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几件事情难以忘怀。我毕生难忘的事情是：由山东滨北南下参加接管嘉定，和在嘉定初期的工作。
身背给养下江南
1945年10月，我在家乡参加革命，任莒北县财政科科员。1949年春节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通知，下午参加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我按时赶到县委所在地与会。一位县委领导干部作时政报告，他讲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布要“抽调干部，接管天下”，随即宣布了被抽调干部的名单，我也在其中。这位领导说，被抽调的干部，明天早饭后集中出发，到专区驻地报到。次日，我连家里也没能告诉一声，就打起了背包，步行近百里，来到诸城县城东一个村庄的专区驻地。只见这里汇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干部，大家安顿下来后，一面学习，一面等待组织宣布自己的去向。为了便于领导管理，专区对全体干部进行了编队，我被编到“山东南进干部总队四支队滨北大队二中队”，人员来自莒北、五莲、诸城、胶南等县。队长是张如，李崇任指导员。编队当天下午，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地区干部问我：“你叫周家欣吗？”我说：“是的。”他说：“下午有个会，你去参加一下。”就在这个会上，宣布我任二中队会计。由于自己不懂会计业务，听到让我担任会计，心里很是着急。会后，我即找到那位干部说：“我不懂会计业务，怎么当会计呀！”那位干部说：“没关系，你把上级发下来的钞票、粮票、柴票等管好就是了。”见推辞不了，我只好接受。
几天后，全体干部离开了驻地，开始南行。我把上级发下来的钞票和各种票证分门别类捆扎好。然后，用一块被单布打成包裹背在身上，就随队出发了。包裹里装着整个中队的给养，关系着近百名干部的吃用开销，心里难免有重重的压力，感到包裹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白天包不离身，晚上枕在头下，不敢有丝毫懈怠。
干部队从滨北出发，一路南行，来到南通以西的平潮。在平潮，被任命为中共嘉定县委书记的王雨洛、县长王元昌正式就位。上级又从苏北地区、华中大学派来了一批青年干部，总人数已超过百人。在王雨洛、王元昌主持下，进行了接管嘉定的全面分工，确定了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几天后，干部队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渡过长江，来到常熟地区。
5月12日，我们在常熟古里村吃过晚饭，突然接到命令，全队集合向嘉定迸发。过长江时，干部队伍人数增加，上级根据需要，又增发了给养。我保管的银钱、票证和各种资料增加了许多。我肩挑包裹，紧跟队伍行军百余里，于太仓陆渡桥进入娄塘地区。5月13日黎明，我们自北门进入嘉定城内，终于到达了南下的目的地。人城后，全体干部各就各位，紧张地投入了接管政权和支援前线两大任务。我住进了城中小囡桥西侧的天主堂，依然守护着银钱和票证，当时连保险箱也没有，我只能寸步不离的守着包袱，饭也是别人送来的。直到县人民银行成立后有了金库，我把银钱存进金库，才算完成了保管给养的任务，真正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
艰苦的供给制生活
根据组织分配，我进入财政科工作。开始，财政科只有宋作栋科长和我2人。不久，分配来了旧政府4名留用人员。当时，财政科主要办“吃饭财政”。新接管的公职人员工资以实物计算，每人每月几斗米，后因物价飞涨，采用折实工债办法计发现金。县、区机关干部除少数留用人员实行薪给制外，仍沿用供给制。供给标准是：津贴费，每人每月1斤猪肉，4两黄烟，女同志加一刀草纸。根据上述标准，按市价计发代金。服装及用品：每年每人2条毛巾，2把牙刷，4包牙粉，4块肥皂，2身单衣，2双鞋子，2双袜子。二年一套棉衣（交旧换新）；伙食费：每人每天1斤多点粮食，3斤柴草，1斤蔬菜，3钱油，3钱盐，几钱猪肉。区、营级干部享受中灶待遇，每人每月增加2斤猪肉。
供给制生活是清苦的。食堂吃籼米，山东人爱吃面食，很不习惯。副食品很少，常年咸菜豆腐汤，只有逢年过节，靠平时结余的伙食尾子，才有所改善。江南蚊子特别多，按规定，正营级（区级）以上干部才发一顶小蚊帐，一般干部只发3尺蚊帐布。3尺布，做不成蚊帐。我原来有一顶蚊帐，过长江轻装时上交了。没有蚊帐的干部，晚上睡觉只能听任蚊子叮咬，很多人患了疟疾。冬天发被絮，每人一条，区营级的重2.5市斤，一般干部的重2市斤，被絮很薄，只好加铺稻草过冬。，冬天发过一次大衣，只有县委委员才有。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家矢志不移，勤奋工作。
到专区领饷
来到嘉定没几天，渡江时带的供给快用完了，加上新接管的公职人员也要吃饭，要发工资，都需要钱。当时，嘉定的直属上级是松江专区，给养要到松江专区去领。5月l8日，组织上决定由我去松江领供给，通讯员小高随行。为自卫，我们带了2支短枪、1支冲锋枪和几颗手榴弹。5月19日，我们清早出了南门。我和小高并不认识去松江的路，两入朝着西南方向走。江南河多，河上原有的桥，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有的被炸、被烧，有的被拆，让我们走了不少回头路，走过青浦靠近朱家角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国民党时期的保长，要在他家住下。保长见我们带着枪，不得不应允。为防止意外，住下来后，我们对保长说：从现在起，你们谁也不要外出了，否则，后果自负。人地生疏，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这一夜，我并未睡着。天亮后，保长煮了点粥，我们吃了粥上路。近中午时，两人来到佘山，山下繁花如锦，景色秀丽，也无心观赏，只感到又饿又累，就在路边坐了下来。坐下后，抬头一望，只见前面的树林中，黑压压地坐着一大群被打散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显然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如何应对这突然的遭遇呢？我想，快走不是办法，就坐在原地不动，若无其事地摘下头上的帽子，扇起风来。国民党散兵不明我们底细，他们已成惊弓之鸟，又见我们带着枪，一些离我们较近的人向树林深处移动，我们见状也不再停留，站起身来，继续赶路。到达松江城时，天已经黑了，两人摸黑找到专署财政科，遇到金鑫同志。我拿出介绍信，对金鑫说，南下带来的钞票快用完了，县领导派我来领点钱。金鑫说，钞票可以给你们：他连夜帮我们准备了2000多万华中币。第二天清早，我们弄了点吃的，就赶回嘉定。傍晚，到达黄渡吴淞江南。河上原有桥梁被炸毁，不好过河。刚好有只小船过来，我们让小船靠岸摆渡，摇船人不理睬。被迫无奈，小高朝天开了几枪，小船才靠上岸，渡我们过了河。枪声惊动了当地的驻军，几位解放军到河边察看究竟，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鸣枪？我们亮明身份，述说鸣枪的缘由后，在解放军的指点下，找到了黄渡镇政府。刚上任的镇长秦玉臻接待了我们，在镇政府住了下来。次日早上，我们赶回了嘉定。领回了供给，解了燃眉之急。
建造大礼堂
当时，嘉定没有大礼堂，人数多点的会议只好在露天召开。一天晚上，王元昌县长等几位领导乘凉时在议论此事，想造一个能开干部大会的房子，又觉得造房子没有钱。我凑上去说，闸北电气公司收的电灯费附加，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应该返还嘉定使用，可以用这笔钱造大礼堂。王元昌听后当即决定，让我持县政府介绍信到闸北电气公司去交涉电灯附加费的使用问题。当时，一般干部到上海乘公共汽车不能报销车费，王元昌说：你乘汽车去上海，我批准你报销车费。第二天上班后，我拿了县政府办公室开的介绍信就出发了。闸北电气公司在北四川路，我到了上海，因人生地不熟，到中午才找到闸北电气公司。经过交涉，电气公司负责人同意把在嘉定征收的7亿元（旧币）电灯费附加返还给嘉定使用。嘉定就用这笔资金造了能坐千人的人民大礼堂。造大礼堂时，机关干部、工厂职工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因工程超过预算，为添置内部设备，又向工商联募集了2亿元。嘉定造大礼堂的事惊动了上级。在后来的三反运动中，上级批评说，县里造这样好的礼堂，苏南地区是第一个。时任县长的仇泊同志和已调离嘉定的老县长王元昌同志都为此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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