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1940年4月，我奉命撤离青浦。青浦地区工作由“江抗”移交江苏省委。5月初，省委派人护送我去常熟“江抗”司令部。那时“江抗”司令员已是谭震林同志。到了常熟，我就和他生活在一起。同在司令部学习和工作的，还有常熟的李建模（财经委员会主任），民抗司令任天石。学习的方法，由我向谭司令汇报青浦工作情况并提出问题，谭作指示。李、任二同志也各自就思想和工作，提出问题，谭作指示。或由谭提出问题，我们讨论后向他汇报。这种自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学习的方法，既谈理论又结合实际，对提高思想认识帮助很大。
这一年的6、7月间，我参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苏、常、太地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任天石同志被选为常熟县县长。我被选为苏州监察委员会主任。9、10月间我又被委任为澄、锡、虞地区总办事处主任（专区一级）。在任期间，我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建立无锡、江阴、沙洲三县和锡北、虞西两办事处的党的领导组织和政权机构。（二）开展了地区抗日民主教育工作。召开了各县中学校长、教师会议及各县的中学生代表会议，动员大力开展抗日民主教育和抗日救亡宣传等工作。（三）开展反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那个时候，日寇对苏、锡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对我区域生产的大宗丝、棉等经济作物，严格控制，抑价收购，攫取人民资财，实行经济掠夺。一面又严格禁止把日用必需品，如洋布、洋烟、洋糖、洋纸、洋油、洋药等，贩运到根据地来，给根据地广大人民生活和部队急需的军用品，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必须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一斗争，任务重大，情况复杂，要取得胜利，实非易事。总办事处特派了财经处副处长蔡悲鸿同志去沙洲县任县长，专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后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以盛慕莱为首的帮子，专门负责经销根据地的丝、棉，并在上海采购人民日用必需品等，遥相呼应，往返装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当时，我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团结广大群众和工商业者，一致起来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期使根据地经济活跃、市场繁荣，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抗日民主政府财政收入等。谭震林同志亲自领导了这项重大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大家一致认为，这不能小手小脚。因为上述物资都要大宗进出。大家又认为，日寇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另外，日寇在上海只能控制苏州河以北占领的地区，他如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码头等，还在美、英、法控制之下，日寇无可奈何。只要能通过吴淞口三夹水日寇的检查舰这一关，我们完全可以获得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当时在沙洲十二圩港地方，有个大流氓头子，名叫杨老九，他手内有三条轮船。由于贿赂了日海军检查舰长杜皮，他的轮船，可以在吴淞口自由进出，不受检查，畅通无阻地来往于上海与十二圩港之间。船上除装载货物外，乘客大部分是走单帮的。走单帮的唯利是图，小来小去，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提出把三条船拉过来，我们自己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产、自运、自销。并将当地的农产品，大量运出去。同时，再把被敌人封锁的生活必需品运进来。办法是有了，具体如何去做？首先是做杨老九的工作。杨老九这个人政治上很复杂，他是个多面派的人物，不好打交道。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他不仅和日寇有关系，而且与汪伪也有关系。但我们看到，澄、锡、虞地区，在军事上已被我们全部控制。加之10月间苏北黄桥决战胜利的影响，我们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人民对我党热情拥护，这些对杨老九不会不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了解到，杨老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运方，思想落后。小儿子杨志方是个大学生，有民族意识，思想较进步。他的妻子张芸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大学生。杨老九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武装，但不打鬼子。于是，我们就从杨老九小儿子入手，要他去说服他的父亲，保证他父亲原有利益，不妨碍他原有地盘，把三条轮船交我们管理。日本鬼子方面仍由他负责交涉，保证不发生问题。经过反复工作，杨老九和他的大儿子都同意了。杨老九的大媳妇名叫大阿姐，愿意过来，小儿子杨志方也来工作。二媳妇张芸同志仍继续做地下党工作。杨老九的三条轮船，归我们使用了。那时这三只船的停靠港口，已从十二圩港转到西边的护漕港，这个港口邻近沙洲的后塍镇，沙洲县的领导机构就在该镇周围。那里交通方便，便于领导。轮船到手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货物运到上海后怎么办？谁去接收推销？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由谁来采购再装运回来。上海方面的工作搞不好，全盘计划将会落空。我们多方研究，物色了适当的人选，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帮子。负责人是蔡悲鸿同志的舅子盛慕莱。他是嘉定县黄渡镇人，1908年出生，从小在家读书，毕业于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对国民党卖国政策深恶痛绝，参加过爱国救亡活动。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直接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他在上海是一个路路通，他和日本的、朝鲜的、意大利的，还有其它一些国家的商人都有关系（日本、朝鲜的商人，那时称作浪人，专门走私）。盛又和蒋顽、汪伪政府，以及上海商业界方面，还有那时控制上海车站、码头、里弄、马路的流氓集团，所谓三十六党的，也都有些交情。他有个助手蔡志谔（蔡悲鸿同志的哥哥），在浦东地区也是各方面通得过的。这个帮子里有日本浪人、朝鲜浪人，有意大利、匈牙利的商人等，还有上海的资本家参加。帮子建成后，盛在上海还搞了一些秘密仓库，组织了一定的运输力量。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把根据地蚕丝、棉花等经济作物，装船运往上海。这是有计划进行的，船在护漕港装了多少吨，需要在上海购买些什么东西，买多少，船的启锚到达日期，都由专门交通员事先通知盛慕莱。船抵上海港时，他们早就准备好卸货转运。在卸货时，同时把预先购买好的日用必需品装舱，再启锚返航。时间安排很紧凑，一点不耽搁，轮船的转运来往很快。由于有三条船的往返装运和起卸，护漕港口整天整夜处在纷忙的气氛中。码头上数百名装卸工人穿梭似地工作，灯火彻夜通明，照着一幢幢临时仓库。当地群众说，护漕港变成了小上海了。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
我们这一工作后来扩展到新四军一师、三师和七师等所在地区。由于进出口物资的大量畅通，农民收入增加了，工商业也繁荣起来，群众生活丰富了，根据地的人民莫不欢欣鼓舞。
上海那边工作十分紧张。他们日以继夜地忙碌着。这一帮子人，通过我们的教育和领导，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据说，解放后汲取这个素材，拍摄了电影《51号兵站》。当时，一般物资的进出和买卖，数量相当可观。譬如，煤油一次装运就是几百箱，白报纸一次装船二三百令，洋布几十箱，糖几十包……然而，当时部队所需要的物资，如医药、医药用品、通讯器材、收发报机、钢材等这些军用物资，日寇控制极严，绝对禁止采购。为了解决我军的迫切需要，盛慕莱等千方百计，冒着极大危险，巧妙地买进运过来。当时购买这些军用物资，不仅困难重重，买好还要放到安全地方，再想方设法送到船上。避开日寇的检查，那就更难，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稍一不慎，全功尽弃。于是，我们通过大小流氓的关系，一面以金钱付给他们所谓保险费，一面还要从思想上教育他们，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具体办法，把军用物件拆卸改小件包装，在上船的大件物资装完、检查人员下舱检查时，小件包装由码头上的小兄弟，各人拿在手上，散在附近。等日寇走后，船老大鸣笛启锚时，他们迅速跳上轮船，把小件包装交给船员。但日寇非常狡猾，有时突然杀个回马枪，再次上船重检。小兄弟们就在船上和鬼子打圈子、捉迷藏，鬼子东，他们就西；鬼子上，他们就下。等鬼子离船时，才把各人手内的物件交给船员。就是小型无缝钢管也曾偷运过来。
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7月。这时，日寇对苏常太、澄锡虞等地区进行“清乡”，我们在政治、军事方面作了有计划的撤退。蔡悲鸿同志撤到苏北，担任新四军六师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接收上海党组织动员下乡参军的男女知识青年。经过后方办事处的短期训练，再分配到六师和一师等单位去。1942年春，六师后方办事处工作结束，蔡悲鸿同志去华中党校学习。
杨志方参加我们工作后，说服杨老九把武装交给他。经过整理扩充，改编为沙洲县警卫团，由杨志方同志任团长，新四军六师增派包厚昌同志任该团政委。该团在鬼子“清乡”时随军北撤至泰兴、靖江一带活动，负责联系和领导“清乡”地区的地下斗争。
反经济封锁的复杂斗争，收获很大，对当时发展革命形势，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蔡悲鸿、杨志方等同志，在这一反经济封锁斗争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将来算总帐，无法交待”
1942年底，新四军七师师长曾希圣打电报给华中局，要求派干部去七师，帮助开展财经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决定派蔡悲鸿同志去，把大别山区的土特产销路打开，活跃这个地区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项任务很艰巨，但为了革命需要，他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
当时的上海情况，与他在六师时已大不相同了。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得逞以后，更形疯狂。驻在上海苏州河以北的日寇，冲进并全部占领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蔡悲鸿准备到七师后，立即派人进一步了解大别山资源情况，联系盛慕莱和杨老九的关系。临行时，他向组织提出一个问题：“进行这项财经工作，在根据地可以依照我们的办法。但在上海敌占区则不同，要灵活，适应敌占区的环境。主要是花费大，否则打不开局面。在根据地的人，往往不能理解，甚至于误解。开始还好，时间长了，人们更不能理解了。将来算起总帐来，无法交代。”他这一番话，有他正确的一面，也有他顾虑的一面。当时曾山同志再三鼓励他，要他相信党，相信人民会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要他放心大胆工作，为党为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再打一次漂亮仗。当时一起在华中党校学习的同志，也都竭力为他加油，鼓励他去。后来，蔡悲鸿同志在七师党委领导下，从1943年春，一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为七师地区的财经工作，献谋策划，煞费苦心，做了大量工作，很出色。工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挫折。
记得1945年的夏天，我和陈伟达同志打回青浦，在淞沪地委工作（地委辖现上海周围十个县的地区，活动中心在青浦东乡观音堂镇）。有一天，部队送来了一份紧急报告说，刚才从上海下来20多人，内中还有些外国人，到了北张角张姓大地主家，身份不明，行迹可疑，已派人监视。地委研究，认为这批来人可能不是敌人。否则，他们不敢在白天大摇大摆到中心区来。但身份不明，又是住在大地主家里，行迹确有可疑。我命令部队严加监视。不久，部队通讯员带着盛慕莱来到地委。据盛说，上海的七师物资仓库，昨天被日寇陆军搜查，掠去了很多物资，价值约数万元，损失不小。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日寇的海、陆军内部分赃不均，产生矛盾。上海帮子里人，唯恐事件扩大，所以把这20多人带下乡来避避风头。又说，在日寇陆军搜查劫掠仓库后，日海军方面已派人和陆军交涉。隔了几天，盛慕莱来告诉我，日寇内部矛盾已解决，但陆军搜掠去的物资不肯归还。并说，他们就要回上海了。
蔡悲鸿同志领导的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我军北撤。盛慕莱留上海未走。1949年我百万雄师过长江，大军围攻上海时，盛慕莱被捕。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横眉冷对。在上海解放的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全国解放后，松江专员公署批准盛慕莱同志为革命烈士。他的子女曾撰文《碧血染丹青》，以志纪念。
上海解放后，蔡悲鸿随曾山同志到上海。曾山同志任华东财委主任，悲鸿同志任财委办公室主任，是曾山同志的得力助手。
1951年，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时，蔡悲鸿同志果然被审查，他思想不通。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言辞激烈，斗争过火。他很伤心地说，“过去我说的话，今天应验了”。后来，情绪低落，在龙华附近卧轨自杀。
蔡悲鸿同志，在党的正确领导及各方通力协助下，不畏艰巨，全力以赴，对于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工作是成功的，维护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的利益，避免了敌人残酷的经济掠夺，繁荣了根据地工商业。以不大的代价，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获。这一成绩已为历史所肯定，谁也否定不了。如果蔡悲鸿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能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把当年情况向党和人民说清楚，一定能够获得理解与信任。
这件事情已过去三四十年了。这样一个勇于负责，发奋图强的好同志无声无息地埋没了30多年。我和蔡悲鸿同志是老战友。至今想到他的事，心情仍十分难过。
任天石同志二三事
1948年，我在三十五军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何克希同志黯然地递给我一份电报，说天石同志不幸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这一晴天霹雳，使我俩沉默了许久。当时上海的形势非常恶劣，我估计天石同志凶多青少。果真，天石同志从此一直没有回来。他那高尚的革命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0年5月，我从上海出发来到常熟农村的“江抗”指挥部，见到了谭震林、李建模、任天石等同志。谭震林司令向我介绍说：“任天石同志是常熟人民的天佬爷”，在人民中的威望很高。我和他们寒喧后，天石同志知道我是轻装来此，连铺盖都没带，就把自己的行李搬来给我用；还把他身边的小鬼小张交给我，随我一起行动，并一再嘱咐小张要好好照顾我。当我的小鬼康志荣来了以后，他还是把小张留在我身边，说：“你们在这里人地生疏，小张是当地人，凡事熟悉，方便些！”任天石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对其他战友也同样如此。有同志病了，他总要抽空去探望，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志们一提到天石同志的关怀，都很感激。可天石同志总谦虚地说：“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天石同志对学习抓得很紧，认真读书，善于思考，在小组会上发言积极。他有个随身携带的蓝布小包，里面放着学习材料、书籍和笔记本，只要有空就抓紧学习。他每读一本书，总要细读精读反复读，最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他的学习心得。当我们赞扬他时，他也总是说：“学习还不够！学习还不够！”
1940年夏天，谭震林同志要我负责办一个区级干部学习班，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当时我要天石同志一起办，他非常谦虚地推辞了，说苏、常、太地区的“民抗”工作，主要是县委书记李建模，还有上海党派来的杨浩庐、赵伯华同志一起掌握领导的，我是他们的学生。他给我推荐了专搞“民抗”工作的赵伯华同志。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天石同志虚怀若谷，谦恭谨慎，丝毫没有居功自傲的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天石同志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待人真诚，就是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也从不马虎。他总是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广泛听取意见，最后对双方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大家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要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天石同志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受到群众的赞扬。天石同志认为，广大劳动人民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不能沾染反动政府那种“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败习气。难怪我经常听老百姓说，我们头上一爿天，反动派来了天变黑，任天石来了是青天。
天石同志牺牲了，他是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青昆支队失利
1941年1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在安徽茂林地区以七个师的兵力，围击我转移途中的新四军部。除军长叶挺在谈判中被扣外，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和指战员万余人，大都壮烈牺牲。继之，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新闻记者会议，肆意谩骂新四军，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噩耗传来，举国愤恨！“江抗”全军在声讨大会上，高声疾呼：“打倒蒋介石！”“打到三战区去！活捉顾祝同。”“一定要为死难烈士报仇！”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地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一面向反动派提出严重抗议，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发布命令，重组新四军军部。委任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并把华中地区的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抗日根据地的军心、民心迅速得以安定。蒋介石的反共恶劣行为，遭到了中外各界舆论严厉申斥，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41年2月下旬，我接到谭震林同志命令，要我去昆山任苏南第三行政区（辖制现上海十个县和江苏昆山县）行政专员，并接任青昆支队支队长（政委吕炳奎，参谋长周达明）。交给我的任务是：与青、昆、嘉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及吕炳奎、周达明等同志通力合作，迅速打开昆山和淀山湖地区的新局面；恢复青浦、嘉定的工作；设法打通黄浦江的交通路线，使浦东、浦西联成一片，为我军主力南下作好准备。这个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1944年，我和陈伟达同志重新打回去，开辟工作；1945年，中央令粟裕同志率大军挺进浙西，都是基于这个战略目标。我接受任务后，赶至苏州东塘市，青昆支队接我的部队，已经先到。正准备起程，突接师部急电，要我部停止前进。后得知，1941年3月，配合皖南事变，国民党浙西的忠救军数千人向我江抗东路根据地进犯，右路已到淀山湖地区。东路领导要青昆支队派部队穿插敌后，牵制敌人。周达明同志率队至淀山湖谢石关地方，遭到“忠救”袁亚丞部1000多人的围袭。激战中，支队参谋长周达明及中队长范守廉等80余人壮烈牺牲。周达明同志时年27岁。敌人气焰嚣张，昆山地区工作已转入地下。后来才听说，是殷丹天给袁送了情报。我回到师部，谭震林同志对我说，昆山工作我们迟了一步，东路大门已被敌人打开。命我暂留师部，从长计议。
“青昆支队”的建立，时间是在1940年冬。那时，我正在澄、锡、虞地区任总办事处主任。“青昆支队”是陶一球的部队，加上康则焘从青浦东乡带来的部队，以及上海下来的一批人合组而成，有200人枪。部队的活动中心在昆南大慈及青浦陈家桥一带。
陶一球同志是昆山夏驾桥人，出身地主家庭，个人思想开明，民族意识很强。1939年春，在我党“江抗”军何克希帮助下，陶一球在家乡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为了解决部队枪支弹药和给养问题，他不惜变卖田产。他毁家纾难的高尚风格和在桑梓的显著声望，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同年，他又亲赴上海动员了一批青年、工人、店员、学徒充实了抗日队伍，成立了“联抗”。陶任“联抗”大队长。后来，又以他的部队为基础，成立了“青昆支队”。我曾与他见过面，一起讨论过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他胖胖的身躯，很喜欢打鸟，准头不错，可称得上百发百中。态度和蔼，平易近人。
“皖南事变”后，他任昆山县县长。当时，我是苏南第三行政区的专员，昆山、南汇、青浦、嘉定等县，都划归第三行政区。1941年3月，召开苏南行署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也召开了一次有陶一球、连柏生、吕炳奎等同志参加的第三行政区会议。当时，我们围坐在一起纵谈形势，各抒己见，革命乐观情绪溢于言表。从那以后，因工作需要，各自东西，我和陶一球同志一直未见过面。1973年，惊悉他在上海受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积郁成疾，溘然长逝。
1941年3月下旬，谭司令命我和温玉成率队去无锡，清剿顽匪杨忠残部，并任命我为无锡县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温玉成为副书记。我们率部到达无锡县南桥、北桥地区时，杨忠残匪已闻风逃逸。杨忠以恐怖手段，威胁了该地区的上层分子，使他们不敢与我们联系。他还以迷信方法，发展“一贯道”和组织“念佛会”，蛊惑人心反对共产党，破坏我们组织和群众团体。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宿营在荡口附近。县委书记杨增、县警卫团团长赵伯华等同志来汇报工作，说无锡县政府有的领导右倾，人民有意见。副县长张学增和秘书长李哲先，毫无顾忌地在群众家里吞吸鸦片。群众说，这和反动派有什么两样？算什么抗日民主政府？影响很坏。还有三个反动分子，最近从宜兴山里回来，县政府竞放任他们自由活动。大家意见要把这三个反动分子除掉。那个时候，“皖南事变”、谢石关事件及杨忠匪部对我军民的残害事件发生不久，干部群众的气愤之情难以遏止。报请领导批准后，李哲先及宜兴回来的三个人，被逮捕镇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