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嘉定的日子(魏在)

17347 发表于2020-01-31 17:27:53

   1949年5月13号凌晨,我随接管嘉定的干部队经陆渡桥过浏河,心里不免一阵激动。啊!我们终于踏上了嘉定的土地。记得这年的3月25日,我们华中大学的多名学员,自盐城出发,来到南通平潮,向南下干部大队报到。当时,平潮住着上千名准备接管江苏省松江地区的干部。组织分工时,我们100多名干部被分配接管嘉定县。从此,当人们问起:你们是哪里的?我就会爽朗地回答:我们是嘉定的。可那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未曾见过嘉定一面呢!

    平潮分工时,宣布我到嘉定县教育局工作。县委委员苏君彦任局长,山东南下干部杜导先和我任科员。可是,到了嘉定,我们三人都未去教育局,教育局由别人去接管了,我们只是路上的局长和科员。苏君彦是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局长原是他的一个兼职,他不兼教育局长后,专任宣传部长,我跟随他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

    县委机关最早的驻地是在城隍庙西南角上的陆清献公祠,这里原是国民党时期的法院和地方检察署,有几间平房和一幢简陋的两层楼。县委委员和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青委、妇委等部门都驻在这里。各部(委)设部长一名,干事二、三名,整个县委机关,不过二十多人。

    进入驻地后,县委机关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最初的两项任务是:接管政权和支援前线。解放上海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形势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中共嘉定县委在松江地委领导下,担当起了领导全县工作的重任。县委委员承上启下,他们或者在会议室里谋划,或者下到基层指导工作,每天,每时,每刻,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各种各样的指示,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如果把新生的嘉定比作一艘巨轮,他们就是驾驶巨轮的舵手,在这里引领嘉定启程远航。

    作为一名干事,我的工作也是紧张忙碌的。5月14日,我跟随苏君彦同志前去接管了嘉定县立中学。校长陈奉璋向我们报告了学校的基本情况,我们会见了全体师生。

    共产党初来乍到,嘉定人民急于了解党的主张,我们有责任把党的政策迅速准确地告知嘉定人民。在组织安排下,我们几个年轻人忙着上街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各种布告。嘉定解放后,属苏南行政区管辖,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日报》已经出版,我们就把整张报纸张贴在嘉定城的大街小巷。同时,张贴标语,张挂横幅。还同民众教育馆的人一起把大幅标语挂到了城中金沙塔上,以营造热烈、欢庆的气氛。

    参加接管县立中学后,我在县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动员学生参军参于,还参加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苏君彦同志曾经应邀到启良学校中学部上政治课,我同时跟去任助教,。苏君彦授课后,我负责组织学生讨论,为此,学校曾经发给我们每人半麻袋大米,我们无偿地把大米交给了机关食堂。组织学生讨论时,我讲述了自己从丹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渡江北上,穿越国民党封锁线,冒险投奔华中大学,转而渡江南下,参加接管嘉定的经历。在党的号召下,启良学校中学部后来也有不少学生投身革命队伍。

    县委人少,管事很多,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决不轻放。一次,城厢区集会游行,驻军也列队参加了游行。炮兵用卡车拉着大炮从西大街向东行,过州桥两侧时,因街道狭窄,车头稍稍一弯,高昂的炮筒刮去了居民住房的瓦片。县府虽已派人处理,县委还放心不下,让我和另一位于部,去居民家听取意见,听到居民表示满意后才作罢。

    干部的生活是艰苦的。县委书记和部长们经常下乡,一般都是步行来往,偶尔向通讯班借辆自行车骑着下乡。机关住房很紧,我们六七个年轻干部,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头靠头、脚碰脚地挤在一起。

    机关吃的是大锅饭,饭、菜的质量很差。为了改善伙食,我们曾经到城中老体育场的那个地方开荒种地。记得刨开地皮时,见到不少尸骨,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旧衙门专门杀人的地方。

    生活虽然艰苦,同志间相处融洽,情深谊厚。领导关心下属,即使出点小错,也不苛责。南下干部都有手枪,我也弄到了一把,却没有弄到子弹。于是,我到处找人讨子弹,还到了县委书记王雨洛同志的办公室,向他讨要可以改造成手枪子弹的卡宾枪子弹。王雨洛同志给了我一颗,我说一颗太少。他说没有了。我自己动手,从他的卡宾枪里退出子弹,准备拿走。,王雨洛急了,他用双手拦了一下,连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也不管它,在退出的子弹中拿了两颗就走。王雨洛冲着我的背影说:你这小鬼。

    有了子弹,我对着机关院内的一口废井,连打两枪。一位领导同志听到枪声,跑出来连声说,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打枪,他连着批评了几句,走了。

    一天,我和金勇同志陪同组织部长陈屏到马陆乡下,发现就在我们住的一间房子里,放着JL颗手榴弹。中午,陈屏同志午睡时,我和金勇拿了一颗手榴弹,在屋外的一条河浜边,把手榴弹引爆了,发出“轰”的爆炸声。陈屏同志闻声赶出来,当他知道是我俩所为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们。我和金勇都急了,怕挨处分。宽厚的陈屏同志却没有再说什么。

  从这些小事上,说明我当时虽然参加了工作,却还年轻,童心未泯,显得顽皮。而领导同志对我们年轻人爱护有加,今天想来,还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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