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飞机经常对上海进行骚扰轰炸，尤以1950年2月6日这天，国民党军飞机对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使上海军民遭受重大伤亡，给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潜伏着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趁机大肆活动，有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有的联络同党秘密组织匪徒武装，阴谋对我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加强浦东沿海一线的反特斗争和保卫浦东地区的防空设施，淞沪警备司令部决定在浦东建立情报站。情报站是以军法处为主，从淞沪警备部队的保卫、侦察部门抽调了一批较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干部组成。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在浦东的一批情报关系也交由情报站掌握使用。
1950年2月的一天，情报关系郏子超（原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5期毕业生）报告，发现榆林区卫生局留用人员陈连科在秘密招兵买马，拉人入伙。但究竟是什么组织，为首的是什么人？尚不清楚。根据这一情报，情报站要郏子超进一步与陈连科接触，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在适当时机打入该组织，摸清其底细。郏与陈接触中，关系逐渐密切，向陈表示愿意入伙，并称有个拜把兄弟是中央军校时的同学，也想参加他们的组织。在不断的接触中，陈连科向郏透露了这个组织的头目名叫宰时，原是黄浦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曾在军统息峰特训班受过训。解放后，由东北潜来上海在平凉路315号以开酱油店作职业掩护。陈答应与宰时联系后约定时间，由陈介绍郏子超与宰时见面。
情报站将这一情况向军法处报告后，军法处决定由情报站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该组织，摸清全案底细。经反复研究，决定由侦察员刘效能去执行这一任务。刘效能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也熟悉上海情况。随即比名李国强，以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5期毕业生的身分出现。经周密谋划、准备，由陈连科介绍，郏子超、刘效能（化名李国强）按约定时间与宰时见面了。在交谈中，李国强谈了自己的“经历”，并根据事先准备好的一些措辞回答了宰时关于中央军校一些情况的询问。这次见面，未出现破绽，初步取得了宰时的信任。不久，郏子超、李国强便由宰时和他的副司令孟云章（与宰时是息峰特训班的同学）主持举行了加入“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的宣誓仪式。郏子超、李国强打入该匪特组织后，处处投宰所好，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时隔不久．宰时便委任李国强为“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联络参谋兼第三支队司令，委任郏子超为第四支队司令。从此，宰时对李国强更加信任，把该匪特组织的关防、印章存放地点、保管人都告诉了李国强。后来，凡委任状需用印章及送达委令等事均由李国强办理。因此，郏、李二人很快就弄清了这伙匪特组织是以宰时为司令、孟云章为副司令（后袁家骥为副司令）、汤志成为参谋长．下设11个支队，共约200余人，以及这伙匪特制订的行动破坏计划。
宰时为了壮大与巩固自己的地位，急于想攀附比他更强的组织。当他了解到“反共救国军江南突击队”副司令金阿山在国民党方面来头很大时，宰又要李国强设法与金阿山取得联系。
经过四个多月的侦察，我们对“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这伙匪徒的情况已基本掌握了，军法处认为破案条件已成熟，应即破案，但考虑到这伙匪特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又极分散，要使破案获得全胜．不使漏网，没有一定时间保证是很困难的。经研究决定，设法诱使宰时与“反共救国军江南突击队”副司令金阿山会面时，予以秘密逮捕。因此，军法处一面集中了侦察人员的力量．并由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配合，在预定地点布置伏击力量，一面由李国强诱使宰时按我预定的时间。地点到场。李国强对宰时说：“已与金阿山联络妥善（实际金阿山已被公安局密捕），定于6月某日在南昌路某公馆与司令会面，为了显示我们的实力，最好请各支队司令到场，以壮司令的威严”。四天之后，李国强陪同宰时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前往与金阿山“会面”。当宰时入场时，李国强便发出信号，伏击人员一起出动将宰时及其支队司令一一擒获。紧接着又甩了三四天时间，将他们大队长以下人犯全部捕获。此案经审理后，根据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报请上海市军管会批准，将首犯宰时、孟云章、袁家骥等20名罪犯判处死刑，一般成员经教育取保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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