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日寇的后方，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力转向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此，八路军120师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率主力部队于12月底开赴冀中协助八路军第三纵队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留下主力一部，即714团、警备第六团、独立一、二团和雁北支队等部于1939年4月组成了新358旅(亦称彭八旅)，和晋西北区党委、新军一起坚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时，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我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调120师新三五八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参谋长李文清，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
新358旅的战斗力是较强的，其中许多干部是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保卫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东侧屏障，是威胁敌人占据的同蒲铁路等交通干线和太原等大城市的前哨阵地，也是连接延安党中央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正因为如此，日本侵华部队和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武装，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掉而后快。1939年12月，阎锡山军队在日军的诱降政策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政策影响下，发动了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的反革命的晋西事变。在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下，新三五八旅会同新军所属纵队等抗日武装，对阎锡山部进行了反击，并发动了围歼阎军赵承绶等部的岚县临县战役，一举击溃其主力，取得了反晋西事变的决定性胜利。为了集中力量，115师独立支队(也称晋西支队、陈支队)和新军决死二纵队在林枫等领导下，由晋西南转移到晋西北。贺龙、关向应也奉命返回了晋西北。这时，我便认识了林枫。
记得我与林枫初次见面，是在1940年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任正、副书记；决定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由林枫、赵林任正、副书记。会后，贺龙拉着我的手走到了林枫面前说：“林枫同志，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彭八旅政治部主任刘惠农，江西长征来的老同志。今后的联系会很多，请你多帮助。”林枫回答说：“惠农同志，军队中的老同志经过了严峻的战火考验，长处很多，我们互相学习吧！”当时的接触，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林枫谦虚诚恳，平易近人，使人有种亲切感。从这次见面后，由于新358旅与晋西区党委在工作上联系较多，我和林枫的接触与交往也就多了，并逐步了解到，林枫是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同志，30年代主要搞白区工作，曾任北平、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党性很强，地下斗争的经验也很丰富。
1942年夏天，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包括晋西北和晋西南工委地区以及绥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由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后因关向应病重去延安治病，由林枫代理书记，1945年8月起任书记。分局成立后，林枫考虑到分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领导和组织根据地的抗日军事斗争，分局需要配备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高级干部。于是，林枫向贺龙提出，在120师中抽调一位干部，参加分局工作。于是，我被调到晋绥分局工作，任分局委员兼秘书长。调离120师前，贺老总和关政委都分别找我谈了话，关向应还指出：“林枫是党内政治上比较成熟，政策水平较高，很有才干的优秀干部。”希望我很好地协助林枫工作。此后，我便直接在林枫的领导下工作。
林枫的原则性很强，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林枫对毛泽东主席非常爱戴和尊敬。在分局工作的几年里，他经常向我们讲述毛泽东的优秀品德和正确路线，还多次在大会上宣传和讲解毛泽东思想，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来开展工作。1942年10月，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正式召开的前夕，晋绥分局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执行“三三制”政权原则，开好临时参议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党内酝酿参议员候选人过程中，对提名晋西北有名的士绅牛友兰为候选人，有人持不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林枫以理说服和教育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好地执行了政策。在党内的会议上，林枫认真分析了牛友兰的抗日态度和政治表现，指出他为支持抗战，将大量钱财和粮食捐献给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这都是拥护抗日、拥护八路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行为，是进步的态度，说明牛先生是我们在抗战中应该团结的开明人士。经过充分的分析，原来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有了新的认识。牛友兰先生也当选为参议员了。晋西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林枫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当时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席卷了晋西北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士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竞选主张，为抗日战争献谋献策。这是晋西北地区在抗战中政治和民主空气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反映了人民群众走向政治舞台的欣欣向荣景象，也显示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原则的巨大威力。通过各地的议员竞选，在临时参议会正式开幕时，出席大会的参议员145人，其中共产党员47人，不到1/3。原来在大会选举时，共产党员当选了49人，按1/3计算，多了一人，于是共产党员又主动退出了两人。当林枫代表党委在大会上宣布共产党员参议员名单时，到会的民主人士万分感动。有的党外人士说：“我曾对共产党所说与党外人士合作有过怀疑，如今已完全消失了。”这次会上，林枫被一致推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进步人士刘少白先生当选为副议长。这次会议，对晋绥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很大的推动。会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巩固和发展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林枫为人十分正派，实事求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很能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1942年底，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晋绥地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主要是组织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三个报告。为了加强对晋绥地区整风运动的领导，分局成立了总整风学委会，林枫亲自任主任。经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基本领会了文件精神，并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作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同志们的心情也十分舒畅。整风学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是，到了1943年夏天，康生在延安搞起所谓的“抢救运动”，“特务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的帽子满天飞，许多由白区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并于1943年8月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在审干中反对逼、供、信等错误作法”的九条方针，为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这样，整风运动才重新回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道路上来。在党中央、毛泽东纠正这一错误之前，延安“抢救运动”的风很快波及到各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也是如此，康生刮起的“抢救运动”风直接牵连到了一些晋绥干部。有段时间康生几乎隔两三天就给分局打来电报，或送来“抢救简报”，今天说谁谁谁是“特务”，明天又说某某某是“叛徒”，一时人心惶惶。在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下，晋绥边区有些单位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做法有些过头。但总的说来晋绥边区在这场“运动”中，损失要小些。当时晋绥边区处于战争前线，主要精力要对付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因为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林枫看问题公正客观，善于分析与思考，执行政策的经验也较丰富，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例如，关于对山西新军副总指挥张文昂问题的处理，当时康生从延安打来电报，说延安某某人揭发，张文昂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有变节行为，要严加审查。对此，林枫非常慎重。他调阅了张文昂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他对我说，对一个同志的问题，特别是事关政治生命的大事，务必要谨慎，切不可以某个人的推测或只言片语就下结论。判断是非、处理问题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否则就会轻易地葬送一个同志的前途，使党受损失。根据林枫的意见，我找张文昂谈了话，也看了张文昂写的狱中情况的材料，并向曾和张文昂一起工作的薄一波等作了调查了解。我认为张文昂是清白的，是值得信赖的好同志。随后，我将调查的情况和意见向林枫作了汇报。林枫同意我的看法，并让我转告张文昂：“党组织和同志们完全相信他的历史是清白的”。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使张文昂放下了包袱，工作更加出色。在处理类似问题上，事例还很多。林枫严格的党性原则、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宽厚忠诚的长者风度，使晋绥的大批干部都团结在一起。
当时，林枫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代书记，后来又任书记，并且兼晋绥军区的政委，对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他常常对我和同志们说，没有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和吕正操所领导的晋绥军区的英勇奋战，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尽全力地做好支前工作，保证军队的供给。他对贺老总和关政委非常尊重，经常向他们通报分局的工作，及时地沟通情况。对吕正操也是如此。1943年，吕正操从冀中平原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林枫即陪吕司令员到分区去了解调查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情况，我也同行。一路上，林枫十分详细地向正操同志介绍了各分区的领导同志和当时工作的情况，并亲自过问和安排吕正操等军队领导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体贴入微。林枫在处理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是十分周密妥当的。在征粮、扩军等问题上，偶尔军队与地方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为了维护团结，林枫总是批评和说服地方干部，尽量地帮助部队克服困难，以确保部队的战斗力。林枫对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也十分尊重和爱护，如当时任分局行政处长的万良才，是红二方面军中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由晋绥军区司令部副官处调来分局工作。这位同志工作十分努力，凡事都很负责，是个很好的同志，但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生硬，民主性差点。为此，分局机关有些干部意见较大，有的甚至要求将他送回部队去。林枫知道后对我说：“万良才是个好同志，有许多地方同志所没有的长处和优点，不仅不能送他回军队，还要批评那些不了解军队干部、老红军长处的同志。当然，对于万良才同志的缺点，我们也要教育和启发他去改正。”林枫还让我到机关大会上去讲，号召大家学习军队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帮助他克服不适于地方工作的简单的工作方法。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除了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外，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率领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建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如何贯彻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林枫从实际出发，根据晋绥边区的特点，提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开展不同形式的生产的意见。根据林枫的这个精神，分局和各地、县委积极组织群众克服困难，边生产，边战斗。到1944年，根据地37％的劳动力参加了变工队，并创造了变工队和武工队、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劳武结合形式，还建立了由许多村子联合起来的“连环哨封锁线”，如遇敌人侵扰，武工队和村内民兵立即阻击，保护群众收割庄稼及转移，其他村民兵则火速援助。在1944年初晋绥边区召开的第三届群英会上，林枫总结了经验，并把这种劳武结合的形式肯定为敌后根据地进行生产的有效形式，并加以推广。这一年，大生产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仅春耕中，各地群众就开荒42万亩；机关、部队开荒18万亩。同时，劳动组织也由变工队发展为变工合作社。在变工互助的基础上，把大批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扩大了农业、手工业、运输、畜牧及副业的发展。在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的经济活跃了，军民的生活改善了，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敌后根据地。正如后来有的同志回忆的那样：“晋绥边区一边生产，一边战斗，丰衣足食，兵强马壮”。
1945年，我和林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适逢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加强东北的力量，派林枫率第一批干部支援东北，我也随之到关外。到东北后，林枫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后任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我则又回到了军队，任辽宁军区政治部主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直接和林枫一起工作。
回忆林枫同志，不禁使我想到，林枫所具有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而奉献一切的精神，顾全大局、办事公正、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关心同志的作风，不正是今天应该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加以推崇、继承和发扬的吗！林枫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永远铭刻在心里。
（作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前委秘书、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主任、晋绥分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委书记、市长、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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