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五、六月间，嘉定解放不久，我自上海仁济医院来到嘉定普济医院工作。第三天中午，院长让我去院长室议事。
来到院长室，向徙南院长对我说，刚才他接到嘉定县人民政府的电话，说有重病人，要医院马上派医生出诊。医生们听说要上县政府里看病，都摇头不愿去，不敢去。他们是被国民党的衙门与旧军队搞怕了。据我所知，当时医院里人手也的确少而又少，院长葛成慧已辞职，刚刚接
任的向院长，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可是年纪大了，业务荒疏，有很长时日不看病了。此外，全院只有外科医生邓立诚、内科医生何仁化、妇产科医生桑谷兰这三位了。他们都不肯出诊，而胡之美、张乃蕃两个药剂师与顾琪英、童亚明、李淑慧、席时婉、赵绵茜、葛赛峰等十来位护士与助产士，又不宜出诊。面对这种情况，向徙南院长束手无策，显得一筹莫展。当时我想，治病救人的事是耽误不得的，即使有天大的危险，也应该去啊！前线的军医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南京保卫战中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是医国手”的金诵盘医生那样临危不惧，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再说，我是见过大世面的，在南京、上海，各色人等都接触过，打过交道。从医术方面讲，三、四年来，各种疑难杂症我处理过不少，自认为有些经验，可以对付。如果真有困难，我也可以向上海仁济医院求教求援呀！我初来普济，就得做出个样子，而后才可以指导其他医生嘛。想到这儿，我起身向院长表态：“如果院长实在派不出人来，那就我去出诊吧！”
听到这句话，向院长非常高兴，立即起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忙向门外喊道，“大方，快备车子，送陈大夫出诊。”普济医院备有专供出诊用的黄包车，黄包车夫叫大方，还带了个弟弟小方。兄弟俩，平时做院里的绿化与清洁工作。遇医生出诊时，由大方拉车送医生出诊。
这辆黑色的黄包车，在当时的嘉定县城，可相当有档次。车篷与车斗为黑色，两条黄檀木的车杠上，镶包了铜皮，在阳光下，显得金光锃亮。又在车座左右各插一把鸡毛掸子，迎风抖动着。车上按有踏铃，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车铃叮叮当当地响一路。那个威风，可以想象。街上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并不知道我是去人民政府给人治病的，见了我，有的侧转身子不屑一顾，有的怒目而视。我坐在车上，如坐针毡，心里不免一阵紧张！
当时我想，怪不得普济医院里的医生不肯下来！再说，自己这身打扮，在上海、南京，在仁济医院也是平常的呀！相反的，如果不穿西服不打领带，不着皮鞋而去诊病，在上海、南京的大医院里，那是不礼貌不文明的行为，要受指责的。这儿乡下到底不同……
一会儿，车子已到县政府门口。当时县人民政府设在宫保桥北堍廖家大院。我随接待人员来到一个大厅里，只见厅角边的竹榻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黄色呢军毯盖在身上，还在索索发抖。病人说话已不连贯，但十分和气。经过听诊，量体温，扪摸肝脾，检查口腔，并问及发病经过与病状后，我的初诊结论为恶性疟疾。为了慎重起见，我让车夫大方回医院取来显微镜，当场化验出了疟原虫，这就确诊为疟疾。我环视大厅四周，空空荡荡的，竹榻床上，连一顶蚊帐也没有：时值初夏，正是蚊子猖獗肆虐之季，自然容易染上疟疾。我提出病人得入住医院，打针吃药调理，一周可愈：
那时的嘉定地区，没有一辆救护车，只得找来块门板，由两人抬着病人去医院。我陪护病人一道走回医院。
那天，我是下午两点多出诊的，到了下午五点钟，还不见人归来，医院里紧张了，邓医生第一个着急：“上海来的医生出诊出毛病了，恐怕被押起来了。明天我辞职，不干了！”其他医生心里亦七上八下的。正在这么乱哄哄的时候，我护着病人归来了。大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去查病房，发现门口有个解放军战士，手持汤姆逊冲锋枪站着岗，这就让人纳闷了。难道病员中有什么大官？一打听，原来昨晚用门板抬进来的病人叫王元昌，是嘉定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县长住的、睡的、穿的、用的，竟如此简单朴素；县长待人说话，是那样和气、平易近人！这给我极大的震动，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有天壤之别！打针吃药后的王元昌县长，烧已退了，神志清爽。他一见医生们来查病房，就一个劲儿地向院长夸奖我医术高明、态度热情：“昨天陈医生一到，水没喝一口，烟不抽一支，屁股来不及搭个椅子，就忙着听诊、量体温，很快确诊为‘打板子’（疟疾的俗称），送我来医院时候，他有车不坐，定要护着我来医院，真是个好人啊……”我很礼貌地说，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其实，昨天我出诊时并不知道他是县长。我想，作为医生，心里应当只有病人，不应有地位高低之分。
作者简介：
陈龙( 1919 -)，男，嘉定华亭人。中共党员。1949年7月任普济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历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院长30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 WHO)初级卫生保健合作中心主任、嘉定县政协副主席等职。获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终身贡献奖。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