中，参加旅大市南下干部大队集训，准备南下。南下大队分成好几个分队，总人数可能在400人以上，每天进行操练。我们南下时，老刘她也跟着 一块儿分到了江西九江市。到九江市后，她分配在市委秘书处当秘书，后到市妇联工作，还曾在九江市公安局机（关）保（卫）股工作过。那时，我们公安局就在市委办公楼的后面，中间就隔开一个场地。我们当时结婚是有条件的，必须符合“二八七团”才能结婚，就是说年龄必须满28岁，起码有7年党龄，并且是团级以上干部。我当时刚好28岁，其他要求也都符合了。我南下的时候是营级干部，渡江之后给我升了一级到团级。后来组织给我介绍对象，就是老刘，她当时20岁出头一点，当时我说：“那就先接触接触吧。”见过面，接触一段时间后双方都满意，组织上也同意，我们就写了要求结婚的报告。正式结婚的日子是1950年6月18日。
采访者：你们结婚仪式是怎样的？崔永进：那时结婚简单得很，我们就摆了2桌酒席（由食堂代劳），请局里的全体干部聚在一起吃顿饭就算结婚了，没啥其他仪式。
采访者：结婚证有吗？
崔永进：结婚证也没有=跟我同时结婚的还有当时九江市工商局的局长。
采访者：老刘家的老照片有没有？
崔永进：有一张姐妹几个和母亲在一起的合影。采访者：听说组织上给老刘介绍了两个？
崔永进：是的，给她介绍了两个，让她选。另外一个好像是工商局的副局长。后来有一次我开玩笑问她“你为什么选中我？”她说“你人长得好看。”边说边笑了起来。结婚后，约在1951年，她被调到市妇联去工作了。
采访者：您在九江市公安局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崔永进：一直到1952年，1953年我被调到瑞昌市公安局工作。采访者：您去瑞昌市公安局之前好像先到星子县公安局。
崔永进：对。去过星子县公安局，1952年三四月间去的，大概就呆了半年多一点时间。原因是星子县原来的公安局长生病住院了，但是那个地方土改、镇压反革命等任务很重，所以就暂时把我调去，等原来的公安局长病好后，我就被调回瑞昌县公安局去了。采访者：哦！这么说在星子县您是临时代理的公安局局长？崔永进：对！因为星子县委一定要我去，星子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我们互相都认识，他们原来都是九江市的。所以他们叫我去我就去了，那个时候组织观念强咧，叫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
采访者：他们的名字您还记得吗？
崔永进：县委书记叫苏求实，原来是九江市委组织部部长。县长叫朱冰，原来是九江市工商局局长。朱冰当星子县县长当到1952年10月。到1955年5月，他被调到九江专员公署担任专员，是中共九江地委的第二书记。
采访者：九江市公安局当时在什么地方？崔永进：在九江市沿江路上。
采访者：星子县公安局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吗？
崔永进：在星子县城里面，具体在哪里不清楚了（采访者注：经查，是紫阳路东南康府治后）=是单独的一幢楼。星子县1949年5月24日解放，县政府在砚池街。
采访者：县级公安局当时的机构编制怎么样？
崔永进：县公安局当时一般下设治安股、行政股、侦讯股、秘书室（后改秘书股）、供给股．1953年撤去侦讯股后，增设政保股。人员编制：星子县公安局1950年时32人，1951年25人，1954年增至30人；瑞昌县公安局1950年29人，1951年30人，1954年34人。采访者：在星子县公安局期间，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吗？
崔永进：那个时候的工作比较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叫做“三套锣鼓一起打”，就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件大事同时进行。所以工作就特别忙。我到了那里，主要的工作就是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些地主恶霸民愤大，必须要镇压，于是有的被抓起来，有的被枪毙了。给我深刻印象的事情是星子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工作很深人，到农村、到基层，发动群众搞土改。我随他们一起到农村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工作很艰苦、很深入、很细致。在我代理公安局长期间，枪毙了两个恶霸地主。当时我带了一个班七八个人一起下去，住在土改指挥部，一方面是保护指挥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是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采访者：接下来您到了瑞昌县，说说在瑞昌县的事情。
崔永进：瑞昌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是前后院子。1953年2月至8月，我当了瑞昌县县长，原来的县长当了县委书记。那时候县委没有常委，就只有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总共就3个人：凡是县里的大事，我们3个人说了算。
采访者：瑞昌县委书记的名字还记得吗？
崔永进：记得，叫王书枫。我刚去的时候他是县长，后来他当了县委书记，我就接他的班当了县长，调一个区委书记当县公安局长。我当县长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王书枫是河南洛阳人，他当县委书记到1953年3月，接替他当县委书记的是燕飞。王书枫从瑞昌调到九江，先担任地委秘书长，1955年3月任中共九江地委第一副书记、副书记，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后来被调到南昌，曾担任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和当时担任奉贤县粮食局局长的李新民一起去拜访过他，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那次去，主要是为县粮食局采购一批木材。王书枫主任明白我们的来意后，特地给吉安地区批了条子，叫他们给予支持解决。后来，我们买回了两车皮的木头，这是老战友、老同事帮的忙。我不当瑞昌县县长后，接替我当县长的是原来的副县长张俊宸。听说他在打倒“四人帮”后，担任过九江市革委会主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九江市市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