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东南下嘉定的百余名干部中，有10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南下之行，长路漫漫。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我们女同志难免遇到更多的困难，得到了组织和男同志们的照顾。
我们是从滨北地区集合出发的，一路餐风沐雨，无比艰辛。4月27日来到长江北岸。记得当天深夜，我们6人为伴，坐上一艘木船南渡船行江上，遭遇风浪拍击，小木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上船不久，就晕船了，不停地呕吐。江上一片漆黑，我们在黑暗中行至长江南岸，因江滩太浅，船停了下来，大家不得不涉水上岸。我因在船上剧烈呕吐，头昏沉沉的，靠一边一个男同志扶着我攀登上了江岸。此时，东边天空已曙光初露。由于常熟、太仓、嘉定尚未解放，我们不得不在江阴、常熟地区等待多日。5月12日傍晚奉命紧急集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5月13日早晨到达嘉定，由北门进入城内。
渡江前，接管嘉定的南下干部在南通平潮进行了分工。我被分配参加接管南翔市（后改名南翔镇）。接管南翔市的干部共有10余名，于5月16日到达南翔，开展接管南翔市的工作。
根据在平潮的分工，李崇任中共南翔市委书记，郑培吾任南翔市市长。我在民运科任科员，民运科共4人，科长是张福祥。当时南翔市处于瘫痪状态，多数商店停止营业，工厂停工停产，解放上海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隆隆的大炮声清晰可闻。为了确保民生和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市委除了狠抓治安工作外，特别强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干部们进行了具体分工，深入工厂、商店，动员组织商店复市，工厂复工。民运科长张福祥负责联系店员，三名科员各自联系一个工厂，我被分配到了翔丰纱厂。
翔丰纱厂当时有3000枚纱锭，200多名工人。由于国民党长期对我党进行妖魔化宣传，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群众心存疑虑，害怕同我们接近。我来到翔丰纱厂时，只见一片破败景象，厂区冷冷清清，车间空无一人，机器蒙上了灰尘。资方去了上海，只有一个姓杨的副厂长留守在厂里。
进入翔丰纱厂后，我找到了杨副厂长，向他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消除顾虑，服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让他通知住在上海的厂长回到厂里，动员工人尽快回厂恢复生产，。翔丰纱厂多数工人住在当地，有部分人散居在上海市区。杨副厂长还算配合，他通知了家住上海的厂长，厂长在上海解放后就回到了厂里。女职工韩恩玉告诉了我住在当地的几名工人的姓名和住址，其中有陆予昌、张伯兴和一名女工。为了动员工人们回厂，我克服了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等种种困难，用扎根串连的方法，对工人进行家庭访问，首先到了陆予昌、张伯兴和一名女工的家里，再通过他们三人，挨个访问其他工人，动员大家回厂。短短几天内，回厂的工人“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住在上海的工人，也由工人们设法通知返回厂里。当时，我们下厂干部主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进行宣传教育。资方和厂长，由市委召开会议或个别谈话，规定他们恢复生产的时间，对他们提出的困难，则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经过努力，我所在的翔丰纱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回厂的工人有早有晚，纱锭并不是一下子开足的，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工厂才恢复正常。
翔丰纱厂复工后，我就住到了厂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原来，我连纺机也没有见过，此时，也经常触摸机器，学会了纺纱接头，同工人一同上班“挡车”，关系就更亲近了。工厂是资本家的，在厂里，我们既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也要保护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工人中有进步的、落后的，有的还参加了反动的三青团。有些工人闹福利，要厂方加工资，缩短工时，改每天工作12小时为8小时。我两头做工作，注意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对于工人提出的要求，资方开始都不接受，说：要加工资，工厂办不下去，我只好走人。我对资方说：“你要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确实太长了，工人提出8小时工作制是合理的，工资可以暂时不加，8小时工作制要实行j”对工人说：“又要缩短工时，又要加工资，老板受不了，要走人，老板走了，工厂关门，对我们工人不利，我们可以先要老板缩短工时，加工资以后再提。”我提出的意见，大多数工人表示接受，工厂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工资没有加．，一场劳资纠纷平息了二1949年11月，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厂里建立了劳资协商会，有5位工人代表参加。从此，发生劳资纠纷，就通过劳资UJ商会解决完成接管任务后，党和政府就着手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基层政权。我们在工厂，没有建立政权的任务，但同样开展了建党建团和组织成立工会的工作．1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在工人中发现了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有较高威信的陆予昌、刘雁锋，经过重点培养和考察，两人分别于1949年11月和12月加入了共产党。在11月中旬成立了翔丰纱厂工会，陆予昌当选厂工会主席。
1950年3月，南翔撤市建镇后，我回镇担任嘉定县总工会南翔镇工会办事处主任。1951年4月调县总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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