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捕
1927年11月间，我受骗被捕，关押在县城隍庙。反动派和城乡豪绅对我恨之入骨。几个月以来，他们给我坐老虎凳、灌辣水，毒打至大小便失禁，恨不得置我于死地。我硬是咬牙不说软话。当时，见我这种处境，很多亲戚都躲开了。唯有我的大姐顾宝娥，二三天给我送些衣物和食品。她挪着小脚，不怕威胁，情深意笃。那情景，至今我难以忘怀。据说，“文革”动乱中，造反派们几次逼迫她揭发我的“叛变行为”，都被她大义凛然地骂退了。地方豪绅们打了三四个月，打够了，在1928年春，把我从县里押送到南京“江苏特种刑事法庭”。“特种刑事法庭”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策，设立的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司法机构。6月间，案件审理结束，我被判刑12年。我不服，以“国民党讲话不算数，逼得老百姓造反”为理由，上诉中央特种刑事法庭。不知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还是标榜“民主”，中央庭竟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我无罪，将我发回原县具保释放。事后知道，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父亲及亲属凑钱上下打点，买通了中央刑事庭。
第一次被捕，在我一生政治生活中发生重要影响。1954年审干时，被疑为“自首”，“文革”动乱中又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对不实之词和诬陷，我一直坚持不同意见并坚决反对。我当时的政治表现，可由幸存的战友和家乡父老作证，也可从敌人档案、报纸中查明。但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年轻气盛，20多岁，血气方刚，痛恶社会黑暗，同情农民苦难，敢于同敌人斗争。但当时在思想上还没有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政治上还不成熟，导致“自投罗网”。在以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我一直总结和牢记着这个教训。1928年9、10月间，我获释出狱。当晚住青浦县城长乐旅馆。这天，青浦临时县委负责人胡秉越，也住进这家旅馆。深夜，他来到我的房间，几句寒喧后，对我说，上海陈先生（指陈云同志）很关心你，他知道你出狱了，特叫我来和你联系。我听了，又激动，又高兴，对胡说：“感谢陈先生对我的关心！请告诉陈先生，我既已投了红旗，决不会再投白旗。跌倒爬起来再干！干到底！”胡也很激动，紧握着我的手说：“党欢迎你！’’这年的11月间，胡秉越来东乡，宣布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同时，表扬了顾达珍同志为党坚持工作的艰苦奋斗精神。
1929年2月，陈云同志秘密地到达练塘镇，住在胡秉越家里，召开了青浦党的代表会议。东乡出席会议的有我、顾达珍和李家生三人。会上，陈云同志宣布成立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胡秉越为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徐彬为宣传委员，并成立交通站，李家生为站长。会上讨论了今后任务，重点是整顿组织。胡秉越负责西乡，东乡由我和顾达珍负责，徐彬负责城镇。同年3月，陈云同志在上海吴淞路潘达清家，召开松（江）、金（山）、青（浦）三县活动分子会议。胡秉越和我代表青浦县去参加。会上陈云同志通知我们，根据斗争形势，淞浦特委已撤销。今后备县的工作，统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会后，陈云同志要交通站同志去上海，把前淞浦特委印就的宣传品拿回青浦。不料，宣传品取回后，交通站没有及时送出，保管不慎，被人告密。5月，交通站遭敌青浦县保安队破坏，搜去宣传品，站长李家生被捕。李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供认宣传品是顾复生、顾达珍两人寄存的。因此，我和顾达珍遭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正康米行的船工陆雪雄。这时，反动派的特种刑事法庭已撤销，我们四人就被押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这时，我已有了一些斗争经验，始终拒不承认，敌人亦无证据。最后，判决我和顾达珍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各一年。李、陆两人各拘留两个月。后因我在狱中参加了大闹监，又被吴县法院加刑四个月，合并执行。
苏州监狱
这次我被羁押于苏州城里司前街的高等法院看守所。这个看守所附建在司前街第三分监内。在押的大多数是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而正在上诉的大刑犯。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贪赃枉法，交相征利。一件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几经辗转，往往可拖延达三五年之久。
这个看守所对犯人的行政管理和生活待遇，是极为野蛮残酷的。伙食说来好听，一天两餐，每顿一菜一汤。然而，我们吃的全是夹砂很多的红斑米。难友们说：“这饭不吃也死，吃了也是死。”再说菜，每碗饭上二片薄萝卜，咸鱼汤浸泡的，又腥又臭，无法下咽。菜汤碧波纯青，碗面上只飘着油花几点。每间十来平方米的牢房，原规定关押五人，后来竟增至十五六人。再加上便桶，拥挤不堪，无周旋余地。房内到处是臭虫，不仅晚上咬人，白天也横行无忌，蠕蠕爬在墙壁上。狱中有规定，不许捺死臭虫，听其繁衍传代。因此，我们日夜都在便臭、汗臭和成百上千的臭虫的袭击包围之中煎熬。
狱方还利用封建迷信，对犯人进行思想蛊惑。每周请和尚来教念佛经，以示忏悔。一些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大刑犯，无可奈何，只有求诸菩萨保佑。狱吏走卒们利用大刑犯作工具，敲诈勒索，欺压难友，稍有未遂，便拳足交加，把你毒打一顿，还要拉到外面去加镣加铐。监狱用这些人来做大小龙头（监狱内的犯人头头），控制其他犯人。但是，你只要有钱，可以在牢房内吸香烟、抽鸦片、酗酒、赌钱等。狱吏中，有个最坏的家伙，是第二科科长，名字叫温良。他依仗自己后台硬，在看守所内横行无忌，是最野蛮、欺诈最厉害的一个。难友们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这些大刑犯，当上了大龙头，身价十倍，傲不可犯。他们广收徒弟，耳目众多。我们看守所内一个姓杨的大龙头（死刑犯），因他为虎作伥，敲诈勒索有功，管理犯人也有一套办法，很得狱方的赏识。他独处一室，优哉游哉！日常生活由他的徒子徒孙左右服侍。夏天吃饭，还有人为他打扇呢。所里所外，可以自由活动，小龙头得向他递贴，称他为老头子。他在狱里，凌驾于一切难友之上。就连所里的看守，还要拍拍他的马屁呢！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就是这样利用封建势力，迫害革命者。
狱中特别支部和同难会
1929年春夏，国民党反动派特种刑事法庭撤销，把所有的政治犯全部移交到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江苏省各县及上海市的政治犯，都陆续押送到这里来了，大约有1000多人。这里的犯人成分，以政治犯为主。这些政治犯中，有中共党员、革命学生、工人、农民等，他们大都是革命意志坚强，立场坚定的好同志。在未捕前，无视于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英勇斗争；被捕后，仍然横眉无惧，在监狱里继续闹革命。在同志们策划下，“狱中特别党支部”很快成立起来，支部书记是朱履之（又名朱铭勋，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在支部领导下，狱内不断掀起群众性的斗争，虽遭残酷镇压，但同志们毫不气馁。支部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发动广大难友组织“同难会”，共同进行斗争。提出的口号是，大家都是难兄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无分你我，有难同担，有福同享，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直至解放。当时，有个进步的青年狱友，叫贺绿汀，后来成了著名的音乐家。
“同难会”成立后，高等法院看守所和十字街第三分监（劳改场所），共建成80多个小组。推选朱履之、李会、朱继成、王毅（王治平）、顾复生等9人为“同难会”领导小组。这时正逢国民党内部发生矛盾，缪斌把国民党省党部的顾子扬、倪弼、葛建时等8人逮捕入狱，并关进我们所在的看守所。这些人受到狱方优待，让出三间牢房给他们住。同样是犯人，为什么厚此薄彼？这引起全监难友的不平。同难会抓住时机，开展斗争。共产党员茅程同志，抢先冲上去把这三间优待室的门统统关上。倪弼见状就慌忙出来打招呼说：“同志！不要误会！”话音未落，就被茅程的一记耳光打了回去。难友们群情激忿，高呼“打得好！打得好！”茅程趁机向大家揭露说：“国民政府本想在前年进行大赦，就是被他们（指倪弼等）这几个王八蛋反对掉了。”难友们听了，更是火上加油，一致高呼：“打死他们！”“打死他们！”国民党省党部的8个犯人，吓得屁滚尿流，缩成一团。两天后，这8个犯人被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不久传来消息说，高等法院正在调江宁地方法院的看守所长龚宽，来任高等法院的看守所长兼第三分监的典狱长。龚宽这个人，南京来的政治犯对他很熟悉，也交过手。这家伙老奸巨猾，但又贪婪无厌，只要你不影响他的经济收入，不动摇他的官职，凡事都可以商量。狱中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在他“下车伊始”给他一个下马威。目标是打击二科科长温良的反动气焰。
龚宽到任后，果然原班人马不动。一声令下，全监举行了“罢饭”示威。一时激昂的“国际歌”回荡在看守所和十字街间，“打倒温良、温良滚出看守所”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声势浩大。根据往例，只要狱中的歌声一起，狱吏们就慌忙地来拉铁门。而这次龚宽却不要狱卒们去，并对他们说：“只要犯人不冲出牢房，随他们喊叫去！”接着他又派他的一个年轻的内侄来，假惺惺地劝导大家吃饭，同时向我们宣布说：“龚典狱长说，有啥意见，可推派代表到办公室来谈。”于是，同难会派朱履之和另一个同志为代表，并提出以下三条要求：（一）撤换二科科长温良；（二）要求开风（即打开监内号门通风）；（三）改善伙食。谈判结果：撤换温良一条，他表示无权处理，但负责向上司反映。其余条件都同意了。同意上下午备放风一小时，伙食共同管理改进。这次“罢饭”斗争的结果，温良虽没有打倒，但他失去了往日那种气焰。在谈判中，龚宽还发了一根竹笺给代表，有事可持这一竹笺，畅通无阻地到办公室去交涉。斗争大获全胜，共产党的威望大大提高了，“同难会”的威信也高了。
1929年的夏天，由于狱内卫生条件太差，难友生病的很多。支部决定，由同难会出面，向狱方交涉，提出改善条件的要求。狱方怕引起不测，只得作了让步。调出几个房间专给病员住，并在难友中挑出中、西医及有护理经验的，协助监狱医生为病员诊断医治，进行护理。经两个月的努力，抢救了不少难友的生命。一位共产党员，名叫余凡宇，那次病逝在狱中，当时很年轻，真可惜。
“同难会”组织，在难友们共同努力下发展很快。在“同难会”里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一）“学习委员会”，下设(1)图书馆，借阅图书学习革命理论；(2)外文学习班，学习英、俄、日等文；(3)识字班，进行扫盲。（二）“救济委员会”，下设：(1)贩卖部两个（看守所、十字街各一），经售的高档食品如鸡蛋、糕点等，外加20%的手续费，普通食品如酱小菜等，不收手续费，还免费添些盐和麻油，赢利所得作为难友救济金；(2)救济组，负责调查解决经济困难的难友救济事宜。（三）“法律研究委员会”，下设：(1)研究组，帮助难友研究案情，进行辩诉、上诉的起草等；(2)誊写组，帮助难友书写诉状；(3)迎送组，对新进来的难友，举办欢迎活动，了解情况，出狱时举行欢送会，鼓励斗志。另外，为了便于“同难会”各项工作的推进，我们还组织了“兄弟会”，利用封建的结拜方式，藉以团结大刑犯和看守等。
我在监内还经历了两件大事：
悼念彭湃同志。根据上海押解来监的一位难友的报告，彭湃同志于当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枪杀了。这个不幸消息，很快传遍全监，难友们闻此噩耗，无不悲愤。彭湃同志是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领导创立了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当时狱中党支部决定，分别召开悼念彭湃同志的追悼会。一些非党难友也参加了。那时在狱中，无法挂像，也没有花圈。难友们围坐一起，唱着国际歌，缅怀彭湃同志的业绩，并纷纷宣誓：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矢志把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红十四军苏州暴动。狱中党支部接到党的秘密通知，近日内，苏北红十四军要经过苏州去安徽太平。部队到达苏州即进行暴动。计划在暴动时，从陆军监狱、第三模范监狱、高等法院看守所带走2000难友，西渡太湖，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尤其是政治犯和大刑犯的难友们，磨拳擦掌，等待发难。党支部要大家紧急行动起来，把“同难会”改为纠察队，甚至把部分看守也组织了起来。一旦红十四军开始暴动，即由看守夺取狱内的20支长枪，控制铁门。狱中难友，将在纠察队的指挥下，有秩序地行动。红十四军预定暴动的那晚，难友们特别激动，一夜没睡。看守不时传来消息，说外边仍无动静。待到天亮才知道，设于阊门旅馆内的红十四军暴动司令部，被敌人破坏了。虽然这次暴动未能成功，但我们经受了锻炼。大家坚信，斗争的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震惊国民党司法界的苏州大闹监
1929年的冬天，典狱长龚宽被调走了，接任的是公安局的一个督察长。他凶神恶煞，手段残暴。一到任就下令：不准“开风”，取消原上下午开风制。不准犯人在号子（牢房）外散步。对看守人员，上下班搜身检查，防止夹带。又下令封闭了难友的图书馆和贩卖部，没收图书和物资。这激起全体难友的愤恨，也引起了看守们的不满。这时，温良又神气起来了，手执皮鞭在看守所内跑来跑去，喝道：“哪个敢大声吵闹和唱歌，就揪哪一个！”吃饭时，又恢复了夹砂特多的红斑米饭。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不好集中开会了（因牢门禁闭，不开风），只能用纸条秘密联系，要大家准备大闹一场。各号子设法积储干粮、烧饼。难友们把号房内痰盂洗涤干净储好水。大约10天左右，一切准备成熟。这天，趁早上开门倒便桶时，几个难友突然冲上去，夺下看守的钥匙，迅速取下铁门大锁，把大铁门反锁起来。难友们齐声高唱“国际歌”，悲壮激昂，声震屋宇。这时，温良气极败坏地领了他的几个腿子，急急跑到铁门前大喊：“快开门！快开门！”回答他的却是一片“打倒温良、打倒温良”的口号声。他咆哮如雷，大喊大叫说：“你们要不要吃饭啦！”“这样的饭我们不要吃！”难友们一起答道。他面对反锁了的铁门，无可奈何地走了。接着高等法院要来提讯犯人，谁睬他呢！开饭的时间到了，他们把几箩筐饭，推放在铁门口，难友们看也不看。下午高等法院又送来新的犯人，还是无法开门。
后来，高等法院来了几位长官，不问情由，命令开门。难友们说：“要开门，先要打倒温良！”他们说：“开了门再商量！”难友们坚持：“你们先撤温良！”他们也无可奈何地走了。嘴里还叽咕道：“这些囚犯，无理可喻！”
在我们拒食闹监的第二天，苏州城里律师公会的代表来了。难友们就把在狱内搜得的鸦片烟枪、赌具骨牌拿出来，并把一个病得骨瘦如柴的难友抬到了铁门前，让这些主持公道的律师们欣赏欣赏！请他们回答，根据法律的哪条哪款，狱内可以吸食毒品，抽头聚赌？像这样的重病号，狱里不给看病吃药，这又是根据法律的哪条哪款规定？律师代表们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只得问：“这些东西（指毒品、赌具）是谁拿进来的？”难友们说“是温良拿进来的！”代表又问：“这些都是事实吗？我们很同情你们，一定电告南京司法行政部。”
坚持斗争的第四天，苏州新闻界和报社的记者们来访问了。他们一走近，就听到了号子里嘹亮的歌声和“打倒温良、打倒温良”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记者们了解情况后，表示全力支持我们。后悉，有一家进步报社因发表了公正报导而被反动政府查封了。
拒食斗争第五天的上午，南京司法行政部来了五位老爷。他们走近铁门口，官腔十足地说：“你们反锁铁门，影响了高等法院的工作，这是很不对的，快些开门！”在一片“打倒温良”的口号声中，难友们对五位老爷说：“我们是对的，有理。不对无理的，是温良！”他们坚持要我们先开门。我们坚持要先撤温良！接着我们又把重病号抬来让他们看，把烟枪、赌具给他们看，还让他们看夹砂的红斑米饭，质问他们：“重病号为什么不给医治吃药？狱内为什么公开吸毒聚赌？这样夹砂的红斑米饭能吃吗？”司法行政部的老爷们无言可答，灰溜溜地走了。
当天下午，从运动场边的铁窗里，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注意，他们要调军警进行武力镇压了。”消息传开后，群情忿怒，大刑难友说：“要大打的话，我们来！打死他一个，赚一个！”他们搜集了一些行军床上的木腿做武器，准备反击。
下一天的傍晚，司法行政部的老爷又来了。他们用威胁的口气说：“给你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们开门，我们就用开门的办法；你们不开门，我们就用不开门的办法。”难友们回答得也干脆：“随你们用什么办法，不撤掉温良我们不开门。”
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墙外已出现了敌人的刀光剑影。武装镇压就要开始了。不一会，敌人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狼奔豕突地朝铁门冲来，狂呼“开门！开门！”难友们很镇静，坦然不动。敌人咆哮了一阵退回去了。不一会，他们以大刀队为前锋，蜂拥至铁门口，用大刀狠劈铁门。他们从劈断的铁门缝隙处，侧身伸脚，企图挤进来。难友们见状，举起木棍，手进就敲手，脚进就打脚，毫不退让。然而，铁门终于被劈开，大批军警拥了进来。在一阵持续达两小时的混战中，难友们先后被逼进了号子。敌人被我们打伤了20余人，难友也有10多人负伤。伤势最重的是上海的难友沈定祯。敌人用武力把难友一个个逼进号房，然后点名归号，开始抓人。我、陆铨生等同志都被抓去，一共被抓了80多位难友，被抓难友都被反绑吊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柱子上。吊的高度，仅能脚尖着地，难友们被折磨得头冒大汗。但大家斗争顽强，横眉怒目，毫不屈服。尽管温良手执皮鞭在大声嘶喊：“你们再凶就打死你们！”大家对此毫不理睬。这时姓杨的大龙头，也像好人似的，装腔作势说：“只要你们说一声下次不再闹了，就把你们放下来，进号子去睡觉。”又说：“哪个先说就先放哪个。”大龙头这样来回说了好几遍，可是没人睬他，只好无趣地走了。最后，他们把对付江洋大盗的大脚镣，给我们每人加上了两付，推回号子里关起来。重镣反铐，犹如对待临刑的死囚。我们不能睡倒，但大家一直咬牙地坚持着。过了三四天，姓杨的大龙头又来说：“司法行政部的长官，就要来这里开小庭。你们要是态度好一些，镣铐可以解除。”然而，我们仍坚持“打倒温良、上下午开风、改善伙食”的要求。
大约半个月左右，我们80多难友的镣铐才被去掉。这时，狱方宣布，闹监犯移至吴县地方法院审理。结果有6位难友被加判徒刑一年，其余的70多名难友，被加判徒刑3个月到4个月。然而，闹监斗争，方兴未艾。
加刑后，狱方为了达到镇压目的，他们又把难友中最活跃的20人，用麻绳五花大绑，捆送到陆军监狱，企图分散瓦解我们的斗争力量。我们20人被押到陆军监狱时，那里的管理科长凶狠地说：“你们知道这里的厉害吗！谁再调皮，就枪毙！”王治平顶撞他道：“你们的厉害，我们领教过啦！”话音未落，敌人就扑上来，把他殴打了一顿。我们20位难友被关进陆军监狱一间又湿又暗又冷的牢房里，不给松绑，又无被盖，大家受不了，就在狱中高声歌唱起来。外面的卫兵听到歌声，把枪对准牢内说：“谁再唱，就枪毙谁！”卫兵的威吓，未能遏止激昂雄壮的歌声，而且其他号子的难友，也随声高唱起来，铿锵的歌声回荡在整个陆军监狱，弄得监狱管理人员毫无办法。第二天一早，只得又把这20位难友，全部送还给第三分监。后来高等法院又从监内抽出他们认为调皮好闹的60多人，分送给江苏各县监狱。被送走的难友，始终顽强坚持斗争，敌人黔驴技穷。后来，敌人施展出暴戾的手段，由镇江军法处，提去20名难友。听说其中一人叛变，淞江县委书记袁世钊等19位同志惨遭杀害。
1930年10月，我期满释放。原狱中支部书记朱履之已先我被释出狱。但狱中革命堡垒——特别支部，依然存在，支部书记由张肖峰（即杨杏春）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