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几件事
1938年9月，殷丹天请我诸翟负责人冯邦佐来支队部，转达他的要求说，最近戴先生（指特务头子戴笠）来电，要调他们直辖二大队的四个干部去上饶受训，他们不愿去。殷请求三支队把直辖大队编属为三支队第四大队，由三支队统一指挥。但附有两项条件：（一）改编后原直辖大队干部不调动。（二）补发半个月的年饷1200元。我分析，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但也很可能是殷的花招，妄图打入我内部，有所图谋。他弱我强，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我同意了，但请冯邦佐转告他们，要言行一致，真诚合作。10月初，殷直辖第二大队接受我支队改编，根据所报花名册及枪支弹药清册，检收尚无差错。但该直辖大队的电台和报务员、机要员并未列表交出。后悉，他们把电台隐藏在另一处，照旧发报。这说明他们的合作是不真诚的，另有企图。未过几天，四大队长徐礼贤来支队部，要支借1000块钱，去贩大米做生意，遭到我的拒绝，他很不满意。就在他悻悻而去两天后的夜晚，徐礼贤和他的两个大队副及20多人，结伙拖枪开小差跑了。我将四大队调来支队部进行整顿，撤销了番号。其中大部分战士愿意留三支队继续抗战。其余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路费和生活补贴等遣散回家。殷丹天本人，从大局考虑，仍留任为三支队交际副官，在上海活动。
那时，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死我活。至今有两件事记忆犹深。
1939年春，反动政客阮开基接任国民党松江地区的行政专员。到达浦西后，就和青浦县国民党部的吕发章、金谦诚等人沆瀣一气，利用抗日名义，做其反对共产党的勾当。他依靠淞沪游击纵队第七支队武老大顽部，在青、松交界的佘山、辰山一带活动。对坚持抗战，游弋沪郊深得人民爱戴的三支队嫉恨交加。为了实现他控制浦西的野心，到任不久，阮就在东佘山绿荫草堂摆下了“鸿门宴”，邀请我去赴宴，企图加害。虽然我已洞烛其奸，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甘冒危险毅然前往。行前我作了充分准备，挑选了8名精干的短枪队员，各携20发快机驳壳枪和4枚手榴弹，严加警戒。另外，把三支队三大队带去，布置在绿荫草堂外边相机策应。我和王师龙两人带了八名警卫全副武装进入草堂时，出来迎接的是凤凰山的帮会头头陆金波。陆是我们交朋友的对象，和我们关系还好。他又是武老大的结拜兄弟。他一见我们似乎有些紧张。入座后，阮开基对我和王师龙说：“你们浦西的工作做得很好！秩序好，大家团结得也好，不像浦东那样乱七八糟。今天特请你们来交流交流经验。”我说道：“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浦西各方面团结得很好，人心也比较安定。不过小矛盾还是免不了，好在都能互相谅解，所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到这，我话锋一转问武老大：“你同意我这个意见吗？”武、阮都急忙点头。我又说：“我们总的目标是打日本鬼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团结呢？”
绿荫草堂向南摆着两桌丰盛的酒菜，上首一席是武老大和阮开基等，下面一席有我、王师龙、陆金波，还有四十五旅田岫山派在武部七支队的一位参谋长。我们八个卫士沉着地监视着草堂的里里外外。这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一个武部的短枪队员，杀气腾腾地急急走向我的酒桌前，我的警卫员见状急忙赶到桌边，我和王师龙忽地站起来拔出枪。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十支快机的子弹上了膛，保险都打开了。阮开基见状吓得连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武老大喊“这和大家没关系！”陆金波双手直摇、语无伦次也在喊：“没关系！误会，没关系！”只见那个短枪队员走到那个参谋长背后下了枪，把他拖出去枪杀了。砰砰两响后，阮对在席的人说：“这是武家内部矛盾，大家坐下喝酒吧！”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略坐片刻就起身告辞。陆金波陪着送出来。当走到三大队步哨时，陆金波如释重负，拍打着自己的额角头说：“好险呀！我真未想到你俩敢来赴宴。阮开基有阴谋的，准备以砸茶杯为号，动你们的手。幸而顾先生今天谈的好，又看到你们有准备，他们才未敢动手。”我听了笑着说：“我们已估计到。我们带来8个人和10条快机、几十颗手榴弹，还有接应的三大队，足够解决他武老大。一旦打起来，阮、武二人休想逃掉，让他们与绿荫草堂同归于尽。”陆金波听了心有余悸地说：“使不得！使不得！你俩是有身价的人，不屑和他们一般见识！”
1939年4月的一天，许连生（时任四支队长）以有要事面谈为名，邀请我去他支队部。为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我应约前往。
那天，我的两个警卫员骑自行车走在前面，我和一个小鬼走在后面。谁料这两位警卫员一到许的支队部，许就把他俩的枪缴了。我到那，见许和我的两个警卫员都站在那里。我发觉两个警卫员的枪没了，质问许：“为什么要缴他们的枪？”许连生不作回答，急忙拉了我的手说：“到屋里再说！”进了屋，许坐下大哭，抱屈地说：“我自带队以来，一直听你的话，现在你为什么要组织200人的暗杀团来杀我？”我听了很诧异，冷静地对许说：“我经常对你讲，要你学学政治，你不听我的话。脑子简单，容易上当受骗。你想想，如果我要杀你，根本用不着组织什么暗杀团，就像你今天一样，我写个条子叫你，你会不来吗？再说，如果我要杀你，可以公开！用不着暗杀。”许听后，似有所悟。我又接着说：“你好好想想，你认为我这个朋友还可以做下去，我决不计较今天的事。你要我来，我还来。三支队派给你的那两个干部（蔡群帆当时任许四支队的参谋，一个叫小方的是许的随身秘书），如果要留，你就必须信任他们，否则就让他们今天跟我回去。”说到这里，许如大梦初醒，他擦擦眼泪，以后悔的目光对我说：“我错了，轻信了戴迪仁那家伙的挑拨和谎言，一时胡涂，作了这桩蠢事。”见他这样伤心，我即予以安慰，并要他今后对人对事一定要深思熟虑，不要轻信他人的挑拨。许把枪交还给我的警卫员，并一定要留我们吃过晚饭再走。新四军“江抗’’东进青浦
1938年，江阴西部和武进以北地区有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领导人叫梅光迪。后来，江苏省委派何克希同志去梅部工作。这时，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同志，由皖南东进到达茅山地区。将梅、何部队调往茅山随军整训，并为部队配备了政治干部，整编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抗”），梅光迪为总指挥，何克希为副指挥。整训结束，“江抗”即东进至无锡梅村等地区活动。陈毅同志又派了六团团长兼政委叶飞（化名叶森），副团长吴琨（化名吴克刚）率部到达梅村。叶飞亦任“江抗”副指挥，刘飞（化名刘清松）为政治部主任，乔新民为参谋长。在无锡时，“江抗”收编了该地人民抗日武装强学增部为“江抗无锡支队”，一同随军东进。“江抗”到达常熟时，和该县“民抗”武装会合。后来，梅光迪未随军继续东进。“江抗”的司令兼政委是叶飞同志。
当时，由于梅村地区有许多问题亟待处理，所以叶飞和刘飞两同志暂留梅村，部队由吴琨、何克希等同志率领继续东进。大军到达常熟梅里后，即派员去阳澄湖，与活动在该地区的胡肇汉部（即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原形）取得联系，把胡部改编为“江抗阳澄湖支队”，派周达明任参谋长。进军中，“江抗”军袭击了浒墅火车站，重创了日寇。这时“江抗”军四支部队共约2000多人枪，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军行至嘉定县外岗地区，又与嘉定人民抗日武装吕炳奎部会师。吕部原番号建制是淞沪游击纵队邓敬烈部的一个中队。省委派有杨玖（女，现名杨祖彤）、邱生凡同志在吕部工作。“江抗”到达嘉定，得知邓敬烈系淞沪游击纵队一二支队的支队长，思想顽固，挂着“抗日”的幌子，肆意危害人民，并收缴吕炳奎抗战部队的枪支。为此，“江抗”收缴了邓部的全部枪械。应人民要求，逮捕镇压了邓敬烈。
1939年农历五月一个早晨，苏州河南岸的我三支队，忽然发现对岸有大部队隐伏在玉米田里。他们一面严加监视，一面派员飞速汇报。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认为可能是自己的部队，因为不久前青浦工委曾接到省委通知说，新四军即将到青浦，要我们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但不能理解的是，如果是自己的部队，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而隐伏在敌伪密布的危险地带呢？据报告，隐伏部队好像穿黄色军装。当时伪军军装是草绿色，新四军的是灰色。假如这是敌军，他们为什么不去近在咫尺的白鹤港或黄渡镇，而露宿玉米田呢？分析好久，未得结论。我一面下令部队加紧警戒，准备战斗，要各部注意附近日伪军据点的动态，一面又令苏州河南岸部队渡河实地侦察。然而一次两次，渡过去的人和船都被扣留了。扑朔迷离，使我们处于紧急和不安之中。
当天下午4点多钟光景，从北岸小港，荡出了一叶扁舟，快速飞抵南岸。摇船的竟是我们派出的侦察员，船上还带来了一位穿黄军装的陌生人。接过介绍信，才知道他是“江抗”司令部民运科长童依云同志。隐伏在苏州河北岸的部队，正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疑云冰释，大家非常高兴。
随即，我组织苏州河南岸的所有船只，有组织地分批抢渡。至半夜，部队全部渡河宿营。
午夜，我带了50人来到了“江抗”司令部驻地——小侏儒庙。夜虽已深，副司令何克希同志仍在孜孜不倦地秉烛读书。我和他初次见面，相互介绍，热情握手。我感慨地说：“连日行军战斗，已够紧张了，这么晚还在读书！”何答道：“白天忙忙碌碌，只有每晚宿营后，读一个钟头书。并回想当天所做的事，考虑明天该做些什么，这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好处。…‘老何！你在和谁讲话？”隔壁房间有人在问。“你快过来，老顾来了。”何副司令一面答话，一面向我介绍：“隔壁是吴琨副司令。”只见一位身膀结实的人，枣红面色，双目炯炯，连衣服尚未穿好，趿着鞋匆匆地走过来。乍一见，就使人感到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老顾！久闻大名！”吴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也认识你好久了，吴司令！”我说。吴听了很诧异。我连忙道：“我们经常唱那支反扫荡歌，里面吴副司令一句词，不就是你吗！”，我们大笑起来，十分兴奋！这时，警卫员向吴琨报告说：“首长！顾支队长还带来了几十位同志在外边等着。”我对吴、何两副司令说：“我带来50位同志，是我们三支队的骨干，给你们做向导和联络地方工作的。希望部队同志认真地给予帮助和教育，使他们回队时，成为军事政治方面的骨干。也等于为我们办了一个训练班。”吴琨同志非常高兴。
我把周围敌情概况作了汇报，和吴、何两同志在烛影下畅谈，娓娓细语，十分欢畅，“不知东方之既白”。
翌日，“江抗”军继续南进至中心区宿营。司令部移驻侯家宅。第二天一大早，吴、何副司令及嘉定的吕炳奎、杨玖、邱生凡等同志，正在侯家宅的场地上散步。我和顾德欢、张松年、顾德熙等也赶到侯家宅。大家欢聚一堂，气氛热烈。吴、何主持会议，顾德欢同志就当前青浦形势作了汇报。在进行讨论时，大家深感上海西郊和青浦东乡地区存在着几大隐患：一个是骚扰在沪西程家桥一带的姚友莲忠救部，一个是盘踞在青、松交界的第七支队武老大部，与三支队磨擦频繁，公开反共，破坏抗战。还有四支队许连生部，原本是姚文鼎（大流氓）的残部。该部是我三支队争取团结抗战的对象，但经戴迪仁等一再挑拨离间，致使许摇摆不定，有脱离三支队投降日寇的危险……
会议最后决定，趁“江抗”在这里，协助三支队把姚、武两部先行解决。对许部再作争取团结的工作，待叶飞司令到青浦后作最后决定。
部队休息三天。“江抗”司令部决定，以奔袭方式挺进上海西郊去解决姚友莲部。晚饭后，部队由吴琨亲自指挥，全体轻装，从徐泾以东急行军越过青沪公路，绕过虹桥机场向东搜索前进。朱敏中带三支队第三中队为前导，参加这次突袭。部队挺进到程家桥附近，却没有发现姚部行踪。经向当地农民了解，原来姚部大都是各地流氓拼凑而成，白天身背驳壳枪神气活现，胡作非为，晚上都到姘妇家去住，平时很少集中活动。奔袭部队就在程家桥附近（上海西郊公园的南边）小息。吴副司令考虑，这里是上海日寇的肚兜带，不宜久留，当即命令部队出发，仍从原路绕过虹桥机场的南面，向北越过青沪公路返回。部队经过虹桥飞机场西面时，看见机场的跑道上停有飞机。因天将黎明，部队急于越过青沪公路，并未进入机场。那时虹桥飞机场范围不大，虽被日寇占领，但不是日寇的军用机场。场内仅驻有日寇数十人。后来所言“江抗’’新四军夜袭虹桥飞机场，烧毁敌机多少架的事，系传闻失实（该传闻经《申报》刊登，流传甚广，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这次奔袭虽然没有打击到姚部，但影响很大，“江抗”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广大群众说，“八·一三’’抗战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好部队。有这样的部队，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市内，工人、学生以及各界纷纷派代表到“江抗”司令部进行慰问。
第四支队许连生部共拥有400多人枪，成份复杂，大都是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各级队长，都是许的拜把兄弟或徒子徒孙。许以帮会形式和封建思想控制这个部队。部队装备好，配有轻、重机枪30多挺。但未与日寇打过仗，部队生活腐化，战斗力不强。不过他的部队不分散，总是集中活动。许部在成立初期，事事尚能听从我的话，三支队也把他作为团结抗日的对象。然而，他羽毛比较丰满后，开始翘尾巴了。加以叛徒戴迪仁等人挑拨离间，许逐渐疏远三支队。农历五月中旬，“江抗”大军到达青浦。在此前一个月，他曾收缴过
我两个警卫员的枪，害怕三支队会同“江抗”收缴他的枪械。当时，我为大局着想，争取他共同抗日，曾多次邀请许来商谈。但他又一次受到戴迪仁的煽惑说：“上次你没有杀顾，这次他请了‘江抗’来报复了，你千万不能去。”因此，许更加顾虑重重，拒绝前来。他还把部队逐步挪向驻有日军的黄渡镇。当时，我们对是否收缴许部枪械，领导思想未取得统一，即去电无锡向叶飞司令请示。六月上旬，未等叶回电，吴琨即指挥部队，于距离黄渡敌人据点四五华里的北张角地方，向许部发起攻击，击溃许部，缴获了轻重机枪12挺，生俘百余人。许连生本人因其小老婆生孩子，在纪王庙其岳母家守生，因而幸免。闻警后，许逃往上海。这次战斗中，我军无锡支队教导员华以哲同志不幸牺牲，其忠骨安葬于青浦县观音堂火烧庙烈士公墓。
叶飞同志临别指示
数天后，叶飞司令从无锡赶到青浦。部队在观音堂镇一带休息整训。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下，部队扩充了兵源，换上新的军装，连、排甚至班都配备了机枪。真是焕然一新，兵强马壮。
1939年农历七月上旬，“江抗”因另有新的任务，准备西撤。为了欢送江抗军胜利离别青浦，县工委特在观音堂镇朱家花园设宴，欢送叶飞司令等，请其作临别指示。应邀的有“江抗”干部，地方区以上和三支队大队以上干部。叶飞同志分析了大好的抗战形势，并向我们作了三点宝贵指示：
（一）千万不可满足于现在的小圈圈，要迅速发展游击区。要与嘉定地区打成一片，再进一步与苏、常、太地区合成一大片。地区大了，打起仗来有回转的余地，不致陷于孤立。为此，首先要迅速地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二）为了发展游击区，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要迅速开展经济工作。你们这里条件好，一定要建立财税。经济工作成绩好坏，对革命的成败，关系很大。但也不可不择手段去搞。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注意政策，不能让根据地的人民负担太重。有了钱不可铺张浪费，要节约开支，保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三）青浦地区对上海影响很大，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这次我们东进，在统一战线方面，搞得紧张了些。老顾搞统战有办法，有成绩。今后你们要继续大力去抓。经验证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搞得好，就能获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工作开展也就顺利了。反之，工作开展就困难。
“江抗”东进以来，敌伪震惊、宵小匿迹。不仅扫清了一些障碍，也大大地鼓舞和激励我青浦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必胜信心，在军事上、政治上受益匪浅。
“江抗”大军西撤后，我们工委认真讨论叶飞同志的指示精神，尤其是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内各抗日阶层、党派和抗战力量的统一战线。抗战以来，我们十分重视，认真执行了这项政策。1938年，我们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请各阶层代表一起开会研究，成立了自己当家的人民政府。以后还召开了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七区人民代表会议。同年夏秋间，为了团结抗日，立住脚跟，全面发展革命事业，我们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接受了第三支队的番号。之后，广交朋友，团结抗敌，扩大了抗日部队，取得了化阻力为助力的成效。
但是，“江抗”东进这个期间在统战方面也有搞得紧张的地方，主要是对许连生部。许的投敌，其动摇是主要原因。而我们攻击围歼四支队，收缴其武装，使许下决心投了敌，也给戴迪仁等人以口实。后来，许纠集残部，死心塌地和日寇一起对青东根据地清乡，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