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嘉定，嘉定宣告解放。同日，我随县委书记王雨洛、县长王元昌率领的接管干部队伍进入嘉定。随后，我被派至徐行办事处任主任，协同办事处指导员李秀成接管徐行。同年10月，徐行办事处改建成徐行区，我任区长。至1950年5月离开徐行，时间刚好一年。
当时，农村经济落后：徐行农民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人均土地不足0.9亩，生活贫困。农村流传着“穷人面前三把刀，租米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的民谣。当地农民除种田外，以编织黄草为副业，制成拎包、拖鞋等出售，贴补家用。嘉定解放，徐行地区农民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他们热烈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初期，办事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安排农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乡村政权；二是征收夏粮和麦草，支援解放军解放上海。由于当地干部产生较晚，办事处开始是清一色的南下干部，有好几位南下干部被派往各乡兼任乡长，他们一面通过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保甲长开展工作，一面加紧扎根串联，在农民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选举产生乡长和村长等基层干部，建立和巩固乡村政权。夏粮征收要进行制造粮串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实际到秋季才展开并完成。筹集麦草支前的任务则早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完成。县里在徐行澄桥设立了一个草站，由南下干部迟兆理任草站站长，负责收集全县农民上交的麦草，支援前线。农民交来麦草，草站出张收据，抵扣夏粮。8月中旬，办事处还组织了近千名青壮年民工，会同全县上万名民工，浩浩荡荡开赴宝山月浦，修复被强台风摧毁的海塘。农村百废待兴，办事处工作忙而有序地开展着，广大农民与党和政府的感情与日俱增。
然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极端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5月5日深夜，徐行区政府突然遭到季如彪、季如涛匪徒的袭击。季如彪、季如涛系徐行区小庙乡季家村人，为两兄弟。1950年3月，季如彪以国民党苏浙边区反共救国纵队第三总队副总队长的身份，由上海市区潜回季家村，策动住在季家村的胞弟季如涛等武装特务组织第一大队，任命季如涛为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此后一个月内，季匪特务连续在嘉定等地作案多起，抢劫枪支弹药和昆山县的蓬阆镇粮库，气焰十分嚣张。5月5日下午，徐行区政府在徐行小学召开干部会议，总结部署生产救灾工作。会后，区政府干部赶回各乡，连夜召开村长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办事处仅留下少数几个干部驻守。季如涛等12名匪徒于晚上11时许突然袭击区政府，他们破门而入，按住了住在楼下的办事处通讯员老王。此时我和区政府干部武庭彪、单国良已在楼上房间入睡。匪徒们让会计杜中勇一起上楼叫开门。我们听见楼下人声异常，已知情况有变，未予开门。匪徒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房内。刹那间，武庭彪开窗跳往楼下，我见匪徒人多，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不敢恋战，也跟着武庭彪往楼下跳。季匪在窗口往下连开数枪。我和武庭彪跳下楼后沿着墙脚急行，避过匪徒们射出的子弹，离开了办事处。季匪在办事处劫走了长短枪4支，子弹300余发，电话机一台，文件包一只。匪徒们袭击了办事处后逃往朱家桥北部地区。5月9日，在虹桥湾被我公安局和县武装队击溃。5月10日，季如涛等逃窜至娄塘镇东面的柏家桥。娄塘区委委员王连俊与季匪在路上遭遇，季如涛抢先举枪射击，王连俊不幸中弹牺牲。季匪连续制造了两起大案，一时惊动各方，嘉定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全力侦破季匪特务案。6月2日，逃到上海市区潜伏下来的季如彪等27名匪徒，在市区有关公安分局配合下，被一举捕获。不久，法庭依法公审了猖獗一时的季匪特务案，季匪受到了严厉惩处。
对我来说，遭遇季匪袭击，是个深刻的教训：季匪夜袭徐行区政府，说明特务狡诈凶残，但他们所以能够得逞，同我思想麻痹，防范不严，不无关系。记得在山东老区时，敌我呈胶着状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有一次我自区政府开好会回驻地，路上遇到一名自高梁地里窜出的武装特务，对我进行突然袭击，要我举起手来。我佯装服从，举手时发起快速反击，把敌人扑倒在地，予以制服，将其送交政府法办，我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到嘉定后，认为敌人已经被赶走，缺少必要的防备。这两起事件表明，敌对势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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