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淞沪游击纵队垮台
淞沪游击纵队第一、二、四支队，已被“江抗”收缴枪械，五支队投敌，七支队下落不明。三支队一颗抗日救国的红心，驱散了部分群众对我们的疑虑，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国民党在敌后徒有虚名的淞沪游击纵队，从此垮台，纵队司令蔡熙盛被撤职调往上饶。他迁怒于三支队，离职前下了二条命令。一是撤销三支队番号，二是撤销我三支队支队长的职务。同时，宣布我勾结异党收缴忠救军枪支等十大罪状，下令通缉。这对我们当时开展工作和抗战前途来说，有所不利。但我们亦分析，三支队已有相当实力，各方面都不会小看。在有枪就有一切的那个时代，我们已有资本站住脚，和各方面周旋。
1939年8月初，殷丹天匆匆来到三支队支队部，对我说：“蔡熙盛被撤职了，陈恭澍已到上海接任淞沪游击纵队司令。他特地叫我来邀请你去上海会会面。”又说：“蔡熙盛走时下的二条命令是错误的，已受到上峰严厉斥责。陈司令请你去上海面谈，由他负责撤销这两条命令。”最后，殷丹天很有把握地说：“去上海的交通工具及通过日寇检查站等问题，我负责，保证安全。’’我对他讲：“商量一下再说吧！”第二天，经县工委研究，为了缓和当前的紧张形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决定冒险去上海，带黄雄及冯邦佐、赵季昌等三位同志一道去。动身的那天，殷丹天带来了两部小汽车和一名日语翻译。
汽车行进至铁路边日寇岗哨检查所，前面的一辆车停下。翻译把车上的啤酒、香烟等朝日寇的岗亭塞进去。负责检查的日寇见状，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喊道：“勿要格，勿要格！”他们纠缠时，我们乘坐的后一辆汽车就开过了岗哨。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下午，殷丹天陪我驱车至法租界一家洗染店的楼上，和陈恭澍见了面。寒暄后，陈即对我说：“你们来了很好！非常好！我们可以交换交换意见。”又说：“蔡司令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戴先生要我到上海来把问题处理好。蔡司令对你下的那二条命令是不对的，错误的，你不必介意，我负责解决，你放心好啦！”他还反复地说：“我一定帮你解决！”说到这里，陈说：“我现在还有些事，不能和你长谈。你需要和我谈的，请你做个准备，下一次碰头时再谈。”坐在陈旁边的一个人，忽地站了起来问我：“顾先生认识吗？”我摇头。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黄麟书！”“哦11927年你在青浦初级中学当过教员吧！知道你的大名。”我回忆起这个人。黄又笑着说：“那好！我们是老朋友了，下次再说吧！”我和陈恭澍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殷丹天又开汽车来接我们。那晚，汽车驾驶室里还坐着一个穿西装的青年。车子到达法租界金湖电影院附近，进入一条小路，一个大肚子流氓在路上跑来跑去。车抵一家门口，又见一个大肚子流氓守在那里。这时，穿西装的那个人下车向他说了一句话（好象是口令或是暗语），那个人就捺了捺门上的电铃。门开了，汽车直驱而入。屋里的陈设富丽堂皇，陈、黄两人已先到，大家就在宽敞的客厅里谈起来。陈说：“你要谈的问题，商量过没有？”我开门见山道：“有两件事希望帮助解决。第一，现在日寇扫荡频繁，部队不断扩大，迫切补充枪支弹药。第二，经费十分困难，虽然就地征收些爱国田亩捐，但为数有限，收支相差很大。”陈笑笑说：“枪支弹药没办法，你们自己去想法。经费问题，可以帮助你们一些。帮助多少？我们研究后再告诉你。这项补助费，以后由殷丹天按月送到你们支队部。今后你有什么事就和殷丹天联系，我有事也由殷丹天去和你们谈。”这时，黄麟书插上来说：“陈司令讲话是算数的，你放心好啦！你仍旧和过去一样放手去干，我们是信任你的。蔡熙盛的两个命令，陈司令会帮你撤销。’’
归途中，我问殷丹天：“今晚谈话是在什么地方？”殷说：“杜公馆，杜月笙的公馆。”又说：“杜公馆，是有面子的人才可以去的。”
下一天，我们仍用来时的老办法，回到乡下。以后，每月由殷丹天送800块钱的补助费，直至1940年4月。
记得也是在这年的盛夏吧！原淞沪游击纵队的胡参谋和一个名叫丁向然的（原名丁丁，大革命时宜兴暴动的领袖之一，我是在南京监狱中和他认识的），一同来到三支队部。会晤时，这位胡参谋又是恭维又是安慰地对我说：“你的部队很好！蔡司令所下的两条命令是不对的。”丁向然也单刀直入地对我说：“你的坚决抗战精神，我们很赞成和钦佩。但要抗得聪明些……”我听到此，不等他说完就反问道：“什么叫聪明？曲线抗战么？抱歉，我决不会做这无耻的事……”胡丁二人听了，大失所望。饭后，他俩就自讨没趣地走了。日寇惨无人道大烧杀
我青浦人民抗日武装蓬勃发展，斗志昂扬，每每予敌伪以重创，使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敌伪和其走狗们，闻风丧胆、坐卧不安，对青东这支人民抗日力量，视若眼中钉、肉中刺。虽屡次挪兵调将，前来“扫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伪青浦县知事汉奸姚明仁，异想天开，在1939年10月28日的伪《新青浦报》第一版上，刊出了布告，并制版印出我的半身照片一同刊出，以重金悬赏国币2000元通缉我。该项伪布告颠倒黑白，妄言：“查顾匪复生伙同羽党，盘踞本县东北乡一带焚烧劫掠、无恶不作”云云。这则布告每日刊登，连续一年零二个月。这种黔驴技穷，贼喊捉贼的愚蠢作为，人所不齿。后来姚明仁与汉奸贩毒犯陈其昌因分赃不匀，互相火拼而同归于尽。这是汉奸们应得的下场。1940年4月2日，三支队第三大队长王师龙不幸被日寇捕去。刑讯，坚贞不屈，于松江狱中遗书自尽。下一天，在上海养病的八区干部诸成龙、朱志诚，听到王师龙被捕的消息即赶回青浦，又遭内奸出卖被捕，被日寇杀害。
王师龙、诸成龙、朱志诚三同志，抗战开始以来，他们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是八区人民的好儿女，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好干部，是我的好战友。他们为抗日事业而牺牲，重于泰山，深为家乡人民怀念。
1940年4月14日起，日寇集中了日、伪军共约4000余人，向我青东地区进行了“大清乡“大烧杀”。敌人这次清乡，有着深刻背景。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对蒋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加强了对敌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1940年3月6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更加刻意巩固其在上海地位。上海四周的游击土匪部队，经日军打击诱降，大部分投敌。只有少数几支部队仍坚持抗日。其中以青东威胁最大。有主力部队、有民兵、有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江抗”东进，威迫上海。卧榻之侧，岂容老虎？因此，必欲拔掉这颗肉中刺、眼中钉而后快。敌人这次“大清乡”，事先经过周密部署，由日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统一指挥，调集十七旅团（谷川正彦少将），日上海特务机关部队（前田少将），日驻松江、青浦守备部队，还有伪青浦保安部队，伪十三师许连生旅等部队（许已收集残部公开投敌，任旅长，戴迪仁任副旅长）。许、戴对我情况十分了解，事前将三支队活动地区画出，交给日寇。又派部队为日军带路指人，危害甚大。
敌人以观音堂、陆家角为进剿中心，分六路合击，主要一路在青沪公路的方家窑至徐泾一段。进军时日寇为前导，伪军殿后，一反过去伪军在先、日寇押后的作战方式。沿东西向的青沪公路排开，向北以梳篦战术推进，进而占领陆家角镇，并将清剿指挥部设于该镇。第二路由伪军许连生部带路，15日长谷川部占据观音堂，以阻止我军的向北退路。陆家角附近纵横十华里范围，敌人把它划为重点“清剿”区域（也就是烧杀区）。敌人第三路从北新泾经诸翟到达蟠龙以北和以西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索烧杀。第四路由南翔经纪王庙到火烧庙，向西和向南搜索烧杀。第五路从青沪公路的8号桥向北和向南搜索烧杀。第六路由白鹤港经重固向东南烧杀。敌人这样兜网进攻，企图把我第三支队一网打尽，把青东抗日革命旗帜拔掉，斩草除根。
日寇合击扫荡时，周达明、张松年同志外出开会没回来。当时，一大队由蔡群帆带一中队在观音堂、陆家角，杨纪良带二中队在香花桥，朱敏中带三中队在七宝、杜家巷。二大队由张育新带领在重固。三大队由鞠文骥带领在青沪路南和尚泾一带。14日，敌人由青沪公路向北奔袭而来。当时，我和顾德欢同志正在陆家角附近。当晚，鬼子拉电话，住下来，我们才感到和以往扫荡不同。我命令一中队避开敌人正面主力，向七宝三中队靠拢。我带了警卫员范守廉、诸纪芳、康志荣向北突围。是夜，北边观音堂、嵩子庙已为日军占领，我们被夹在中间，南北敌人只距二里路，敌人叫喊、问口令声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敢久停。好在地形熟，又有群众冒生命危险掩护。连夜，过了嵩塘江到曹家宅，由农民姚德昌带领，穿越青沪公路，住何仲良家（金云村）。我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向西转移，分散隐蔽突围；我设法去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报告。15日，县工委顾德欢同志和林岑、王友生向西突围，和敌人穿插行走，最后到陈家桥杨纪良部队处。过了十来天，敌情仍十分紧张，顾德欢同志和林岑等也去了上海。当时整个部队和县工委失去联系。14日晚，一中队和二大队会合戴家湾，在吴仑泾渡嵩塘江，15日晨突围到七宝龚家村。张育新同志率12名战士掩护部队西撤，战至最后一人一枪，全部壮烈牺牲。三中队、七中队都和敌人发生激战。最后，各部队撤至天马山、蔚澳塘一带。后按省委部署，会齐的部队转赴苏常太地区。后来，这支部队几十年跟党转战南北，成为人民解放军主力之一部。
这次日寇对青东的大烧杀，使青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仅据部分乡村统计，敌人烧毁的房屋达4430多间。敌人刺杀、火烧、活埋、水烫、吊杀、毒打、火烙至死的男女老小有1200多人。列夏、徐家宅等村镇成为焦土，夷为平地。其烧杀之惨，较之湘军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青东人民历史上一次空前浩劫。对日寇的这一深仇大恨，我青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敌人的这次“大扫荡”手段毒辣，杀人如麻。所到之处，一是追问我在哪里，二是威逼缴出枪支。但可以告慰的是，英勇的家乡人民，他们宁死不屈，始终没有一个人出卖我，没有人把枪交给敌人。我们许多外来干部和伤病员，在后备队大力支持和掩护下，没有受到损害。尤其是对我，日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搜索追寻，逢人就拷打逼问，还在各交通要道上，挂牌通缉我。然而，连我的影子也没抓到。叙北村有个叫陈阿二的农民，被日寇抓到陆家湾。敌人毒打他，一次次逼问：“顾复生在哪里？”他一次次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的毛竹都打得粉碎，陈阿二奄奄一息，就是咬牙不讲，最后被敌人杀害。农民姚德昌带我们穿过青沪公路刚半小时，日寇进占他家，发现了我的印章，毒打拷问他的老婆，没有结果，杀了他的侄子姚金桃。
应当说，对日寇伪军的进剿，我们是有预感的，也估计到形势会恶化。叶飞同志走后，县工委和三支队曾拟定向西向南发展的方案。但对敌人行动这么快，兵力这么多，部署这么突然，手段这么残忍，把扫荡（早来晚归）改为驻剿，思想准备仍显不足，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当时，我们还没有象样的情报系统，对敌人部队运动，心中无数。而由于戴迪仁、许连生叛变，敌人对我方领导人、部队情况、驻地、活动规律了如指掌。这些都造成了我们吃亏的原因。
1940年5月20日，伪《新青浦报》刊登“左祺”（朱梦飞）反动文章《顾复生可以休矣》，妄图瓦解我人民的抗日意志和斗争决心。但是，青浦人民没有被吓倒，更没有“休矣”。不久，省委派顾德欢等同志又回到观音堂，把隐蔽下来的党员组织起来，逐步建立游击小组，恢复局面，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姚振华冒死送我去上海
七宝战斗后，部队被迫西撤。当时县工委成员被打散在各地，形势急需到上海向上级组织汇报和请示。因此，我派在七区政府工作、人称叫“泗泾王”的王文祥，去泗湾和姚振华联系，要姚振华设法帮助我去上海。
姚振华当时40岁，在泗泾日升昶碾米厂做招待。日升昶米厂业务广，所以姚振华在地方上人头很熟，同当时伪军一些头面人物有交情。他是王文祥的姨父。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受到我们的教育，有一定的爱国心。所以王文祥按照我的指示，到姚家里说明原委时，姚振华当即表示：“支队长信任我，我一定保证安全地把他护送到上海。”约定当晚9点钟，在泗泾镇大街后面的三间茅草屋内（姚的舅母家）碰头。
泗泾镇当时是所谓“模范区”，四周关卡林立，镇上驻有日军与伪军。这些情况，姚振华心里是很明白的。外面的形势，姚振华心里也很清楚。在这种关头，护送我去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走漏风声或者稍露马脚，家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日军一到晚上就戒严，封锁水陆交通，行人不准出入。虽然敌人这样戒备森严，姚振华还是按时来了。从泗泾到上海，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泗泾往东经七宝；一条是向西南到松江县，再由松江去上海。经商定，决定第二天绕道松江，因为其他地方敌人的检问所，都挂有通缉我的照片。七宝到上海要经过7号桥，日军设有铁丝网，危险性更大。姚振华对泗泾和松江县一带人头熟，可能混过去。姚振华事先雇好小船，第二天清晨在日升昶米厂码头下船去松江。当晚，由姚振华给我弄了一套穿着合身的便服。第二天凌晨，我和姚振华一起从大街后面的小路，绕到日升昶米厂后门，登上小船。护送我的三个警卫员和一个勤务员，当天在姚的舅母家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去了。
我们的小船从码头出发，经过砖桥，砖桥驻有伪军夏某部。伪军喝令停船检查。当时砖桥米厂与日升昶米厂有业务往来，姚振华认得夏某。急忙走上船头打招呼，塞了钱物，说给个面子，船上是我的朋友。好歹哄走伪军，放船走了。小船行到卖花桥，卖花桥驻有所谓曲线救国的王德洲伪军，原为国民党淞沪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姚振华与王也是朋友，王的不少部下认识姚振华。几个伪军一面寒暄，上了船头。端了枪向舱内张望，问姚：“舱里什么人？”当时我一身商人打扮。可是王部认识我的人很多，如果对面问质，必定暴露无遗。我假装看报，欠身向他们点了下头。姚忙“张班长李班长”称兄道弟挡住，一面不住塞些钞票，把他们打发走了。船刚要启动，又有几个伪军边喊“站住别走”，边冲上船头：“干什么的，这两天抓共产党，顾复生是不是在船上？”空气一时凝固了。姚不愧混迹江湖，愣了一下，忙应酬道：“几位面生，是新来的弟兄吧！”又急忙掏钱送给他们：“我和你们王队长是老朋友。等松江回来，我请弟兄们喝酒。”船总算离开了。姚出了一身冷汗，骂道：“赤佬！几个新兵差点坏事！”
一路上，姚振华总算好歹应付过去，到了松江黑鱼弄码头。上岸后，只见气氛紧张，岗哨密布，宪兵荷枪实弹。姚振华让我在西门大街外大华百货店（姚的亲戚）里休息，他一个人去买火车票。当时买火车票要出示“良民证”。姚振华是有“良民证”的，可是我没有。姚振华就到伪警察局去。伪警察局长何梦祥是姚振华的熟人。姚振华对何说：“今天约了朋友一同到上海去白相，出来辰光匆忙，忘记带‘良民证，，请你帮忙开个通行证去买火车票。”何梦祥没有起疑心，但说，“最近不比以前，日本人查得紧，瞎帮忙要掉头的。”姚说：“什么瞎帮忙！朋友一场，不能见难不帮。”何犹豫良久，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写有“文书”的袖章给他，说有了这袖章就可以去乘火车。
姚振华拿了袖章，回到大华百货店里，让我佩上。火车站布满日本宪兵和伪军，严密盘查行人，但看我佩有“文书”袖章，让我们进去了。我心中暗暗发笑：你们不是悬赏重金抓我吗？哈哈，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让他飞罗！
火车抵达上海北站，随即雇了祥生行的出租汽车，直抵西新桥（大世界附近）。姚振华还要在金陵酒家请客。考虑到姚振华的上海熟人多，情况复杂，我谢绝了。
两天后，王文祥在上海找到我。我把姚振华借的衣服交他代还，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帮助，信里附了200元，偿还姚振华代垫的路费。姚振华收下衣服，200元原封退了回来，还捎口信说：“支队长看得起我，不应该拿钱给我。”1945年4月，我和陈伟达、朱亚民同志等打回青浦。姚振华闻讯来找我，说没有事做，生活困难。经研究，我们给了他2000斤大米，叫他回泗泾做小生意。解放后，我任松江专员公署专员，姚振华也来找过我。1981年，姚振华从报上得悉我还健在，给我来信。11月6日，我给松江县去信，谈到姚振华目前的困难，说：“我们革命遇到极大困难时，他（姚振华）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好事。”1983年9月25日，我看了青浦县整理的《记顾复生泗泾安全转移》，去信指出：“姚振华这个人虽然是个帮会的人物，但他不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坏人。虽然他曾担任过伪职，（但）还有爱国心，对共产党无恶意，这从他慨然冒着很大的风险护送我去上海一事可以看出。”并指出：“当时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帮会、两面派工作等政策的开展，对姚振华也是不无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