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8日，我们一行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战斗多年的藏马县。2月10日，到达滨北地委指定的集中地点。经过13天的学习、编队，建立了党和行政组织。我们这批以藏马县和五莲县为主的干部，编为滨北干部大队一中队，作为南下接管一个县的班子。中队建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原五莲县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李滋圃担任，组织委员是我，民运委员张福祥。中队长高明成、副中队长孙法令。支部委员会就是准备接管一个县的县委会。支部书记拟任县委书记，支委按分工，拟任县委部长。组织委员任组织部长，宣传委员任宣传部长。中队长、副中队长任县长、副县长。中队下设排，排下设班。一个班接管一个区，班长任区长，党小组长任区委书记。全中队共有101人，其中干部72人，公勤人员17人，支前民工12人。正式党员65人，候补党员10人，2月24日，中队开始了南下征程。2月28日到达坊子（现潍坊市）火车站。3月1日下午3时乘火车出发，2号到达临城，下车后步行至于庄学习待命24天。3月26日乘火车到新沂县新安镇下车。3月28日，自新安镇大马庄步行南下，3月31日到达淮阴。4月1日继续南下，4月2日到达高邮县城，休整4天。4月7日，乘汽车夜行到达南通市以西约30华里的平潮镇学习休整。
在平潮镇，干部大队、中队进行了调整、充实，正式明确大队接管江苏省松江地区。根据嘉定地处上海近郊，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特点，决定把原来由李滋圃、李崇同志带领的两个中队合并，共同接管嘉定县。还调进了从南通地区和华中大学来的一批干部。嘉定首任县委书记王雨洛、县长王元昌由滨北出发时随大队行军，此时也来到了接管嘉定的干部中队。中队合二为一后许多干部被降职使用。如原拟担任嘉定县委书记的李滋圃，改任城厢区委书记，李崇任南翔市委书记。原来准备当县委部长的范叶华、高明成、张福祥和我等人，也都降了职。有些原来拟任区级干部的，降为一般干部，所有降了职的干部，都能正确对待，认为这是工作需要，都是为人民服务，当什么干部都不在乎。
4月21日，干部队向渡江地点行进。4月23日到达新生港附近待命，4月26日到了朱家寨。4月27日夜渡长江，渡江时，我们所乘的木船，未及靠岸，船已进水，水越积越多，大家想尽办法把水舀出船外，仍不管用，只得跳出船舱，涉水登岸。时值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不便，带队干部让大家把绳子连接起来，用手抓着绳子走，以防掉队。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江阴市郊的一座天主堂里。次日，又向常熟市方向前进，在常熟乡下农村休整、学习、待命。5月12日傍晚，干部队奉命向嘉定进发。13日晨，由嘉定北门进入县城。
记得干部队离开滨北时，北国大地，还是千里冰封；来到长江北岸，已经春暖花开；踏上江南大地，更见麦浪翻滚。走至太仓、嘉定时，只见路边的大蒜田里长满了山东人最爱吃的蒜苗，可就是没有一人去采摘。南下干部同解放军一样，身穿黄色制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从老家藏马出发，到达第二故乡嘉定，行程遥远，历时三月余。干部队一路南下，一路筹粮办伙食，那时实行供给制，不但生活艰苦，又很不规律，白天行军易受敌机骚扰，队伍一般在晚上行军，常常餐风沐雨，饥寒交迫。穿的衣服很少换洗，许多人身上长满虱子。但是，大家情绪高昂。我们从小生活在山东老区，许多同志连汽车、火车都未见过，什么事都觉得新鲜，心里更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到达嘉定后，在县委带领下，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接管、支前和恢复重建嘉定的工作。
来到嘉定后，干部队又注入了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嘉定地下党队伍。由徐嘉、罗明同志领导的嘉定地下党，在5月13日当天就和县委书记王雨洛、县长王元昌取得了联系。地下党同志们情况熟，通方言，文化水平较高，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按照在平潮的分工，我随李滋圃同志到了城厢区，任区委委员、民运科长。我们除了完成对国民党的城厢区政府的接管外，我还接管了嘉定县工会。接管工会很简单，那天，我带了三名干部前往南门，找到工会会长家里，我说明来意后，会长顺从地交出了工会印章和一些文书档案，接管就算完成了。
完成接管工作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了嘉丰纺织厂。我以民运科长的身份，带了民运工作队进驻该厂，任务是督促帮助厂方，动员组织工人，恢复发展生产。我们是穿着军装去的。南下时，干部队发过2套黄色的单军装，中队干部一套粗布、一套细布，一般干部二套都是粗布。同去嘉丰厂的，还有驻军的民运工作队，嘉丰厂里到处可见穿黄军装的人。驻厂干部同工人打成一片，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同一个宿舍睡觉，还与工人同劳动。我们不会干技术活，就干粗活，扛包、扫地什么活都干，反正年轻，有的是力气。工人们见驻厂干部同工人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向着他们，完全不像国民党那帮当官的样子，就乐意同我们亲近。嘉丰厂有8名地下党员，早在1948年就建立了党的支部，解放前夕，带领工人护厂，干得十分出色。此时，地下党员与驻厂干部同心合力，开展各项工作。我们同工人同睡一室，地下党员张守仁说，你和我们睡在一起，绝对安全。不久，嘉丰厂建立党委，我任党委书记，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金华任党委委员。
1949年7月l7日，嘉定召开首届职工代表会议，成立了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9人，李滋圃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不久，李滋圃同志调离嘉定，我任主任。1951年6月29日至7月1日，县里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嘉定县总工会21名委员，我任总工会主席。工会全力配合党和政府，动员组织工人发展生产。据1951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开工生产的工厂达178家（其中国营3家），工厂职工4247人。178家工厂中，有纱厂5家，布厂5家，毛巾厂89家，机器制造修理厂5家，烟厂3家，其他加工厂71家。一个县有这么多家工厂，当时在全国少见。有些工厂为了团结资方，克服困难，降低成本，恢复发展生产，主动实行减薪和降低伙食标准。南翔镇有一半以上工人、店员自动降低工资，最多降低50%。城厢区振兴纱号工人把每月l石8斗米的工资降为8斗米。有的把每天两干一稀的伙食改为一干两稀。嘉丰纺织厂总经理汤所均也降薪至400万元（1日币，下同）。据1951年上半年统计，全县降低工资、伙食费达52956万多元。
工会十分关心失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县里专门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副县长罗明任主任，我任副主任。救济委员会下设救济处，对全县失业工人进行登记。由各级工会在职工中发动捐献。据1950年统计，全县捐献救济金6188万元，救济失业工人320人。另由县里发放救济粮14534公斤，救济金1960万元。还安排了近百名失业工人就业。受到救助的职工纷纷表示：“政府和工会这样关心工人，我伲一定要努力搞好生产，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断散布谣言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整个社会蓬勃向上。有个别私营业主消极生产，工会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出发，动员工人，开展必要的说理斗争。西门城内大同被单厂老板蓄意停产，工会派赵仁前去，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冯彪等，与老板开展面对面斗争，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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