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是在延水关过的黄河。河东是山西省的永和地区。这里到处都是石山，道路非常难走，加上人们不习惯这里的水土，所以，不但同志们的脚上都打满了血泡，而且大半都闹起病来了。我大概是当时卫生所中病得最厉害的一个，浑身发烧，鼻子止不住地流血，有时昏昏沉沉的，真是一步也动弹不了啦。所长和指导员为了照顾我，决定把我安置在当地一家老乡家里休养，等病好以后再赶队。
当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大声号哭起来了。因为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部队，不愿离开我的那些亲爱的同志们，更怕将来病好以后再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所以，我坚决不愿留在老乡家里，不管指导员怎样给我解释，我一直抱住他的腿哭着不放。“好吧!”指导员带着慈爱的微笑说，“小鬼，不要哭了，把那匹马骑上吧。”我听了这句话真是喜出望外，眼泪还在脸上流着，却高兴地笑起来了。但我立刻又想到，指导员的腿已经在战斗中残废了，上级为了照顾他才给他发了匹马，同时他这两天因为水土不服，也在闹肚子，我怎么能去骑他的牲口呢?我马上回绝了指导员：“我不骑马。”同时，我摇撼着指导员的腿说：“我能走，叫管理班长扶着点我，就能走。”指导员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就命令说：“快上马吧，不要捣蛋啦!”于是饲养员、管理班长和指导员就七手八脚地把我硬扶上了马。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已走了五十多里路。指导员拖着他残废的腿，不知疲倦地在队伍的前后跑着，给走累的同志们讲故事，有时还扯起嗓子唱江西苏区妇女们常唱的山歌：“哎呀嘞，大家同志在这里，报告一个好消息，红军哥哥打胜仗，缴获了许多机关枪，呜——”于是同志们又有了精神，前呼后拥地继续前进。在过一个小岗子的时候，牲口猛一跑，把我摔下来了，当时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赶我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就溜走了，一片漆黑笼罩着整个大地，队伍也已经走得不见影子了。在我跟前，只有指导员和一个年岁比我稍大点的“小交通”，也就是通信员。“咱们的队伍呢?”我醒来后惊惶地问。“他们已经走了。”顿了一下，指导员又说，“马也跟着队伍走了。你好点了?来，我背着你吧。”夜黑得像锅底一样，也很寂静，只有天边上几颗星星闪烁着寒光，飒飒的冷风一阵阵掠过背脊，使我这正在发着高烧的病人，感到一股强烈的寒意，但我觉得指导员的头上却在冒汗。他背着我，吃力地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走着，步子放得很慢，像盲人走路一样，用脚尖探好了前面的虚实，才敢迈出步去。石子儿被脚踢得叭叭作响，有的滚下山去，撞击着山腰里别的石头，发出乓乓的响声，正在甜睡的山鸡也被惊得飞了起来。
我的前胸紧贴着指导员的后背，脸侧贴在他的肩上，很清楚地听到他那喘气的声音，气是那样的粗，那样急促，我甚至能听到他的心脏也在剧烈地跳，“指导员一定很累了。”我这样想着，“他的腿被国民党罪恶的子弹打残废了，现在自己也正病着，可在这样黑的夜里，在这样难走的路上，他却背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非常激动，一下想起很多，我想到我的父母，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穷困得死去了，所以我不大知道父母的爱是怎样的。我的哥哥从小和我一块儿，他抚养着我，但我此刻觉得指导员对我的爱比我哥哥对我的爱还要强十倍。想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了。“不行!”我突然嚷叫起来，“把我放下来，把我放下来吧!”指导员立即止住了步子，把我放下：“怎么，难过得厉害吗?”他一面关心地问我，一面就从“小交通”身上取过水壶来，打算给我喝水。
显然指导员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不。”我说，“我要自己走。”说着，我就要挣扎着站起来。“为什么?”指导员按住了我问，“是不是嫌背上颠得慌?”“不是，”我说，“你太……我可以走了。”“我来背一会儿。”“小交通”说着，就要抢过来背我。“哈哈!”指导员笑了，用手拦住“小交通”逗他说，“你不要人背就是好的!”接着把自己的枪交给了“小交通”，
“你把我的枪背上就行了。”说完，又背起我就走。这样又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才到了宿营地，这时天上的三星都已经西斜了。
这件小事，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却时常耿耿在怀。我那时小，没记住指导员的名字，不过我深信，红军时代的他，今天一定还活在解放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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