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已经95岁了，精神还算好，每天在家里下下棋。只是听力不太行，和家里人交流也基本靠笔谈和比划。比不上80多岁的时候，还到处去演讲，给学生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为的就是希望今天的孩子，不要忘记过去那段历史，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
1949年初，我刚刚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调到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当时淮海战役刚胜利，大家都等着毛主席一声令下，就“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记得有一天，兵团的宋时轮司令员、郭化若政委和我们几个人聊天，谈到当时的战局，最后宋时轮司令员说：“和平谈判的事由毛主席、党中央去解决，我们部队主要是抓紧时间整训，一切行动听指挥。”末了，宋司令员还当着大家对我开玩笑：“瞿部长，你来一首诗怎么样？”我推辞不过，只好花了几分钟，写了一首《清平乐——解放大军何向？》，内容我现在还记得：
“淮海决战，歼敌六十万。
收拾金瓯中原片，世界人民称赞。
歼敌精锐集团，金陵贼军胆寒。
解放大军何向？军旗直指江南。”
接受保卫上海重任
1949年4月20日，第九兵团发起渡江战役，部队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又直插郎溪、广德山区，切断京杭国道，与兄弟部队一起，包围歼灭了从南京沿江一带逃出的敌人8个军10余万人。部队随后进入松江地区整训，准备解放上海。当时郭化若政委就已经与我谈起，保卫部要对上海的锄奸保卫工作开始积极准备。要维护上海的社会治安，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准备应付敌人的阴谋破坏。
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部、政治部都由第九兵团机关兼任。当天上午，兵团领导找我谈话。郭政委庄重地说：“奉市军管会陈毅主任的命令，警备区下设军法处，由你担任处长，担负起警卫上海、肃奸反特的重任。”
当时的上海，情况十分复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势力，仍然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土匪、特务、逃兵、地痞四处活动。国民党撤退时，又留下了大量的特务系统。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已被接管，正在“拆屋重建”上海市公安局。因此，保卫新政权的责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淞沪警备区部队和我们军法处的身上。
接受任务后，我提出了几点意见，包括立即肃清散兵游勇，对于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均送交军法系统审处，组织建立各部队所属防区的站岗放哨和班组巡逻哨，深挖中外潜伏特务、间谍及其组织等。郭政委当即表示：“你的建议很好，我与宋时轮司令员商量一下，立即电话通知各部队执行。你要大胆放手工作，我们一定支持你。”第二天，宋司令员也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意见郭政委已经告诉我了，我们完全同意，已通知各军照办。领导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刚成立的军法处，一切都处于边建设、边工作的状态。当时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人员也相当短缺。陈毅市长对于军法处的工作抓得很紧，几乎每月我都有一两次在兵团领导处汇报工作时见到他。他不仅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同时还关心工作中的困难，并及时给予解决。有一次陈老总问我：“你上任后有啥子问题没有？”我当即表示：我们部队战士大多来自北方和农村，一不懂上海话，二不熟悉上海马路，三不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请示是否可以从地方党组织抽调一二十位同志来充实军法处。陈毅市长当即爽快地说：“好嘛！一个区或一个大学、一个工厂调一两个人不算多，我给组织部讲讲，选调就是了。”几天后，便有一批来自复旦、交大、同济的学生党员20多人前来报到，他们朝气蓬勃，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掌握不少社会情况，后来都成了上海政法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刚上任就连破大案
说来也巧，我还没上任，就碰到了一个大案。在5月25日，我们部队刚刚攻占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时，就有一股武装匪特，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的旗号，接收了邑庙和蓬莱两个警察分局。我得知之后立刻与地下党联系，发现从未有过这支地下武装番号，随即向宋时轮司令员报告。宋司令员当即下令：“消灭它！”我赶赴现场指挥就近部队，一阵猛打猛冲，对方抱头鼠窜。抓住几个一审，发现是敌人盗用我军名义，想混水摸鱼扰乱人心。于是我命令侦察科暂时按兵不动，让敌人暴露更彻底一些。
果然过了没多久，这伙人又打起了愚园路原中央银行金库的主意，冒充解放军前去接收，命令行员按册点缴钱款财物，等候“政府”处理。与此同时，侦察科在另一头终于摸清了他们的底细，头目原来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敌后游击司令”、做过军统东北站负责人的顾震，和苏州解放后潜逃来沪的国民党苏州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吴正亚，他们网罗残敌，居然编成了4个纵队，公开打着解放军旗号，想趁着上海刚解放，既大捞一把，又破坏解放军声誉，再窜到沪浙皖交界的山区里面打游击。我向陈老总汇报，他命令火速布置，一举歼灭。6月7日，上海军警联合出动，一夜间抓获百余名匪特，清除了这一隐患。顾震等主犯都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是发生在7月5日，那天晚上9点左右，静安寺公安分局接到德国侨民鲁道夫的电话，称家里遭到歹徒抢劫，妻子爱娜和女佣人都遭到歹徒强奸。分局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当晚11点，巡逻警察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严家宅弄口，发现一个可疑分子，经审讯这人名叫杨玉顺，正是抢劫德侨案的作案者之一，到这里是等同伙来分赃的。分局于是顺藤摸瓜，把犯下该案的十名罪犯一网打尽。两名主犯后来被军法处核准判处死刑。
维护上海金融秩序
上海刚一解放，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并公布了1：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但一些投机奸商和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囤积的大量银元，公开倒买倒卖，哄抬物价。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通货膨胀使得大米、面粉、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短时间内价格上涨了二三倍。反动势力还狂妄叫嚣：“共产党打仗可以，但管理城市是外行”、“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明令禁止买卖黄金、白银、美钞，但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置若罔闻。位于九江路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每天上午九十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大批掮客便分散到市区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6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6月10日上午8点多，我们军法处协同其他部门，一举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将200余名违法分子逮捕法办。第二天，大米就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一成，上海市民拍手称快。
为了破坏上海金融秩序，敌人还想出了制造假币的花招。6月初的时候，军法处接到报告称，有人在淮海路的商店，用大量的连号人民币购买商品，店家收下后发现是假币。我立即派出人员侦查。6月16日，侦查员当场扭获用假币购物者，经过审讯，在一个叫艾中孚的人的姘妇家里，查获了4架印钞机和1亿多元新印的假人民币。后来查明，这个艾中孚，是1949年初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少校特工组长，专门负责制造假人民币，破坏上海的金融市场。经过周密侦查，我们终于在7月10日将艾中孚抓获，破获了这一大案。
最难忘的大案
说到1949年我最难忘的大案，就非“鸿生轮”案莫属了。9月22日，全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在这种喜庆气氛中，那天晚上，满载着包括7名解放军战士在内的200多名乘客的 “鸿生轮”正由上海外滩开往崇明。不料有身藏短枪、伪装成商贩的20名武装匪徒也混上了船。他们摸清底细后，就派人分别坐在7名战士身边。等到深夜2点，匪徒突然向解放军射击，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我们的战士只能徒手和匪徒搏斗，结果4人当场牺牲，另外3人，其中包括一名女兵，被劫持。匪徒将全船洗劫一空后，又在江上劫持了一艘木帆船，把3名战士带到苏北川港勒死。9月25日，他们公开打出了“反共救国军通海纵队”的旗号，鼓动反革命暴乱，还在南通城郊枪杀了3名土改积极分子。气焰嚣张至极。
消息传到上海，陈老总大为震怒，当即指示淞沪警备区军法处限期破案。我连夜召集相关人员研究作战方案。第二天上午，郭化若同志电话通知我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就看到陈老总也在座。他对我明确要求：“限期两个月侦破此案。”我当即将昨晚研究的方案作了汇报：从种种迹象分析，这些匪徒虽然眼下在南通，但在上海肯定有窝点。与其派人到人地生疏的苏北办案，不如让南通、崇明驻军在当地大张旗鼓搞一次剿匪行动，造成草木皆兵的局面。匪徒感到威胁，觉得上海人口稠密，安全性大，就可能逃回上海躲藏。而我们在上海守株待兔，正好可以让他们自投罗网。陈老总一听，当即表示：“你这个‘赶鸭子下水’的方法很好，就这么办！”
我回到军法处，立即布置，这伙匪特果然感到在苏北立不住脚，又逃回上海，在漕溪路、三官堂、陈家桥一带躲藏。随即被我方内线发现，迅速报告了指挥部。10月底，当其骨干人员又聚在状元楼密谋时，军法处的同志如神兵天降，当场击毙1人，活捉7人。同时各路人马又端掉了他们的老巢，剩下12人也全部归案。在苏北被杀害的3名解放军战士遗体也被找到并重新安葬。
陈老总听到报告，高兴地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好哇！好哇！我给你们两个月，你们只用了20天。”潘汉年副市长也在当天的办公会议上予以表扬。没几天，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也来电祝贺。案件公审判决那天，南通人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还派人专门到上海来送锦旗，表彰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为民除害。
我担任淞沪警备区军法处长，一共13个月时间。期间有幸与陈老总多次接触，几次直接接受陈老总的工作指示，有时还一同分析敌情形势。陈老总知识渊博、掌握政策又十分稳妥，对工作要求严格的同时，对下级又十分爱护，没有任何架子，同意的就支持，不同意的就讲道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一共侦破各类案件3000多起，捕获特务、惯匪、流氓万余人，为新生的大上海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来源: 解放日报朱晨/陈正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