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 徨
我回乡在碾米厂工作的这一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上，在伟大导师列宁领导下，推翻了帝俄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人类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国内，则是军阀混战，攻城掠地，兵祸连年，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主、商入采取增加地租、抬高物价、放高利贷等手段，把一切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它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推动人民革命运动。但那时我在乡下，还一点都不知道。这两年我所在的碾米厂，业务发展很顺利。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各方面的接触广泛，识见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农村经济情况。那个年代，家乡80%土地归极少数地主所有。此外，自耕农占有耕地面积约5%，自己有土地、有劳力、有资本，一般的年成里除留足吃饭米外，还能有些余存。但是，他们也在喊叫负担太重了！一旦他们的家庭发生婚、丧、病等事，就要亏空。再说佃户农，他们不单要向地主交租籽，近年来，地主农具维修等费用都要他们负担。加上苛捐杂税，常年负债，还也还不清！中下农和贫农，秋收后勉强还租还债。以后的日子，就靠寅吃卯粮，借高利贷、吃债米度时光。广大农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悲惨的生活。不少农民携儿带女逃往上海等大城市，到工厂去出卖贱价劳动力，做苦役，把小孩送到工厂做童工，或去拾破旧。他们居住在污水沟旁的小茅棚里，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1922年新春，碾米厂和小米店蒸蒸日上，全家十分欣慰。但是，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苦恼和不安。想起过去七八年含辛茹苦的学徒和店员生活，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度过的。相隔仅仅两年，我却从一个被剥削者，参与了剥削他人。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吗？这真太可怕了！生活中我认识到，上海的资本家像老虎，乡下的小资产者也是老虎，同样要吃人。乡间土豪劣绅为非作歹，穷苦人家忍气吞声。社会黑暗，官府腐败，国家前途何在！在这样人吃人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穷人与富人之间，有什么人情可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呢？这不免使我深思而彷徨起来。仍旧照老路走下去，那会越踏越深而致陷泥淖不能自拔。我必须寻求新的道路，一条能解决社会现存矛盾、能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的光明道路。
革命之初
这年，我毅然离开我那封建的家庭，走出了碾米厂，到一个鲜肉铺里去写帐，开始了独立生活。这写帐工作很好，从此我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其他几位青年，放开手脚实实在在地为家乡人民做了几件伸张正义、维护农民权益的事。
（一）反对贪污。这年青浦县公款公产办事处拨出大米200石，平粜给当地农民。这本是件好事。然而根据往例，经办人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油水可捞的好机会。为防止贪污，我们主动去乡公所要求义务帮助搞平粜。迫于压力他们未便拒绝。我们检验了量器（斗斛），发现不足达8%，就是说每平粜出1石米，实际只有9斗2升。我们把多余下的米分给了真正贫苦的农民。乡公所有些人对此十分不满和怀恨，但我们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赞同。
（二）组织保卫团。在这个时候，东乡小梁山地方出现了一股盗窃耕牛的土匪，他们无恶不做，手段毒辣。诸翟镇上还有个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帮他们出谋策划，幕后指挥。土匪们白天以打鱼为名，走村串户，侦悉到农民家的牛房、畜舍后，晚上就来把牛盗走。即使农民跟从牛脚印，追寻到小梁山，发现了自己耕牛，也不敢牵回，而要到诸翟镇那个劣绅那里，求请帮忙，给他现洋，才能把牛牵回来。耕牛是农民的宝中之宝，农民靠耕牛排涝抗旱，耕田种地。一旦失去，就断了他们的命根子。这股盗牛匪的出现，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度不安。于是，我在观音堂组织了保卫团，轮流巡防。同时发动群众，和四周农村组织联防。发现盗窃耕牛的土匪进村，就鸣锣报警，共同围捕。夏天的一个晚上，天字圩地方一个钱姓农民，正牵牛驾车，抽水抗旱。附近的土匪蜂拥而上，蒙起他的双眼，塞住嘴巴，捆在牛车棚柱子上。巡逻的保卫团发现后，鸣锣报警，四乡农民齐力围捕。土匪见势不妙，把牛放了，落荒而逃。一个最凶狠的哑巴土匪被农民抓住了，在他顽抗时，被农民戳死。当时，土匪感到群众力量大，未敢前来报复。事后，土匪通过劣绅买通了嘉定县水警，趁钱姓农民到纪王庙镇买菜时，突然上去把他逮捕，带上手铐，带上船。农民们追上轮船，抢回钱姓农民。众怒之下，农民们要火烧轮船。后经劝解，把轮船放走了。钱姓农民回到观音堂保卫团，手铐才被锉开。从此，这股盗牛匪销声匿迹。（三）兴办学校。近十年社会动乱，家乡教育日渐腐败，教学质量下降，学龄儿童失学率逐年增长。有些教职员生活腐化、抽鸦片赌博。为了纠正这一不良倾向，我向县教育局提出了抗议，未得结果。于是，我放弃对这些官老爷寄托的希望。自己动手，动员了顾氏宗祠的力量，因地制宜在宗祠内创办起一所“凤溪小学”。聘请了嘉定县黄渡镇孙蓉镜先生为校长，又选聘了几位品学兼备的教职员。同时，在经济困难和文盲、失学儿童较多的徐家港、北葛等地也办起了农村小学。还募助捐款，帮助贫困儿童代缴书杂等费。以“凤溪小学”为中心，团结附近农村小学互助互帮，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经过两年努力，教学成绩遐迩驰名。县教育局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传令嘉奖，要其他学校以“凤溪小学”为榜样，迎头赶上。在凤溪小学建校两周年的校庆日，礼堂布置庄严肃穆，中间悬挂起孙中山先生遗像。上方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两旁书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各界来祝贺和参观的人，无不交口称赞，给予很高评价(1927年秋收暴动失败后，我和风溪小学校长被捕。凤溪小学被归并到观音堂小学，本乡的教育事业又走了老路）。
加人国民党
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军阀，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1925年5月，日本人在上海枪杀第七纱厂工人领袖顾正红（中共党员），激起群愤。工人学生举行反帝大游行，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乡下。当时，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派吴佩孚率重兵进驻湖南、湖北，孙传芳率五省联军坐镇江西，企图阻止广东革命势力北上。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向湖南挺进。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8月，在湖北击溃吴佩孚的主力，11月在江西歼灭军阀孙传芳部队，进而占领了福建、浙江。1927年3月进入南京、上海。共产党人在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
1926年的夏季，我县嵩里小学校长顾达珍从青浦“小教讲习会”学习回来。一天，他和一些头戴草帽，身着夏布长衫，足蹬皮鞋的人（共五人：黄霈泽、戴元虬、姜有方、陆惠人、戴进仁）来到了观音堂镇上。晚上，当他们秘密地正在一家茶馆里开会时（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被巡逻发现，来保卫团报告，我立即前往查看。推开茶馆大门闯进去，这些人慌忙跳窗逃跑。顾达珍未及离开，一眼瞥见我，连忙把已跳出窗外的人喊了回来，对他们说，是自己人。我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达珍说：“我们在开会，详细情况明天再向你讲。”第二天，达珍果然来我这里。他对我说，昨天晚上开的会，是国民党青浦县七区党部第三区分部成立大会。接着，他又郑重地对我说：“我已在会上提出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因为你已是我们应该吸收而已具备入党资格的人。在会上已全体通过了。”说完他给我一张申请表，要我填写。我当时有些踌躇，问达珍：“参加国民党干啥？”他没有回答，把一卷已写好的红绿纸标语塞给我看。上面写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北伐军到达的地方，耕者有其田！”“实行二五减租！成立农民协会！”“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我看了这些豪爽、激动人心的标语U号，不禁脱口喊道：“好！好！这样做，才是我伲救星！”然而，昨天在茶馆见到的人中，我认得一个是开南货店的，还有一个开豆腐店的。这两位老板，平日生活腐化，还抽鸦片，在群众中名气很坏。跟这些人一起搞革命，行吗？这不免使我犹豫起来。于是，我把达珍给我的那份入党申请表束之高阁。
那时，北伐军未到上海，国民党仍处于地下状态。由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快到年底，达珍急急催我：“目前不要去计较那些个别人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农民协会。你对农民熟悉，农民对你也信任。只要你站出来，局面就可以打开！”在达珍的启发下，我于1926年冬，加入了国民党，被正式任命为青浦东乡农民协会指导员。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早在1926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青浦西乡的小蒸和东乡的观音堂就组织了农民协会。1927年2月，北伐军即将到达上海，青浦农民协会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城乡广泛传闻，北伐军快要到来了，反动分子吓得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县长早已逃之天天，城乡豪绅地主纷纷躲进上海租界。军阀孙传芳部队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残兵败将经青浦往各地溃逃。由于北伐军的政治主张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农民协会，盼望北伐军帮助他们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翻身作主人。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对革命所抱的态度，爱憎非常鲜明。
北伐军从沪宁、沪杭线两路进军上海时，青浦东西两乡农民，兴高采烈地到黄渡、枫泾去欢迎。东乡黄渡镇国民党的负责人黄霈泽等人，在北伐军快要到黄渡时，不敢去火车站迎接。而黄渡镇大地主金西林，抢先派亲信“二爷”黄兴，率领一些人到火车站等候北伐军，并安排了接待和向导。后来人们议论说：“金西林投机成功，黄霈泽灵魂肮脏。”
北伐军进驻青浦城后，西乡小蒸的陆铨生同志率领农民协会会员300多人，各携单刀、鸭舌头枪、扁担以及步枪和鸟枪，浩浩荡荡奔赴练塘镇，捉拿群众所痛恨的恶霸地主，然后又整队去朱家角镇逮捕恶霸地主武举人徐福如父子二人。徐福如仗其封建势力，强夺农民的荡田，民愤极大。农民把徐福如父子抓住后，先在青浦城内游街示众，后在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押送县政府，要求枪毙徐福如。由于徐福如女婿等人的奔走活动，县政府仅判处罚款1万元，把徐福如父子放了。农民群众还去抓青浦城内的五大豪绅，他们已闻风逃跑，愤怒的群众把他们的家砸了。
东乡的农民运动也有大的发展。3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驻军二十六军共同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农民协会原来决定，大会后立即惩罚劣绅金西林和钱步曾。可是黄霈泽等人却想方设法保护他们。愤怒的农民砸了钱步曾家，黄霈泽等对此很不满意，责怪“农民行动过火了”。这样，在对待地主豪绅的问题上，七区国民党部就形成了两派，一派以黄霈泽为首，代表地主阶级说话；另外是以我和顾达珍为首，为农民说话。
正在这个时候，上级派夏采曦同志到黄渡工作。黄渡旅外学生都知道夏同志在上海搞学生运动，曾代表上海学生去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所以对他非常尊重，他在黄渡七区党部内威信很高。
不久，七区党部常委马家振担任青浦县国民党部常委，他要夏采曦同志去任县党部秘书长。那时，夏采曦实际上是中共青浦县委书记。由于夏采曦同志认真细致的工作，在短期内建立起青浦县总工会、学生会、妇女会、教育会等群众团体，加上东西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把革命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四·一二”后，青浦县西乡练塘的吴开光叛变革命，投靠蒋介石。他唆使上海共进会流氓武装袭击青浦国民党县党部、练塘的五区党部和黄渡的七区党部，把夏采曦等四个共产党员逮捕入狱。西乡的农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豪绅地主及其走狗乘机活动，吕发章、金谦诚等组织了反动的国民党县党部和清党委员会。农民痛骂蒋介石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个时候，徐昂同志被阶级敌人暗杀了。国民党头面人物黄麟书投靠特务分子戴笠，叶昌贻也当了特务，还无耻地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做官，捞油水。有奶就是娘。”不少国民党员逃往上海躲了起来。革命一时处于极度困难的阶段。
东乡农民和城厢职工，非常怀念在狱中的夏采曦同志。东乡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组织了果断行动。东乡的农民进城，城厢的职工罢工，共同举行示威，捣毁了反动派设在公园凝和堂内的清党委员会，迫使县政府释放了夏采曦等共产党员。夏采曦获释后，在城厢职工的保护下，由松江去上海向省委汇报。
1927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了领导秋收起义，决定调杭果人、严朴、陈云、顾归龙等五同志组织了淞浦特委，领导上海周围十个县的秋收起义，并具体指挥崇明、泥城、庄行、枫泾、小蒸、观音堂、外岗等地区的秋收暴动。
陈云回乡部署秋收
暴动，我成为“大学生’’
1927年8月26日，夏采曦同志通知我到黄渡镇他家里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黄渡方面的黄霈泽、陆惠人、戴迪仁、戴元虬、姜有方等人，观音堂方面的有我和顾达珍等8人。中共淞浦特委负责人陈云同志亲来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青浦东乡地区开展秋收斗争，保卫农民利益的问题。陈云同志从小父母双亡，跟随舅父长大。舅舅姓廖，所以他当时叫廖陈云。会上，他认真地分析了青浦斗争的形势，他说：“从地理上看，青浦地区处于上海、苏州、嘉兴三角点的中心。青浦东乡的农运如果能和嘉定外岗地区联成一片，可以切断沪宁铁路，支援苏锡地区。青浦西乡和松江打成一片，可以阻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及浦东地区。青浦的斗争进一步可和上海的工人运动配合起来。所以青浦地区的秋收起义很重要。这个地区农民运动发展比较早，农民的阶级斗争觉悟比较高，这是有利的条件。不利的是，靠近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基础较强，要铲除这些恶势力比较艰苦，我们必须下把劲”。会议最后决定，根据青东地区的特点，利用秋收季节，坚决要求实行“二五减租”，这是国民党北伐提出的口号。如果国民党反动派自食前言，地主不肯减租，那我们就坚决抗租。如果国民党反动派用武力镇压，我们就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那次会议实际是中共青浦县委扩大会议。当时，我还不是中共党员。记得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严肃地问我：“蒋介石叛变了，你跟国民党还是跟共产党走？”我没犹豫，说：“跟共产党走！”他和夏采曦会意地笑了。夏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县委，批准顾复生为中共正式党员，”还风趣地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大学生，了！”会议结束时，陈云同志再次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为了加强秋收斗争的领导，县委派姜有方去观音堂，和顾复生、顾达珍三人组成东乡秋收斗争领导小组，指定姜有方为组长，由夏采曦领导。县委扩大会议后，队伍出现了严重分化。大地主出身的黄霈泽表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不干了，要县委以后开会不必再通知他。为此，县委开除了他的党籍。白鹤港的戴元虬，会后逃得不知去向。姜有方由我设法安排在观音堂小学做教员。但他吓得不敢出校门，不久也跑回老家去了。因此，东乡的秋收斗争由夏采曦同志亲自领导，日常具体的工作，由我和顾达珍负责。 ．
那次会后，我们就紧张地开展秋收起义准备工作：（一）向党员和骨干传达县委扩大会议精神，并在各乡农协中认真讨论，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二）做好各乡的农民团结工作，消除历史上的不团结的因素，提倡顾全大局。为了共同的切身利益，团结起来夺取胜利。（三）认真研究具体的减租措施，提出了十大要求。（四）充实农民协会，选出了区农民协会的五个执行委员蒋秋华（区农协常委）、康松山、程端臣、康顺卿、姜林甫。这五个人都是贫下中农，让农民自己起来领导秋收斗争。东乡农民反复讨论了减租的十大要求，情绪非常热烈。因为动员比较深入，又是经全区农协代表大会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所以各乡农协都坚决执行。十大要求是：（一）遵照北伐军出发时的政治主张，坚决实行“二五减租”。（二）废除板租制，改为花租制。根据每年农作物收成情况，决定租额数量。（三）退还农民的押租金。佃租契约上原来没有押租金，是地主以后强加给农民的。实际上是先预缴一年租金。（四）取消历年尾欠的陈租。（五）按照佃契规定，交实物，不交现金，以减少农民在折价时增加的额外负担。（六）农民远道送租要给足工资，取消过去地主规定的送租一石，只给两个铜元的不合理规定。（七）不许用大的衡器和量器及大口径的量器收租。（八）取消限租制。地主规定“三限交租”。头限正当农忙紧张季节，农民实际无力交租，而二、三限交租地主就要加码。（九）取消一切陋规。（十）对不遵守“十大要求”、破坏减租运动的人，严厉惩处。区农协宣布十大要求后，各方面的人都认为合情合理。但反动政府和地主听了却急得双脚直跳，他们喊叫什么“土地是地主的，农民能作主吗？”农民驳斥说：“土地是农民垦出来的，被你们夺去，你们吃了饭不劳动，哪里会有土地？我们祖祖辈辈做奴隶，现在我们就要作主。”反动县政府害怕地主收不到租，不肯缴纳田赋，也着了慌。一面发限单催地主缴纳田赋，一面派遣衙役官吏，压迫各乡地保逼催威吓农民交租。地主唆使走狗，威吓欺骗农民说：“减租是共产党干的，要杀头。他们可以逃跑，你们有家有眷，有老有小，跑不开，不要跟共产党走。”“快去交租，或者可以得些便宜，否则地主和县长老爷发起火来，那可不得了呀！”在地主分子的欺骗下，个别老实的农民思想有些动摇，害怕明年被地主割佃，没有田种。
在同一时期，西乡小蒸的农民运动在吴志禧、陆铨生二同志的领导下，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西乡农民除“二五减租”外，他们还要夺回被豪绅抢夺去的荡田，砸垮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武装。他们对陆铨生同志很信任，对吴志禧同志则有些怀疑。9月间陈云同志到达小蒸。陆铨生同志通知原农协的曹兴达、曹象波、徐秋松、何秀青四人到他家开会。陆铨生同志介绍说，这位是我说过的淞浦特委负责人廖陈云同志。那一位是吴志禧同志，他是本县练塘人，曾由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四位同志恍然大悟，转忧为喜，诉说道：一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可把我们闷死了呀！地主走狗张牙舞爪，我们憋了一肚子气。”陈云同志插话说：“为了翻身必须要革命，革命的斗争生活，确实是艰苦的。过去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把它改一下：吃得苦中苦，才能得翻身。这个道理你们懂不懂？”曹象波等答道：a我们都懂。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吃苦。不和敌人苦斗，我们永远翻不了身。”陈云同志深入浅出地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大家可以看清了嘛！‘四·一二’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逃跑了。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们有了靠山又凶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打倒地主，夺回被抢去的土地，必须打倒他们的后台老板——蒋介石。”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穷苦人革命要有骨气。我们可能会挨饿受冻，也可能被敌人打断几根骨头，但我们穷苦人的革命志气不能丢。”陈云同志听了很高兴，说：“我听了你们的话，很受教育。我们革命者，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我们一定能翻身作主人，胜利有希望。”四个人兴奋极了，连夜分别传达。陈云同志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陈云同志和吴志禧等人，一起住在小蒸河南街的一个农民家里。他们三人四处串联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宣传秋收斗争的意义。经过他们认真的教育培养，吸收了12个农民同志参加了共产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党支部成立时，陈云同志讲了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它有先进的思想，有远大的革命斗争目标，就是要铲除一切剥削阶级，取消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北伐军出发时，对农民宣布了政治主张，现在反动派不认帐了。我们为了切身利益，要起来和他们斗争，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过去太平天国，东乡的周立春、周秀英‘红头反’失败了，是由于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党员要不怕苦，不怕死，团结广大群众争取胜利。”西乡农民最关心是土地。在那些日子里，陈云同志因势利导，启发大家：“远的不说，谈近的吧！你们的父亲和祖父为了吃饱肚子，在河荡浅滩里一铲一铲挖土，终年水里来泥里去，不断开垦，几十年才慢慢成为一块稻田。可是大地主金剑花等人，利用封建势力，组织利青公司，勾结贪官污吏林贞一（县长），把它夺了去。回过头来却要农民以10元或12元（合当时米价3石大米）的价钱，向利青公司去购买土地。否则就要向利青公司交租米。今天农民组织起来了，同地主算帐，夺回土地是合情合理的。谁反对，谁就代表了强盗利益，我们就要把他打倒。蒋介石是强盗的头子，我们要打倒蒋介石。”
农民群众很快发动和组织起来了。秋收暴动的惊雷就要炸响！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东乡农民协会公布“十大”要求后，革命农民态度很明朗：你不肯减租，我就不还租。地主分子惶恐万分，千方百计破坏减租运动。黄渡镇上的大地主，采取愿意交租的减些租米的办法，诱骗附近的农民深夜偷偷去还租，或秘密去缴现金租。针对这种情况，区农民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几条紧急措施：（一）再次动员大家坚持十大要求。（二）除少量饭米之外，一律停止稻谷脱粒。（三）组织农民纠察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站岗放哨，劝阻还租的农民。这下，反动县政府及地主更恐慌了，斗争也更尖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西乡小蒸组织了农民军，吴志禧同志为司令。农历十月初一那天，农民迎神祭坛，陈云、吴志禧、陆铨生三同志向2000多农民进行了宣传。还计划收缴小蒸附近地主武装民团和武装警察巡逻船上的枪械。但由于泄露了机密，枪船逃跑了。农民军奋力追击，船上的水警携枪涉水逃跑了。枪虽没有缴到，却大长了农民军的士气。这就是小蒸农民最高兴谈论“打枪船”的故事。
与此同时，松江县枫泾地区的农民，由松江县委书记袁世钊同志和松江县农民军司令员陆龙飞同志领导，在枫泾地区收缴地主武装。青浦、松江两县共收到步枪50多支，短枪30多支。这下子吓坏了两个县的县长，他们雪片似地飞报江苏省政府，请求派兵镇压。青浦县政府还下令悬赏通缉夏采曦、吴志禧、陆铨生、顾复生、顾达珍等，宣称“如敢抵抗，格杀勿论。”
东乡观音堂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城镇豪绅地主谈虎色变，坐卧不安，扬言要武装抢粮，对农民下毒手。东乡农民协会决定稻子不脱粒，使反动派无法抢粮。同时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近千人的农民纠察队，在水陆要道站岗放哨，以鸟枪、刀叉、鸭舌头枪武装自己。厉兵秣马，准备决战！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陈云同志由夏采曦陪同又一次来到观音堂。他俩是从上海经沪西的北新泾，步行几十里路来的。风尘仆仆，满身尘土。晚饭后，陈云同志听说今晚要召开农民纠察队骨干会议，不顾疲劳，坚决要去。于是，我们一同出发，去观音堂西边几里路的徐家桥村程端臣家。我们边走边谈，陈云同志不仅健谈，而且很风趣。他说：“我一直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做工会工作，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时候，我带着工人纠察队在宝山路及北火车站，和奉军华庶澄部队较量过，工人把他们的枪缴了。你们学习工人老大哥的革命精神，在农村搞农民纠察队，这很好！所以我一定要去看看。”这次陈云和夏采曦来青浦，事先我们不知道，更没想到他俩，步行了一整天，还要参加会议。
观音堂地区农民开起会来有个特点，有些老公公、老婆婆、妇女积极分子，尽管事先没有通知，他们也会主动来。没有凳子坐，他们就站着，屋内实在挤不下，就站在屋外。如果不让他们参加，那意见可大啦！批评我们说：“旧的官僚还没有打倒，新的官僚又来了。”所以一开群众大会，室内室外总是挤满了人。
那天的会场，汽油灯高高挂起，亮彻内外。有人向室内喊道“老顾和阿达来了！”又有人喊道：“夏先生也来啦！”顿时室内外轰动起来，议论着“陌生的是啥人”！我连忙站起说：“同志们，今天晚上开会，有件很高兴的事告诉你们，前面坐着的就是淞浦特委的负责人廖陈云同志。”人们听后，都踮起了脚跟要看个清楚。这时，陈云同志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鼓掌欢笑。
夏采曦同志在骨干分子汇报情况后，提议请陈云同志作指示。陈云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我不是外地人，是青浦人。我也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我的父母同你们一样都是种田的。地主和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县里的瘟官和差人是怎样勾结豪绅地主欺侮我们农民的？我都晓得。我从小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学徒，后来搞工会工作，所以我对农村的新情况不太熟悉。听说你们在这里开会，我代表中共淞浦特委前来慰问，我个人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陈云同志又说：“农民纠察队和工人纠察队是兄弟，要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他还指出：“现在情况很紧张。北伐军出发时曾有规定：凡北伐军所到之处，实行‘二五减租，。可是现在他们不认帐了。我们一定要实行‘二五减租，。”接着，陈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启发性问题：“如果反动派和地主不肯减租，大家说怎么办？”群众齐声答：“我们抗租！”陈云同志问：“反动派帮地主来镇压我们怎么办？”大家愤怒地高喊：“我们和他斗！”陈云同志又问：“我们枪不多怎么办？”大家很坚定地说：“从敌人手里缴！”陈云同志听了，笑容满面地说：“大家要我讲话，我想讲的，你们自己都讲了。希望大家把刀磨磨快，枪擦擦亮，和敌人斗争手不能软。乡亲们，英勇战斗吧！祝你们斗争胜利。”
东乡从抗租到武装暴动
地主为了破坏农民的抗租斗争，一面请兵镇压，一面威胁农民秘密缴租。恶霸地主王兆桂勾结富农曹步峰，威逼贫农谢凤梧、谢岳松兄弟二人秘密去青浦城内三元桥，向大地主盛祖江缴租。王兆桂对他俩说：“你们如果现在就去缴租，盛家老爷可以给你们一些便宜。否则明年割佃，不给你们田种。弄不好送去吃官司。”富农曹步峰说：“你们稻子没脱粒，如果没有钱，我借给你们，明年三四月还我稻子就是了。”这实际上是进行高利贷剥削。谢氏兄弟没法，就随他俩秘密缴了租。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被农民纠察队觉察，向区农协作了报告。当晚我在嵩子庙召开各乡农协代表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理这件事。会上谢凤梧揭发了王兆桂、曹步峰逼迫向盛祖江缴租的经过，引起极大愤怒。大家认为：谢凤梧、谢岳松仍是我们农协的好会员，罪人是大地主盛祖江和他的狗腿子王兆桂、曹步峰。根据十大要求的第十条规定，必须对这三个人严加处罚。我决定第二天在火烧庙召开区农民大会，宣布他们的罪状。当夜，就把会议决定传达到各村农民协会。
第二天，天刚亮，火烧庙的旗杆上，区农民协会大旗子已经高高挂起，各村农协会员整队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火烧庙前面田里。夏采曦同志出席了大会。我宣布了地主盛祖江的罪状，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进一步破坏。这件事激起农民群众的无比愤怒。夏采曦同志讲话完毕，许多农民呼喊着要去捉拿曹步峰。蔡家巷的蔡里庭和共产党员张鸣高，把农民协会的旗子高高举起，高喊“跟我来”，农民拥向前去。曹步峰早已逃得不知去处，愤怒的群众把它的房屋砸了。群众又整队拥到观音堂去捉王兆桂，王逃到乡公所请求乡董金雪渔保护。愤怒的农民冲进去，把王兆桂从乡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