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您什么时候到奉贤工作的？
崔永进：1972年7月底，我奉调来到了奉贤，一到奉贤的头一件事就是过“八一”建军节。
采访者：您调到奉贤后，开头几年好像仍在从事公安司法工作。崔永进：是的。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破灭后，各县原有的公检法军管组不再存在，改由公检法领导小组替代。奉贤县公检法领导小组组成于1971年11月，组长为奉贤县人武部部长葛祥怀。我1972年7月底调到奉贤后，8月就接替葛祥怀同志继任奉贤县公检法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副组长为刘书魁（1973年任命），组员有陈方俊、刘坚、金伯明、朱洪才、陆伯生、郑焕九等人二采访者：听说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县公安局？
崔永进：是1974年1月之事，奉贤县公检法领导小组被撤销，成立了奉贤县公安局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仍由我担任组长。我那时为县公安局负责人。领导小组成员有郑焕九、刘坚、金伯明、陆伯生、程伯华：到1977年6月22日，中共奉贤县委批准组建中共奉贤县公安局委员会，由我为书记，郑焕九、刘坚为副书记，程伯华、金伯明、胡吉才为委员：到同年9月22日，撤销奉贤县公安局领导小组，恢复设立公安局局长，刘坚为局长，刘毓先为政治教导员，张祥生、金伯明为副局长。
采访者：您当时在县里是什么职务？
崔永进：从1972年8月开始，我进入中共奉贤县委领导班子，为常委，一直到1984年2月止。1978年4月，组织任命我为奉贤县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干到1980年12月。具体分管的，仍是老本行政法工作。我在1981年1月召开的奉贤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奉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委会主任为尹传和同志。在1984年4月召开的奉贤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为俞煜然、黄银如、于荣庆、孙翠娣（2012年2月去世了）同志，常委有万征等14人。在1984年8月至1987年6月期间，我还担任了中共奉贤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在1985年2月至1986年8月期间兼任了中共奉贤县委政法办公室（政法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我卸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后，我还担任了奉贤县第九届、第十二届人大和奉贤区第一届人大的代表。同时，我也是中共上海市五届党代会的代表，上海市八届人代会的代表。奉贤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届中召开了3次人大会议，会上，我都作了《奉贤县人大常委会T作报告》。3次人大会议共审议议题17项、听取报告15个，通过决议、决定15项，代表提案共有685件。那一届，共召开常委会会议26次，我主持了其中的22次，讨论了县里的各种相关问题。采访者：您在人大常委会时组织视察多不多？
崔永进：不少。根据统计，那一届人大共组织常委会视察19次，一次有时连续好几天二涉及的领域，从生产到生活，啥都有。包括粮食、食物的保管，经济体制的改革，查处伪劣药品，市场物价，十件实事，卫生，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专业户，重点基建，禁赌，老龄事业，社会治安等。
采访者：您从到奉贤至离休之前，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进：破获几次大的杀人案子。一次是在青村破了一个杀人案。罪犯在生产队当会计，被害的女的经常到他那边去玩，跟着他学会计，后来两人感情方面发生些问题，有一天这个女的就被杀了，头上被敲了好几个洞。接到案子后我们勘察现场，分析这个头上的洞应该是被像榔头这类东西敲击所致。我们去这个女的家里走访她母亲，询问死者生前和谁来往，她母亲说这个小孩平时不大出去，但经常跟生产队会计有来往。提供了这个线索之后，分析下来确定那会计为嫌疑对象。后来我们通过市里的刑警队，借来一条狼狗，在生产队走了一圈，那会计当时也到现场来过，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确定是他之后，把他抓起来了，经过审讯取证后，他交代了要杀她的原因是，他准备去参军，他说我不杀她我参军参不成的。并且交代了作案工具榔头丢在了河浜里．，我们没办法捞，请来了东海舰队潜水员下水找到了那把榔头，榔头上还捆着带有血渍的纱布，证据确凿。后来解剖检查女的尸体，发现她肚子里有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小男孩。最后宣判将犯人枪决。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杀人案子发生在平安。夫妻两个闹矛盾，女的不生孩子，于是她婆婆经常在门口指桑骂槐，嫌她生不出孩子。久而久之那个男的也有想法了，于是那个男的就在晚上把那个女的勒死了。案发后我们去调查，看了家里的情况，觉得不是外面的人干的，应该是他家男的作案。当时那个男的在开河工地上，于是就去工地上把他抓了起来。经过审讯，他承认杀死妻子是因为母亲不满意她生不出孩子，两个人的感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干脆就把妻子杀了。
还有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79年2月中共中央发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要求给“四类份子”全部“摘帽子”。开会宣读这个文件的时候下面反响很大。后来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时，我说不要一刀切，为了稳妥起见分批摘，做了些思想工作，最后分三批陆续把“四类份子”都摘帽了：1979年12月，贯彻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强调“公安工作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为政治服务，转到以保卫四化为中心，为四化建设服务”，公安队伍里慢慢地把这个思想弯子也就转过来了。
采访者：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时，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崔永进：人大工作就像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共奉贤区委书记张立平曾召开原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座谈会，听取对人大工作的意见，我说人大工作嘛摸着石头过河，过了30年石头摸到现在，河还在过，石头还要继续摸，总结经验。人大工作与其他工作不一样，得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工作，现在开展工作比较规范。人大工作比较难的就是处理人民来信。人民来信大部分是在政府、县委那儿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问题。群众反映人大权力大，解决问题并不难。一般人大出面，单位也会配合，人民也就满意了。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发挥代表的作用，这个方面需要很好地探讨。这方面的工作量相当大，开座谈会、走访等。还有就是赴外省市学习经验。总的来说人大工作比较平稳，在探索实践中前进。现在人大的丁作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好很多了，刚开始的难度很大，在群众里面没什么威信，对人大的认识程度不够，后来逐步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