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商体育会
在我期满释放的那天，曾发生一个小小的波折。按惯例，监狱在释放刑期已满的犯人时，先一个星期就得把出释的犯人姓名挂牌公布。挂牌同时，摘去待释人犯的脚镣，并一律于当天上午9时前出释。可是唯独我在挂牌后，并未摘去脚镣。那天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典狱长才气冲冲地把我开镣出释。后来了解，这天整个上午，那个典狱长忙着打电话，向各有关方面查讯我有没有其他问题？他认为不应该放我出去！
出狱后，原想在苏州逗留两天。经这一波折，我打消了计划。径直回到上海，找到原来关系，想和陈云同志取得联系。刚跨进门未及说话，交通站同志急问：“进来时看到陈先生了吗？”我回头追出，已不见人影。阴差阳错一分钟，下次再见到陈云同志已是解放后，时隔廿多年！
心中空落落的，我回到青浦。家里人讲，你被捕后，有人说：“复生和达珍两人是不可救药了。这次抓去，让他们多住几年牢房。免得惹事生非，弄得家族不安。”听说一些亲戚甚至把顾姓都改了。我回到家里时，在狱中染上的疥疮大发，无法起床，卧床数月之久。妻儿老小，生活没有了着落。1931年春，松、金、青中心县委派员和我联系上了：联系了三四次，约在这年秋天，联系人被捕。于是，我失去了上级党组织关系。
那个期间，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时不知所措。加上身染重病，几个月无法离床。生活、医病均无来源，情绪有些低沉。我曾去上海找过陈云、夏采曦同志，但交通站已转移。又多次让林锡浦同志通过小教那条线找上级党，也没有结果。多年后我才知道，1931年初，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了权，大肆推行“左”倾路线，使党遭受极大损失。罗章龙等人不服，另立中央和省委，又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1931年1月18日，在上海发生了东方旅馆事件，中共中央、江苏省委30多位领导人被捕牺牲。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6月21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他们像疯狗一样带领敌人破坏中共机关，抓捕共产党员，出卖了恽代英、蔡和森同志，致使他们被捕遇害，壮烈牺牲。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构和江苏省委惨遭打击，损失惨重，已经瘫痪，无法开展工作，上海一片白色恐怖。1931年底，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去了江西、鄂豫皖苏区。至1933年初，坚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不得不撤出，全部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走后不久，留下的中央上海局又遭破坏，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华尔敦（即劳伦斯）又被捕。党在上海的组织彻底陷于瘫痪，工作停顿。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中断达数年之久。直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才先派潘汉年同志，继又派刘晓同志回上海。经过艰苦工作，到1937年、1938年，党在上海的组织才逐步得到恢复。
那时，我是共产党员，领导过农民协会抗租暴动，和反动派土豪劣绅斗争，这不仅在东乡，而且在全县，人人皆知。当时我虽然和上级党断了联系，但青浦城乡还有转入地下的党员。我和他们串联起来，在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里，采取隐蔽合法的方式，扩大了党在群众中影响，始终坚持和反动派斗争。
一天，住在青浦城的亲戚魏有余，忽然向我透露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告诉我支部书记是北门小学校长林锡浦，领导这一支部的是朱家角民众教育馆的倪兆渔。还介绍林和我见了面。党的斗争转入地下后，规定各条线只能上下单线联系，同一地方的党员不准发生横向关系，以免一人被捕，组织遭受破坏。但在当时，我们没有受过白区工作严格训练，没有经验。说实在的，当时也顾不得许多。失去组织，又遇亲人，倍感亲切呀！
我们联系起来后，加强了工作基础。我们在青浦城里，组织“青商体育会”，藉以发动和组织城镇青年。这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我们决定在小教界中组织成立“东北义勇军抗敌后援会”。在该会成立时，国民党没有注意。后来，发觉后援会把募来的捐款，送给了东北杨靖宇将军。县党部认为杨靖宇是共产党，募捐支持他而不去援助马占山，后援会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因此，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会主任顾若樵出面，要求县教育局勒令解散后援会，处分参加后援会的小学教师。然而，县教育局当时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救国不分彼此，援助抗日无罪。但在县党部不断威胁下，终于下令解散了东北义勇军抗敌后援会，并撤去了林锡浦的北门小学校长和朱日飞的徐家港口小学校长的职务（朱曰飞同志是在苏州监狱中的难友，出狱后由我介绍去徐家港口小学任教），其余参加后援会的人也分别受到了警告处分。
青浦有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名叫张桂联的，他想做青浦商会的会长。我们研究了一下，认为老会长封建思想严重，如果把张桂联推上台，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我们的工作。在张桂联被我们一举抬上了青浦商会会长宝座后，我们就趁机向他提出组织商团武装的事，他同意了。当时商团共成立了四个小队。平时练武习武，演练国术。其中三个小队，都是青商体育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完全由我们控制。另一个小队则由张桂联自己管。这样，我们就合法地控制了一定局面。
1932年的下半年，反动统治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营业税，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遭到了商人的强烈反对。商会和商团对商人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经过我们的发动组织、推波助澜，发展到商业罢市、职工罢工，游行请愿到营业税局，打了局长，砸了税局。后来税局局长向省府控告，省政府下令解散青浦商会和商团，撤销了张桂联的商会会长职务，压制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苛捐杂税的运动。
1933年，我安排林锡浦到观音堂小学当校长。和他同来的一位教师叫王之新，原在七宝，因暴露了党员身份，改名王承绶。另外，我又介绍火烧庙党支书记张鸣皋在观音堂小学做校工。这年，苏州监狱支部书记张肖峰（原名杨杏春）出狱，因找不到组织关系，找到我处。我也介绍他去观音堂小学教书。这样，这个小学内就有四名中共党员了。这时，我所联系的中共党员，除在学校的外，还有顾达珍，青浦中药铺魏有余、菜行工人沈子山、木工朱宝帮。在我们周围，还有大批原农民协会和青商体育会骨干。这些宝贵的革命力量是大革命播下的火种，后来成为我建立抗日武装和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心目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
1936年，青浦一个姓陈的特务室主任要王承绶办自首手续。王不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为了王的安全及保存有生力量，我安排王承绶撤离了。后来张肖峰也去了上海。这年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停，释放了蒋介石，避免了内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当时，我们研究分析了这一形势，预计一场大动干戈的民族保卫战争即将爆发。我中华儿女献身报国的时候即将到来了。我们准备着。
忆夏采曦
出狱后，我多方设法寻找夏采曦同志去向，不得结果。采曦同志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是陈云同志和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21岁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文革”动乱后，我从陈云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真实情况。
夏采曦同志1906年生，学名夏清祺，上海市嘉定黄渡人。少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19年进上海民立中学学习，成绩突出，毕业考试一人独得中文、英文、数理化三项冠军。1923年投考南洋公学时，以第一名录取。在电机系学习，成绩优异，受到免缴学费的优待。他思想进步，学习期间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当选为南洋公学学生会主席，是上海市学生运动的骨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采曦同志代表上海学生，去广州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南洋公学校长凌鸿勋开除。后来，他就在上海专门从事革命运动。
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中共上海党组织派采曦同志回黄渡工作。当时国民党黄渡第七区党部负责人马家振等都是旅沪学生，深知采曦同志在上海革命的活动情况，都很尊重他。采曦同志在黄渡时，与在观音堂搞农民运动的我和达珍密切交往，经常谈心。有时，他也随我们去观音堂参加农民协会会议。他善于用通俗的言语，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男女老幼都喜欢听他的演讲。大家都说，夏先生讲的、说的，是我们的心里话。
同年3月下旬，观音堂的农协会员冲击了豪绅地主钱步曾家，第七区党部内发生了争论。采曦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这一边。
采曦同志是知识分子，但个人生活朴实无华，自奉俭节。晚上住在农民家里，一样睡稻草铺，和群众甘苦与共。群众对他十分热爱，称他为“夏先生”。他总是说，你们叫我夏采曦就行了，不要叫我“夏先生”。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而且特别尊敬长者。平日见了年纪大的，他总要叫声老公公、老婆婆、老妈妈，与农民亲密无间，宛如家人。他所到之处，欢天喜地，笑声满屋，一片革命乐观情绪，盎然如春。
不久，马家振去青浦县党部，他邀采曦同志去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长。这时，采曦同志已担任了青浦中共县委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工作，多以国民党名义出现。由于采曦同志活动力强，能以理服人，在他积极努力下，迅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又组织成立了青浦县总工会、县农代协会、县妇女协会、县学生会、县教育会等群众组织，青浦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
青浦初级中学的老教师一向自命不凡，看不起年轻人，但对采曦却评价很高，说他少年英俊，是国家栋梁之材。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领导的反动流氓武装一一共进会，到青浦冲击了国民党县党部，并把县党部工作的夏采曦同志等四位共产党员逮捕入狱。直至6月初，经东乡农民协会与城厢职工罢工示威，以及上海党组织的设法营救，县政府才被迫将夏采曦释放。
8月，采曦同志派吴志禧、陆铨生回到小蒸，积极从事恢复农民协会工作。8月下旬，采曦同志在黄渡他自己家里，召开会议，研究青浦东乡农民秋收起义问题。陈云同志参加了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指示。采曦和陈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采曦同志即奔走于黄渡、观音堂、章练塘、小蒸等地，积极筹划秋收起义工作。10月，采曦同志随陈云同志从上海徒步来到观音堂检查工作。晚上，不辞劳苦同去参加农民纠察队会议。11月份，采曦同志和陈云同志，再次从上海步行来到观音堂。这时我已被捕入狱，东乡的秋收起义由采曦同志亲自领导。
枫泾暴动失败，吴志禧、陆龙飞二同志被捕入狱。采曦同志闻讯后，在1928年的春节，冒着严寒由上海亲来松江营救。
1929年，采曦与赵英同志在上海结婚。
1931年，采曦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陈云同志在上海党的机关工作。当时采曦同志任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对叛变分子作了坚决斗争。这年采曦同志还担任了上海市法南区（法租界、南市）区委书记。曾偕赵英同志去南京营救苏联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未果）。
1933年7月，采曦同志和陈云同志一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采曦同志在红军大学任教。在敌人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采曦同志曾协同红军总后勤部，成功地改装了制造枪弹的机器。
1934年10月12日，采曦同志随同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长征。行至川贵交界处的江门以东一带，奉令与余泽鸣同志等坚持江东地区，以牵制敌人兵力。后因敌强我弱，众寡悬殊，不能坚守，组织决定他们撤离。采曦改扮行商，辗转撤离至四川境内。宿店时，因付不出旅馆费用，不得已忍受剧痛撬去自己口中的金牙。当时处境的艰苦，可以想见。后来，他函告嘉定县娄塘他二姐家中，得到他大姐、二姐及胞弟清祥资助，汇去邮票及现金200元。1935年7月，他以客商行装回到上海。那时，采曦同志扁桃腺发得很凶，讲话困难，连稀粥也难以下咽。住在上海善钟路（现在的常熟路）一家皮鞋店的楼上，房租、医药和生活费用，都是他大姐筹划的。
1935年9、10月间，采曦同志奉派去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苏联肃反扩大化，由于王明、康生的诬陷，采曦同志不幸被捕。第一次被捕由陈云、李维汉同志具保释放。第二次被捕后全无音信，失踪牺牲，年仅30岁。英年早逝，惜哉！
采曦同志日常生活一贯简朴。献身革命以来，不避艰难，不怕牺牲，历经艰险，百折不挠，革命精神勇往直前。“文革”动乱中，采曦同志及其家属遭到“四人帮”的诬害。经中共嘉定县委复查，于1981年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恢复其子女家属烈属待遇。
怀念顾达珍
达珍同志是青浦县人。他和我是同乡，幼年同学于观音堂镇（现凤溪镇）冠瀛小学；及长，又共同参加为劳苦人民翻身的革命运动。今年是达珍同志去世15周年，回忆往事，我不能不专写他的一节。
达珍同志的家，在青浦凤溪新木桥西庄家角村。父亲是鲜肉铺店员，秉性耿直，嫉恶如仇。为反对镇上的豪绅仗义执言，遭殴负伤不治，含恨早逝。当时达珍及其妹均在幼年，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纺织度日。
达珍童年名眉生，就读于冠瀛小学时的学名是顾宝瑞。在嵩里小学任校长时，改名顾达珍。搞农运工作中，他终日席不暇暖，与农民亲密无间，家乡人都亲呢地称他阿达。达珍承母训、继父志，对豪绅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深恶痛绝，敢于斗争。后随其叔顾叔廉去上海浦东杨家渡小学（浦东第二高小）读书。因不满老师对学生的打骂，曾鼓动同学罢读抵抗。后在松江草庄镇宏大衣庄学徒，因店主的肆意虐待而愤然离店回家，向其四叔顾倜群补习文化。他孜孜勤学、努力进取，18岁时，就在西庄小学担任助教。他一面奋力自学，一面勤恳教导学生。工资微薄，藉以帮助寡母弱妹生活。后来，因其教学认真，成绩卓著，里人在嵩子庙创办嵩里小学时，即聘请达珍出任该校校长。在他的努力和惨淡经营下，成绩蜚然，深得里人及学生家长的赞许。
1926年暑假，达珍参加青浦县教育局举办的“小教讲习会”学习。在这期间，经叶昌贻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后来，达珍发展了十多个国民党员，他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道理，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区分部常委。
达珍的事业心很强，只要是为农民翻身求解放的事，他无不竭力以赴，从不落后于人。就拿他介绍我加入国民党这一桩事来说。当时，我因见到他们的分子不纯，迟迟没有表态。达珍一再动员说服，要我不要去计较个别的人，要积极地帮助他们，一道前进，并说这也是革命任务嘛！语重心长，令人折服。
1927年春，我和达珍率领农民去车站迎接“北伐军”。当晚返回观音堂，把预制好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公开插放在市中的桥上。一时，全镇群众，欢声雷震。在这以后，怒不可遏的农协会员冲进豪绅钱步曾的家，把它砸了。这一正义的斗争刺痛了地主出身的黄霈泽，责怪观音堂农民闹得过火了。这时，达珍同志爱憎分明地挺身而出，疾颜厉色地说：“农民们冲得对！砸得好！长了农民的志气，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嘛！”达珍这一正确的立场，得到当时中共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同志的赞许。
“四一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大多数国民党党员都逃往上海城内。达珍同志临危不惧，和我一同坚持领导农民运动。8月，陈云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成立东乡“秋收起义”领导小组。达珍和我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工作中心在观音堂地区。
10月间，观音堂地区的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十分紧张。陈云同志在夏采曦的陪同下，赶到观音堂。我和达珍又一次听取了陈云同志对“秋收起义”工作的指示。11月间，我被捕入狱。陈云同志三下青东时，由达珍同志陪同去火烧庙、蔡家巷、泥桥等地进行鼓动和慰问，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的晚上，达珍和上海工人武装小组、农民纠察队收缴了黄渡水警李虎臣部的枪支。这一突然袭击，使反动派军警大为震惊。接着达珍同志又亲率农民纠察队，火烧了大地主张绿琴家的后花园。革命烽火，愈烧愈旺，势不可遏。反动派调兵遣将大肆镇压，在敌我势力悬殊下，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东乡的“秋收暴动”工作转入地下。达珍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毫不气馁，愈战愈勇，他不怕困难，不怕杀头，执着地为党工作。当时，他隐居在周泾滩（青浦县‘境）陆兆雄家的牛棚顶上，昼伏夜出，奔走跋涉联络各地同志。不管酷暑炎夏、冰封严冬，他总是战斗不息。鞋子跑破了，他就赤脚。衣服磨坏了，他就打个结。有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和孩子病得很厉害，让他回去看一看，他说：“现在党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也是党最需要我工作的时候。我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终于未回家一顾。达珍同志这样忘我的斗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艰苦不拔的革命精神，感人至深。艰难的十个月的日日夜夜，他在家乡长浜村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长浜支部。
1929年1月，陈文奎、黄霈泽、陆惠人、顾若樵等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青浦县党部。认为两顾是危险分子，不易改变其立场。于是把达珍同志调往黄渡，交由第七区党部常委戴迪仁去安排（戴系达珍的妹夫）。达珍在该区担任塘湾小学校长。同年2月，中共青浦县委书记胡秉越，在章练塘召开青浦县党代表会议，达珍和我及长浜支部书记李家生参加会议。陈云同志建立中共青浦县工作委员会，我为组织委员，达珍为东乡负责人。后因宣传品案，达珍和我遭牵连被捕。黄霈泽等闻讯后，幸灾乐祸地宣称：“顾复生、顾达珍顽固不化，让他们去吃几年官司，地方上可安静一些。”在苏州狱中，达珍在同难会领导下，英勇地参加了各种反抗斗争，体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刑满回家后，达珍仍在黄渡地区继续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地进行党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上下群情震愤！达珍同志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宣传抗日，积极劝募捐款，援助抗联杨靖宇将军。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抗日枪声响起，全民振奋。有志之士，纷纷请缨杀敌。“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达珍搭难民车去汉口、长沙等地。经汉口八路军总办事处的指示，他绕道潮州、汕头，回到上海。1939年，参加中共青浦县委领导的农运工作，历经艰险。1940年4月，日寇在青东进行惨无人道的大烧杀，这时达珍的母亲病故，爱子夭折，处此家破国危的逆境，他化悲痛为力量，随组织撤至昆山大慈镇，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日寇在昆山“清乡”，达珍撤退时，于太仓附近被敌捕去。因机智未暴露，查无证据，后被释放。回家后，由地方党安排在松江县泗泾镇陆家圈小学任教，藉以进行地下工作。那时，组织上派陆文杰同志与他联系，直至1943年。
1945年5月，淞沪专署派达珍同志在青东办事处工作。6月，恢复了达珍同志的中共党籍。10月，他随军北撤山东，在莒县及中原地区工作。淮海战役胜利，我军百万雄师渡江，达珍同志参加工作团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任松江县民政科长、卫生科长及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站长。在职期间，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深得上级和广大群众的赞许。1961年，陈云同志来青浦进行农村调查时，曾亲自接见达珍同志，对其慰勉有加。
十年动乱，达珍遭“四人帮”党羽迫害，于1971年不幸含冤逝世。一个始终跟着党走的忠诚战士，奋斗了一生，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们，缅怀往事，能不怆然！
1978年12月，中共松江县委为达珍同志的冤案平反，开了追悼会。国家领导人陈云，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及松江、青浦县委、政府、各地代表都送了花圈。达珍同志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市龙华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