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浦东合并到川沙后，您担任什么职务？
崔永进：合并了之后原浦东县县委第一书记、县长万景亮同志调到上海市农委去了，川沙县县委书记叫冯仁堂，副书记叫曹匡人，我担任县公安局局长、政法部长、公检法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9月至1963年12月任县人委副县长，参加了县委常委会。
采访者：在川沙您呆了几年？
崔永进：浦东县并掉之后就去了川沙，大约2年左右。1961年初我到了南汇县，先担任南汇县公安局局长，后来当常务副县长、县委常委，一直工作到1972年7月。
采访者：您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并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您当时在什么地方工作？
崔永进：那时我在南汇。那天是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全体学员。
采访者：领导接见是学习好之后接见的还是学习期间接见的？崔永进：是在学习期间接见的。
采访者：毛主席那天有没有讲话？
崔永进：毛主席在接见时，向大家招手说：“你们都是大法官。”我把这个光荣的时刻永远留在心中。勉励自己要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
采访者：您到了南汇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什么遭遇？
崔永进：“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去北京学习印象深刻外，还有就是1964年“大四清”时坦直公社发生的杀人案，是我带人侦查破案。被杀的是贫下中农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这小青年平时有点小偷小摸的，偷一把青菜啊摸一把黄豆啊。是生产队长和一个富农把他杀害了，杀了之后用小舢板摇到黄浦江，在尸体身上捆上一百多斤的石头沉到黄浦江里。过了两天尸体浮起来后有人报告我们，于是就派人将尸体捞上来并进行解剖检查，发现尸体肚里有几粒稻谷。农业部门的人来检查了之后说，这几粒稻谷的品种在新场北面这一带有，推算出这个死掉的人可能是那一带的人。于是我们就根据线索在新场北面（就是坦直）这一带调查，后来查出来这个小青年家只有一个姐姐在下沙公社，父母都没有了，是个孤儿。这个小青年死的时候短裤还在身上，就叫他姐姐来认，她姐姐看了后说是她弟弟，他穿的短裤还是他姐姐给做的。最后确认杀人的是生产队队长和一个富农。
采访者：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谁杀的小青年呢？
崔永进：确定了死者身份之后，我们就开始查谁借的小船。排查下来就是这两个人那天晚上摇着小舢板出去的。后来把他们抓来一审问，也都承认了，生产队队长被判无期徒刑，富农被枪毙了（行刑地点在惠南镇东南角）。判刑是市里判的。第二件事就是“四清”。那时全郊区都在搞“四清”，当时我在横沔工作队担任副队长，队长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
采访者：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崔永进：大概是1966年上半年。还有个印象深的就是破了一个反革命的案子。这个人是盐仓公社的一般干部，他散发反革命信件，表达对现实不满、对共产党不满等。我们查到信件后分析信的内容、文字、散发的地点，发现此人就在这个公社。于是进行拉网式排查，最终确定此人，就把他抓了起来。经过审讯他承认了，并且交出了原稿，最后以“反革命罪”起诉，判了几年徒刑。
采访者：讲讲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遭遇。
崔永进：由于我是搞公安工作的，造反派对我基本上是不理不睬（靠边）。那时候批斗对象主要是原南汇县委书记万辉、县委书记李钧和县委副书记张勇进。我搞公安工作的，跟外面接触不是很多，没有给造反派留下什么“坏”的印象，他们对批斗我也没什么积极性，因此叫我“逍遥派”。有两次批斗我，但实际我是代表别人被批斗。一次横沔公社的造反派要批斗张勇进，但不知怎么搞的弄错了，搞成了崔永进，于是我就被叫去了，去了之后他们说搞错了，应该是张勇进，所以这次批斗也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后来我见到张勇进说起此事，大家都觉得哭笑不得。第二次是代表县委副书记徐尚炯（后任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他在新场公社曾当过党委书记，那儿的造反派要批斗他，李钧出了个主意叫我去，于是我就去了新场。去了之后也没批斗我，原本他们要给我戴高帽子、挂牌子，后来会议主持人说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所以后来高帽子也没戴、牌子也没挂就拉出去游街了。还参加了一次川沙的批斗大会，主要是批斗万景亮同志和原来的公安局长吴子良，我也被挂牌子了，上面写了“打倒崔永进”。那次，万景亮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此外，在川沙和南汇公安系统，我也被批斗过两次，但范围很小。在南汇那次批斗会上，有人把以前大团驻军团部刘参谋长（是位战斗英雄）问我要支双管猎枪的事情说了出来，说我把公家的东西拿来送人拉拢关系。李钧和张勇进当时被批斗得很厉害，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万辉和我差不多。有一次批斗万辉、李钧，李钧事先知道后躲开了，批斗会上只有万辉，就扎了个草入画上李钧的脸，上写“打倒李钧！”摆在万辉旁边进行批斗。批斗完了要游行，这个草人要万辉抱着上街游行。后来万辉见到李钧后说：“你小子逃了，我抱着你游行，把我累得够呛。”李钧听后无奈地笑了。
到1969年4月，我被“解放”，就分配到“清队”（时称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担任负责人，第一负责人是军代表徐仿。在“清队”办公室呆了年把时间后就调到奉贤了，时间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7月。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还算是幸运的，没有被严刑拷打，高帽子也没戴，牌子只挂过两次。1968年前后，造反派曾经在周浦营房里办学习班，把所谓的“走资派”都关在一起办学习班。有人受不了，结果死了两人：一个女同志吊死在上下铺床上，还有一个男的跳水井被淹死，那男的好像是工商部门的一个干部。有人打水时发现井里有东西，结果消防队员来打捞，发现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采访者：这个学习班有多少人？
崔永进：百把个人吧，我也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