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3日，嘉定解放，进入建设新嘉定的起步时期。我于5月13日上午随接收嘉定的干部队进入县城，开始任县公安局城厢分局预审股长。不久，城厢分局撤销，调至县公安局治安课，先后任课员、课长。在山东，我是区委宣传委员，公安工作对我来说，也是新的起步。初期，我主要做了这样几件工作：
参与接收县警察局、国民党县党部
接管嘉定，是南下干部队的首要任务。在公安局长陶青带领下，我们公安局十余名干部负责接管警察局、国民党县党部等单位。当时，这些单位的人员还是守规矩的，他们照样按时上下班，等待接收。我们去国民党县党部接收时，书记长李纯一把一叠2尺来高的文件交了出来，我翻阅了一遍，又请陶局长查阅，他粗略看了一下，签了字，就算完成了接收。李纯一表现较好，我们也没有为难他，让他回家里住，只规定他和稽征处长每星期到公安局一次，向我“汇报思想”。后来，发生了胡风事件，李纯一被捕，后病死狱中。对于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由公安局负责在城隍庙办学习班，集中教育了个把月。学习班结束，根据各人表现和本人意愿，有的留下工作，有的发给路费回家。公安局留用了十来个警察，都是年轻的。
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还不稳固，特别是1950年2月6日，蒋介石对上海实施轰炸，叫嚣八月半回上海吃月饼。社会上，各种谣言满天飞。在嘉定，季匪特务活动猖獗，娄塘区委组织委员王连俊被枪杀，徐行区政府遭袭击，一时间人心惶惶。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批评共产党太宽大了，放任敌人耀武扬威。面对严峻形势，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布“双十”指示，嘉定开展了剿匪反霸运动。当时，群众还心存疑虑，对反革命不敢检举揭发，镇压的反革命全是浮在面上的。主要根据职务和罪恶公开暴露的程度，确定是否抓捕。我负责收集整理城厢镇这一块有关人员的材料。当时法制还很不健全。县委分工由王元昌县长负责镇反工作，他到公安局听大家汇报，我就把记在小本子上的材料说给他听，他听了当场研究决定捕与不捕。全县共逮捕了三批反革命分子，总数约千把人，枪毙了一批。到1951年春天，中央召开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后，镇反告一段落。为了防止错杀，规定凡已判处死刑没有执行的人，一律暂停执行。新的政策规定，原判死刑的人，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少杀了一批人。
侦破盗窃案
嘉定解放初期，社会秩序紊乱，盗窃案很多。我们公安局接报的第一个案件是永嘉纱厂棉纱被盗。当我前去该厂察看时，只见棉纱库房被掘的壁洞有一扇门大。我想找工人调查，却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加上自己穿一身黄制服，职工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几天下来，毫无进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南大街，我遇见了在城隍庙办学习班时认识的原县警察局侦缉队员徐连生，心想，他也许能帮助破案。就说，徐连生，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把永嘉盗窃案给查一查。徐连生没吱声，也未拒绝。过后，他找到永乐剧场姓童的老板商量，两人终于很快发现目标并及时向我报告，原来是南门外有几个人，用船去偷了永嘉厂的一件棉纱。当他俩和几个警察到窃贼家时，只见床底下、壁角落堆满了棉纱，人赃俱获。整整一件棉纱“完璧归赵”。这件事，社会上反响很大。永嘉厂主收到失而复得的棉纱时，更激动不已，特地到公安局来找我，表示要以半件棉纱的代价，奖励公安人员，被我婉言谢绝。隔了几天，厂主二次上门，说他实在过意不去，要买几头猪杀了慰劳公安局的同志！当时，我们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确实清苦，供给制一个月几角钱，相当于1斤猪肉和4两黄烟的代价，在山东时，连这点钱也不能按时发，还经常断炊。帮失主破了案，他杀几头猪慰劳一下，改善生活，也并不为过。可是，共产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获得事主酬劳的权利，这种信念，在当时是深深扎在每个人的心中的。厂主要杀几头猪慰劳的事也被我婉拒了。起步公安，我边做边学。侦破棉纱案，帮助我积累了办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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