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沿变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警委①领导成员刘峰和苗雁群，在日伪控制的杨树浦警察分局内，建立了党的组织。1943年，首先发展邵泽林入党。1945年7月，建立了党的支部，邵泽林任支部书记。1945年12月，为了适应斗争形势，支部进行调整，由赵壁如任支部书记。1947年3月，杨树浦警察分局辖区改为警管区，所有老警察均被调离，党支部成员被分散。1948年初，地下党从虹口分局和黄浦分局先后调甘全元、侯生祥等到杨树浦警察分局，重新建立党的地下支部，由许久丰任支部书记②。1949年3月，为加强工厂区地下党的活动，警委根据斗争需要，又将邓鸿炎③从总局交通大队调入杨树浦警察分局，另外建立1个支部，由邓鸿炎任支部书记。正当两个支部准备合并前夕，邓鸿炎领导的支部遭敌人破坏，地下党员钱文湘、方云卿以及外围组织人员蒋志毅被捕，并遭敌人杀害。由于外围组织人员赵志瑛、尤加惠和地下党员沈寿志的及时报信，使邓鸿炎得以安全转移，免遭敌人残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树浦警察分局内有中共地下党员6名。杨树浦警察分局的地下党组织，从建党开始一直到解放，都是由警委刘峰和苗雁群两人领导和联系的。
（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党的发展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日寇统治的警察局内工作，公开身份都是日伪警察，以“灰色面目”出现，扮演“两面角色”，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警委领导刘峰和苗雁群对党员说：“我们是保险箱里的炸弹，不能轻易动用”，要求党员作长期隐蔽的准备，并向党员传授开展秘密工作的本领，要他们对人、对事、对物要观察，要研究，要提高警惕，并做到三勤：即勤学习、勤职业、勤交友。同时，布置党员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领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抓住日寇欺压中国人民的事实，激发伪警人员的民族感和不当亡国奴的爱国心，从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当时不少地下党员，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利用矛盾进行种种合法斗争的本领。党员赵壁如主动接触三青团分子鲁兴山，并与其交朋友，继而在其家中收听延安电台广播，及时宣传新四军的胜利消息。党员赵壁如和赵燕山，在一次例行巡逻时，以群众指控捕捉强盗为名，将经常在杨树浦路松潘路一带欺压百姓，抢劫钱财，作恶多端的一名日本海军武官府翻译官（扬州人，出生在日本）捆绑起来，押交二股股长二宫（日本人）处理，关进了拘留所。结果日本海军武官府出动军队包围了伪杨树浦警察分局，并将翻译官带走，引发了一场日伪军警内部狗咬狗的闹剧。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上海地下党市委按党中央指示，准备接管上海，当时交给党员的任务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展组织。地下党员为此积极开展活动。如赵壁如和王文烤的爱人④，装扮成烧纸绽为孩子祈祷，在隆昌路警察公寓里，张贴“迎接新四军”、“刘长胜当市长”的革命标语，甚至跑到楼顶晒台上，隔着矮墙，把标语散发到杨树浦警察分局的大院子里，震慑了警察当局。通过宣传教育和斗争，提高群众觉悟，团结进步力量，发展党的组织，不少旧警人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友光明会”⑤。支部建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在支部书记邵泽林和赵壁如的领导下，发展了刘继荣、李树玉、李玉亭、张福德、姚萍、张萱、卢信煜、赵燕山、张长友、张金奎等11人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嗣后又相继介绍人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被国民党接收，地下党被迫转向更隐蔽的斗争。1946年以后，警委从其它部门秘密调来了刘震东、刘敏等一些党员。杨进等地下党员是上海地下市委工委沈涵领导下打入杨树浦警察分局的。当时在仅有100余名警察的警察分局内，既有国民党，又有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的势力。由于地下党和外围进步力量很强，对旧警察的影响很大，敌人虽感头痛，却也无可奈何。
（三）坚持斗争，迎接上海解放
1947年，国民党为对付地下党组织，加强对工人区的法西斯统治，在杨树浦警察分局管辖范围，建立了警管区，调离和淘汰所有老警，换上经过警训所专门培训的警员。此时，地下党又被分散，支部书记赵壁如调往黄浦，组织委员邵泽林被调往嵩山，宣传委员王文烤被调往长宁，其它党员也均被调离。但是敌人这一手并不能遏止地下党在警察局内的活动。不久，地下党员甘全元和侯生祥又分别从虹口、黄浦调人杨树浦警察分局。1948年，警委苗雁群又布置在江苏银行工作的地下党员许久丰来杨树浦警察分局，重新建立党支部。地下党的成员在支部书记许久丰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1948年，由党外积极分子沈寿志发动的“抗操”⑥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沈被分局以煽动群众，阻碍操课为名，禁闭3天后送江湾集训班，但不久即被营救出来。
1949年初，解放大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支部根据警委布置，开展对敌方组织和社会情况的调查，地下党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利用值勤巡逻的机会，搜集全区的旧政权组织、国民党部队和主要工矿企业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及时提供领导部门，对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前夕，为配合对警察官员的宣传攻势，地下党员王爱山以查问煤气费的收缴情况为名，从隆昌路警察公寓收缴煤气费的登记簿上，抄录巡官、股长、分局长的姓名、住址，及时报告上级组织。不久，这些警察官员家中都收到了由上海地下党市委统一印发的“约法八章”⑦的宣传信件，告诫他们不管过去有什么罪恶，都应立功赎罪，要他们为人民立功，迎接解放。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对警察官员起到了震慑和稳定思想情绪的作用。对一般旧警人员，利用各种机会，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针对当时社会矛盾（如每天物价几次波动等）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反动腐朽的本质，激起旧警人员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使之团结在自已的周围。通过宣传教育，旧警中先后有18人参加了党的外围“互保立功会”⑧。经过斗争考验，支部又发展沈寿志、王爱山人党。
随着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敌人为了维持反动统治的残局，在警察局内部采取各种特务手段，利用“生活指导组”加强对员警的控制，除注意观察平时言论外，连向图书馆借阅进步书刊都受到监视。更为毒辣的是毛森亲自出马，分批向被认为不可靠的员警进行训话，威胁利诱地下党员。支部根据警委的布置，迅速把敌人的阴谋告知每个党员，并要求党员提高警惕，坚定勇敢，沉着自如地对付敌人的挑战。每当轮到杨树浦警察分局的部分员警去榆林路警察学校集中训话时，因早有思想准备，任凭毛森在台上怒目相视，声色俱厉，地下党员却泰然自若。
上海解放的前几天，形势非常紧张，地下党面对白色恐怖，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年5月13日，地下党员钱文湘、方云卿和外围积极分子蒋志毅不幸被敌人逮捕，虽遭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得，保卫了组织和其他党员的安全。同年5月20日，刽子手毛森下令将钱、方、蒋3人秘密杀害于宋公园（现闸北公园）。3位烈士倒下了，其他地下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甘全元进入枪械室工作，控制了分局的枪枝弹药。后警察局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缴了警察的枪枝，敌情发生了变化，但许久丰仍设法购买了红、白布，书写“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旗帜，准备迎接解放。
5月27日晨，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地下党支部迅速以人民保安队的名义进驻分局。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当天下午由邓鸿炎、许久丰、沈寿志和其他积极分子及旧警人员7人，成立了“员警保管委员会”，并命令留下的旧员警，分头整理被国民党军队捣乱的档案文件，并负责保管。28日下午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柳堤为接管专员，并率领于之江、徐伯礼、鞠厉凤、陈芳章等组成的接管工作队，来分局执行接管任务。员警保管委员会积极配合接管干部，共同商量研究，确定由各部门办理移交清册，工作队按系统监督清点。在地下党的配合下，6月2日接管工作顺利结束。
事实充分说明，战斗在杨树浦警察分局的地下党支部，全体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人员在第二条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光荣业绩将永载史册。
注释：
①“警委”系解放前上海市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党委的简称。
②许久丰任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一职，接受警委委员苗雁群的领导，直至上海解放。
③邓鸿炎任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一职，邓本人档案中未反映，但市公安局的《警委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斗争情况（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记载邓为中共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
④王文燽的爱人孙如珍，在杨树浦警察分局的地下党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支部的很多重要会议都在她家中举行，她主动为大家站岗放哨，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布下，孙如珍经常护送党员外出工作，从事革命活动。
⑤“新友光明会”是抗日战争时期警委系统的外围组织.意思是和新四军交朋友走向光明。
⑥1948年，对外勤警员实行军训大会操。逢做夜班于早晨4时下岗后，早晨6时（每周六）3个分局警员也要集中参加警察学校的会操，引起警员普遍不满。党外积极分子沈寿志因势利导，发动了一次对抗_出操的集体行动。
⑦1949年4月25日，解放军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警委经市委同意后，以《布告》为武器，通过邮局投递在全市警察系统中广为散发.并针时旧警人员的不同情况，开展政治攻势。对特务骨干和极为反动分子，警告他们，若继续作恶，定将严惩不贷；对有一般劣迹的反动党、团人员，要求他们各安职守，听候处理或安排；对其他人员，要求他们保护机关资财和档案，积极为人民立功。
⑧“员警互保立功会”是解放战争时期警委系统的外围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