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青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同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同时，宣布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把在陕北和南方八省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敌人后方，发展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另外，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以减租、减息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颁发后，在全国人民势如排山倒海的抗日浪潮影响下，我辞去店员工作，和林锡浦及国民党县党部的顾若樵等20余名青年，在观音堂地区组织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建立了宣传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青浦的国民党县级以下机构人员遣散，纷纷逃亡。地方秩序，无人过问。“抗敌后援会”代替行政管理，负责维持工作。尤其是繁重的支前工作，如征夫、征船，运送粮食辎重等，殊费周章。这时日寇飞机已开始在附近市镇滥施轰炸。我们及时发动群众组织救护队，到纪王庙等地抢救遭敌机炸伤的同胞。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我们还发动青年组织夜行军训练，准备开展游击战。这时青浦四乡到处是避难同胞，并日益增多。抗敌后援会还得组织安置难民及提供生活必需品。
1937年的11月12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国民党60万大军，全线崩溃。青沪公路上，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士兵络绎于途。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猖狂。青浦地区聚集的难民，惊慌失措。溃退的伤兵，乞食度日，一时秩序大乱，无法维持。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不得不中止。我们率领难民船数十艘，驶向淀山湖西岑镇避难。1938年1月，我回到东乡观音堂时，青浦全境还处于真空地带。只见城厢四门洞开，任人出入。县境内无日寇、无伪军、伪警，也没有维持会等汉奸组织。但所有市镇都为流氓控制的一些杂牌小型武装所把持，商店闭市，不敢营业。这些武装大都是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的乌合之众。一时间，流氓主宰一切。四野到处是溃兵游勇，人慌马乱。青沪公路上遭日机扫射死亡的军民和被击毁的满载弹药的汽车，横七竖八，道路为之阻塞。县城以东一带，河内飘浮的死人死马，臭气熏天，无人问津。镇内烟馆林立，聚赌成风。流氓头子开香堂、收徒弟，真是乌烟瘴气，不堪入目。
这时，青浦境内有三支游击队。一支是西乡的陈阿友游击队，有人枪四五十。这支部队是西岑镇倪正德同志，把淀山湖的三股土匪合组而成的，陈阿友为队长。这支游击队曾在安庄地方，袭击了日寇的运输船队，截获到敌三艘运输船，活捉日寇一名，缴获三八枪一支。他们把截获的二船粮食分给了农民。其中一艘装的香烟、白糖，出卖给商人，获得二三千元。倪正德同志不幸牺牲后，陈阿友又开始抽鸦片、收门徒，后来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收买，在章练塘镇上公开挂牌“抗战”。但是，他不打日寇，日寇也不来扫荡。第二支是东乡的姚文鼎游击队，也拥有五六十人枪。姚本人是国民党员，其父原是黄渡镇上的一个帮会头头。这个部队全是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他们抽烟聚赌，调戏妇女，夜晚则敲大门，绑架勒索。闹得日夜不安，民愤极大。第三支是自称独立四十五旅特务团团长田岫山的游击队，有人枪百余。大多数是原独立四十五旅的散兵，还有一些当地流氓、地痞。他们活动在青、松公路两侧。田岫山曾打过日寇，但军阀作风严重，随便打人骂人，部队常强取人民财物。上述的三支游击队各有特点，而危害人民则是一致的。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青浦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
1938年1月，我回到了东乡后，家乡父老异常高兴，他们都围拢前来问长问短，要我想办法来解决这一惊慌混乱的局面。为了安靖地方，保家卫国，我找了林锡浦及大革命时期农民纠察队积极分子徐有基、康松山、曹国祥、范甫堂等，在戈思浜村小学内集会研究。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对一般游击队和市镇上的流氓头头，应采取广交朋友的方法，教育他们。如果我们操之过急，他们就会狗急跳墙去投靠敌人。要以化阻力为助力的方法，做好这一工作，这对团结抗日有利。对那些执迷不悟、穷凶极恶、肆意危害人民的土匪，则不能姑息宽容，必须采取断然手段，予以惩戒。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一着，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自己掌握枪杆子。我们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那时主要是手里没有枪杆子。所有的军队和警察武装，都为阶级敌人垄断。回想到大革命时，向敌人手里要一支枪，得用性命去拼。现在遍地都是溃军遗弃的枪支弹药，俯拾即得。今天一定要自己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组织自卫队，任务是保家。但是，保家就得保国，国亡则家不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红军远在西北和南方八省，当前燃眉之急，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家乡。热烈讨论直至深夜，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讨论到武装的名称，我说，这是保卫人民利益的人民武装，又是抗日的武装，叫“人民抗日自卫队”吧，大家同意了。我决定，从戈思浜村开始，将18岁以上男子，加上附近村上的一共50多青壮年，组织起来，准备期为一个礼拜。到时，拿起枪来白天站岗，晚上巡逻。买枪的钱，由地主负担，先由农民垫出，待以后还租时扣回。一个礼拜后，雄纠纠气昂昂的戈思浜村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了，青年农民康则焘为队长。不久，蔡家巷村人民抗日自卫队，在大革命时农民纠察队积极分子蔡礼庭及该村青年朱大泾、吴士昌、朱之绶等带领下，也宣告成立了。东西两地自卫队，样子做得很好，影响很大，各地纷纷响应。就像大革命时农民协会一样，抗日自卫队风起云涌般地建立起来。不同的是，过去农民协会是空手的，现在的抗日自卫队都有了枪。我们十年来梦想着的人民武装，一朝实现，这真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群众的兴奋情绪，可想而知。
抗日人民自卫队成立后，站岗放哨、打土匪、捉坏蛋，并且实行戒赌、戒烟、戒娼，肃清社会风气。戈思浜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不久，就打死了一个来犯的土匪并缴了一支枪。蔡家巷的人民抗日自卫队，也把前来抢劫的姚文鼎部的许连生捉住，游乡示众。这两件事，长了人民的志气，自卫队的威信更高了，连地方人民间发生纠纷，也都前来请求解决。抗日人民自卫队还带动群众，动手掩埋了散落各地的尸体，为环境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做了件大好事。
以后，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组为区常备队、乡村常备队和后备队，形成了三级建军制度，成为后来组建第三支队的坚实基础。这支队伍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始终跟着党走，直到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为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抗日自卫队影响日大，不少人都来靠拢。我们亦以武装为后盾，开展统战活动。1938年3月初，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直辖第二大队，由殷丹天率领到达青浦东乡蟠龙镇。当时殷让该镇的帮会头子王友生介绍和我认识。见面后，殷提出要我和他共同召开一次交朋友会议。为了促进团结，共同抗日，我同意了。3月中旬，假借盘龙镇东面的陈家祠堂，召开了沪西近郊、青浦东乡的所有头面人物的交朋友大会。出席的人有：国民党上海西郊区党部侯宝，七宝镇虹桥地区的游击队长杨国才，枪打北新泾汉奸曹家友的赵季昌、冯帮佐，黄渡镇的冯庸卿，重固镇的余辉华，八区的王师龙，青浦北门外的杨纪良等数十人。每人各带卫士，济济一堂，盛况空前。这次大会不作任何仪式，采取自由交谈的方法。一时，豪情奔放，气氛热烈。在会场上最活跃的人除了我，就算殷丹天了。他说，忠义救国军是国军，粮饷都是由政府拨给的，不向地方上收捐派税。宣称自己是戴笠最亲信的门生。一再说：“上海的杜老板（杜月笙）也很看得起我！如果上海有什么事，只要我到杜老板面前说一句话，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王友生从旁附和，一意奉承。我在大会上只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抗战必胜；破坏团结，各自分裂，抗战就不能取得胜利！会议虽只进行了一天，但气氛始终是十分融洽。
通过这次交朋友大会，在松江北部、上海西郊、嘉定西北、青浦以东及昆山以南地区，我交到了许多新朋友，开创了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殷丹天的诡计并未得逞，他原以为一吹一捧，就能拉到很多人。而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没有信心，却对共产党充满期望。我们交的这许多新朋友，不久都成为青东抗日武装一一一三支队的主要骨干。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在与日、伪、顽反复艰苦斗争中，英勇牺牲，为民族生存和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些帮会头头，也有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党干部，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我深刻地体会到，党教育我们要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英明的。解放后，陈云同志告诉我，陈老总在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时，曾充分肯定了青浦统战交朋友、发展抗日自卫武装的作法和经验。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3月，国民党独立四十五旅特务团团长田岫山，率部到达青浦东乡重固镇，驰书函邀我及六区的余辉华、八区的王师龙三人到他团部。田岫山这个人，当时在青浦有一些威信。1938年前后，他敢打鬼子，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夏伯阳。我们抱着团结抗日的希望，应邀前去。谁想跨进他的团部，只见他一榻横陈，正在吞云吐雾，这使我大失所望。田岫山看见我们，移动了一下身躯点了下头，仍旧抽他的大烟。等他过足了瘾，才起来对我们说：“今天请你们三位来，没有别的事，要你们当六、七、八区的区长。”事情太突然，我们面面相觑，没有答复。田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同意了，好。”命卫兵叫来文书，要他立即写三张委令。田分送给我们。然后，他俨然以上级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好好千。今天我要去白鹤港，没有其它话讲了。”说完就走了。
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下。干还是不干？我认为：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有利于维持当前家乡秩序，稳定人民抗日情绪，利大弊小。好处是：（一）建立政权后，人民抗日自卫队繁忙事务可以解脱，可专心致力于武装斗争（因为那时所有人民纠纷，都要自卫队解决）。（二）可改变各市镇上流氓主宰一切的混乱局面。（三）可以缓和人民抗日自卫队与其它游击队间的矛盾，争取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不过我们也预料到，田岫山一定会来要这要那，同我们纠缠。
区政府成立前，我发动人民抗日自卫队和各界人士代表，展开了讨论。区政府的牌子怎样挂？还有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工作方法等。大家十分踊跃，讨论得很热烈很认真。我提出：这个政府的组织形式要体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一切为人民，不是旧的封建官僚机关。我们的民主政府，抗日的旗帜要鲜明。所以我们的牌子应为：“人民抗日民主政府。”区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一）依据原区乡界址迅速建立乡镇政府。（二）调解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团结抗日。（三）开展财经工作，务必做到勤俭持家、经济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四）积极筹备和督促所有学校，迅速复课，开展抗日民主教育。
5月间，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区人民政府，正式建立，开始办公。七区群众还公推王伯和为副区长（王伯和在火烧青沪公路桥梁战斗后，由于其家庭胁迫脱离了工作）。八区群众推举石钟民为副区长。同时，各区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队区常备队，随区政府活动。任务是保卫区政府和一切行政措施的执行。第六、第八两区由区长兼常备队长。七区常备队长则由冯庸钦同志担任。不脱产的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人民抗日自卫队后备大队（当时共有八个大队的建制）。我所在七区因幅员较大，西北与东南相距达40华里，为此又设立“路南六乡镇办事处”。青浦县北门外还设有第一区模范乡。这年6月份，为了统一领导各区工作，建立了“青东各区联合办事处”，推选我为联合办事处主任。同时，成立了五区人民抗日民主政府。由于人民的渴望，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大力支持，区以下备乡、镇人民政府，大都在同年七八月间，次第成立。乡镇人民调解小组也同时成立。乡干部的人选，对过去尚无欺压人民原任人员，经群众同意，继续任职。对那些作风不正，人民痛恨的，则坚决撤掉，另在本乡人民自卫队里推举新的干部。有了“合法”的身份，不但建立抗日政权和自卫武装，而且合法征收税收和推动民众教育。为了鼓励商人尽快恢复营业，区公所开始征收爱国田亩捐，采取了轻税率的办法。很快各市镇店铺均开门营业，市场繁荣起来。在发展教育方面，我们和“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取得联系，共同组织成立了“青浦教育委员会”，我担任委员会主任。办公在淞塘桥吴家祠堂，具体负责的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黄冠华、郁文焕、周尚文等，统由青东联合办事处领导。很快使各区小学复课，在当时抗日民主地区，共有104个班级。进行抗日民主教育，编印教材，解决师资和教育经费等。那时教育经费由各区政府拨给，教职员每月工资补贴是20元，高于三支队指战员及区政府干部待遇。1939年夏，还进行了教师培训，我讲了话，勉励大家好好教书，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文革”动乱后我回家乡，遇到健在教师，每谈及此，兴奋不已。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在人民监督下更好地工作，我们七区人民政府，在1938年10月间，曾召开了一次区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进行了两天，三个内容：一是讨论当前抗战形势和区的工作，由我作报告。二是请大会审议通过，允许我因工作繁重辞去七区区长职务，并介绍顾若樵继任七区区长（1939年春顾若樵病故，联合办事处调八区罗松林续任）。三是公布区政府成立以来的经费开支和预算、决算数字，请大会审议。会议代表由各乡人民抗日自卫队民主推选。另由区政府邀请部分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物，共180余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在自己家里吃完早饭来开会，中午由大会供给四菜一汤，晚上散会各人回家。两天会议，大家开得很满意。特别对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决算两项的讨论，代表们发言踊跃、争先恐后，异口同声地说：“自盘古到今天，从来没见过当官的向老百姓作这样详细的报告，还向我们公布帐目！”
关于淞沪第三支队
“第三支队”这个番号，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戴笠领导的“淞沪游击纵队”（变相的忠义救国军）。当时，为了团结抗日和不被孤立，我们接受了这一番号建制。1938年3月，戴笠的亲信门生殷丹天率领“忠救直辖第二大队”到达青浦。目的是企图以武力控制浦西地区。殷丹天一到这里，就要我们与他共同召开交朋友会议，以联络各方。结果，殷的诡计并未得逞。而我们却交到了不少共同抗日的朋友。殷在背后说：“老顾是一匹野马，他自己有一套。不容易驯服，要用一个笼箍头来套住他。”果然，这年的5、6月，殷从上海回来，就给我送来一张委令。淞沪游击纵队司令蔡熙盛委任我为该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他认真地对我说：“蔡司令在浦西地区已有六个支队。现在连你共七个支队了。”又说：“淞沪游击纵队，是戴先生（指戴笠）亲自掌握的，很有苗头！”一番话，无非是要我接受这一纸委令。当时，我们部队保家卫国，坚决抗战，旗帜鲜明，作风纯正，很受广大群众拥护，有较好群众基础，并且部队人多势众，在当地影响很大。但是，当时的现实是土匪部队林立，斗争复杂，形势激变，我们并无绝对的领导地位。当时我刚和上级组织接上关系，为了缓和周围的环境，站稳自己的脚跟，更好地团结抗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接受蔡熙盛的委令。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我明确告之：（一）不接受纵队派遣干部来三支队。（二）拒绝一切约束我们活动的命令。经与王师龙、余辉华、杨国才、杨纪良等同志反复商量，在这年6月，正式宣布第三支队建立。
当时三支队的建制是这样的：将七区常备队充实加强，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杨纪良部为第二中队，杨国才部为第三中队。由冯庸钦同志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蔡群帆为大队副。将六区常备队改编，为第二大队第四中队，许其祥部为第五中队，庄祥云部为第六中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由余辉华担任。八区常备队为第三大队第七中队，新建第八中队。由王师龙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鞠文骥为大队副。以上三个大队共有580多人、枪。由我统一领导和指挥。
同年8月，国民党独立四十五旅退出朱家角镇。旅长张鉴基派专轮接我和王师龙，去浙江平湖新埭镇他的旅部。张对我们说：“你们信仰马列主义，我信仰三民主义。但我不是顽固派，我们两家可合作。你们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我们当即说道：“目前反扫荡战斗频繁，部队一天天扩大，急需枪支弹药，经济也比较困难。”张说：“你们这两项困难，也是我的困难，无力帮助。但是有一件事可以帮助你们，那就是军事干部，营连长我都有。最近我们旅部的一个教导团就要结业，我可以全部给你们。你们的经费困难，这些人津贴高，他们的生活费用，仍由我们旅部负担。”当时，我们的确急需军事干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要设法控制我们，扩大他的势力。我推辞道：“我的部队是当地农民，你派去的都是北方人。言语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有困难。”张说：“这点困难可以克服。他们下月就去！”语气武断。从平湖回来不久，四十五旅就派来20几个人。我把他们安排住在地主家里。有吃有喝，但不安排工作。他们无所事事，整天打麻将。约过了一月光景，他们自觉无趣，回去了。后来，四十五旅调往浙东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张鉴基在宁波被暗杀。所部分裂为两派，其侄张俊升掌握一部，其余一部由田岫山率领。1945年日寇投降后，张俊升率部起义，随我浙东大军北撤山东。后在三野一纵队任副参谋长。田岫山坚持反共，后率部投敌。解放后，被我逮捕镇压。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我所联系的中共党员还有6个：顾达珍、魏有余、沈子山、林锡浦、朱宝帮、张鸣皋。“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魏有余带家属去沪租界避难，顾达珍搭难民车去了武汉，张鸣皋被国民党溃兵拉夫后失踪。到1937年年底，只剩4人了。
1938年3月间，人民抗日自卫队迅猛发展，抗日民主政权亟待巩固，广大人民殷切怀念陈云和夏采曦同志，盼望他俩再来领导我们。
我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领导过抗租斗争和秋收暴动，为此，我两次吃了国民党的官司。我们部队的骨干都是原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和青商体育会成员，当我们高举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旗帜，坚持抗日时，深得人心。群众都认为，老顾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际上，当时我们还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们自己心中也无数：我们这些斗争，是否符合党的方针路线。3月中旬，我派林锡浦同志第四次去上海，通过倪兆渔同志寻找上级党组织。林到上海后，不久来信说：“已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等汇报请示后即回青浦工作。”4月初，林又从上海来信说：“省委派我去丹阳工作。我曾向省委提了意见，省委还是决定要我去丹阳。省委对我说，青浦那里有老顾，没问题。丹阳那里没人。”这样，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是年6月，中央“特科”派中共党员朱敏中和薛志明到观音堂镇来。薛后来因故回上海，朱敏中同志则毅然脱去长衫，扛枪到部队当兵（后任中队指导员）。后来，中央“特科”将青浦地区关系交给江苏省委。1938年底，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同志派顾德欢来青浦工作。他介绍了青东游击区和我的情况，并告诉顾德欢：省委决定由他、顾复生、秦雄（王永成）、蔡群帆四人组成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1939年3月初，顾德熙（张凡）来青浦，又一次带来省委意见：一是批准和顾复生同志接上党组织关系；二是中共青浦工委，除原来四人外，再增加顾德熙为委员。
顾德欢同志时年约20多岁，在大学读书期间领导过学生运动。后来，房雄、蔡群帆、杨明德、朱一、徐虹等30多位知识青年，从上海陆续分批到达青浦。他们的到来，为我们部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活力。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农村的武装斗争，复杂的斗争环境，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陌生。县工委建立后，绝大部分工作，政权、部队、统战、民运等，实际上仍由我负责，但组织决定我任委员，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认为，他们虽然年轻，但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服从党的决定。顾德欢同志后来长期在淞沪、浙东坚持斗争，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他一生忠于党的事业，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工作认真，为人谦虚，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当时，由于党组织尚未公开，德欢同志公开身份是三支队政训处长。那时，群众和部队里，全不以官积相称，十分亲密。至今家乡年纪大的人，还以当年老顾（指我）、小顾（德欢）和小小顾（德熙）相称问候。4月份，在中共青浦工委领导下，开办了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解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抗战要抗到什么时候？”接着举办了建党训练班，在自卫队的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地方和部队的建党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派出了部分同志去吴江、松江、嘉定、金山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打下了浦西地区坚持长期抗战的组织基础。
1939年7、8月间，江苏省委决定，嘉定县的工作由中共青浦工委领导，并派吕炳奎同志任青浦工委委员，负责嘉定地区。8月，因三支队第一大队教导员黄雄同志牺牲，青浦工委向省委报告请示，把省委巡视员张松年（即朱启銮）留在青浦，接任一大队教导员。
1939年9月，根据江苏省委安排，顾德熙离开青浦，作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中共全国第七次党代会。10月，叶飞同志派周达明来青浦任三支队参谋长，并任工委委员。
中共青浦工委，一直工作到1940年4月日寇在青东大扫荡、大屠杀，计17个月。1940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调我去“江抗”司令部工作。临行前，我把三支队在上海银行的两本存折，存款额计银币4000元，交顾德欢同志，请其代转交江苏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