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
7月6日，陈毅同志为我们做了专题报告，题目是：“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苏南工作的历史。
自“江抗”成立，梅、叶、何东进，是苏南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过去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天下，是国民党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是秘密的，只能在国民党招牌掩护下工作，不能公开执行党的政策。但“忠救”干得很糟糕，与敌伪默契苟安，敌伪统治很厉害，形成殖民地，进步士绅向上海租界或大后方跑。中央军撤退时丢下了十几万支枪，大部分被鬼子、伪军、青红帮拿去，人民拿得很少，我们失掉了一个好机会。“八·一三”之后，新四军还未成立，我和项副军长都还在山上。如果上海党及八路军办事处马上动员进步青年、文化人士下乡打游击，把这些枪支收起来，则两年前的江南就是我们的了。但上海党把这些机会放过去了，没有抓住武装。而韩德勤、李明扬、李长江、何克谦等在苏北搞了10万人，袁亚承、俞一则等在江南搞了3万人。这是江南工作中的一个大损失。它教训了我们：在一个新形势到来时，马上要抓住这种形势，转变工作的方针和办法来领导斗争。
新四军到江南以后，已经迟了。取得发展，不得不用磨擦手段，而且经过三年，才把这个形势转变过来。自己的损失也不小，付了一笔很大的代价，最大的就是“皖南事变”。是一个血的代价，教训了每一个领导革命的人，要善于估计和判断形势，很早就作准备，形势一变，马上就抓住革命的转变点，采取不同的路线，不同的工作方式方法。这是江南工作的第一个时期。
“江抗”西撤以后，谭（震林）师长东来，是第二个时期的开始，也就是磨擦时期。关于“江抗”西撤，东路的同志多不满意，认为“江抗”不走，东路工作才有办法。1939年秋，“江抗”渡江北上，很多人认为是错误的。其实西撤、渡江都是正确的。因为1939年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由华北转到华中。如果在江南不过江，北面有敌人，南面有顽固派，联在一起，两面夹攻，便要被消灭。只有过江把苏北拿下来，背靠八路军，拉住四支队和五支队就不怕了。
谭师长到了东路以后，成立了十八旅，路南还保持了一个十六旅。现在东路的任务不同了，进入到第三时期了，就是要长期积蓄力量，长期保持力量，准备向南大发展。今天你们的力量还太小。要求向南发展，便要加紧积蓄力量，而且要善于保持力量，不硬打，不到处打，因为你现在打他不走，多打有什么好处呢？鬼子向我们中心地区进攻，危害我们的生存，必要时才打他一仗，此外的仗可以少打一些。现在要多做敌伪工作，训练部队。等到日本与苏联开战打了败仗，我们就大举南下，去占领南京、上海。那时要你们大搞，现在不需要那样干。现在应作长期打算，耐心工作，不要铺张。没有到天目山、郎溪、广德以前不要搞大队伍，要耐心搞小队伍。善于对伪军一打一拉，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善于组织群众，不要东碰西碰把力量弄垮了。主力一到，你们又没有了。现在不要摆大衙门，搞大场面，要成立游击队，几百个、几千个，到处都有工作，才是积蓄了大力量，才能南进去建立大的后方。现在要在铁路上、县城里、敌人据点，每个乡村，都要开辟和建立工作，这是长期的，不是一年、两年，是三年，甚至四年。大家都要有这样远大的眼光来布置工作，才不致受损失。
统一战线方面，刘政治委员已跟大家讲过，不再多讲。江南的统战工作中，有过“左”的东西，今后要团结一切抗战分子，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如把×××扣起来是不对的，他是抗战的，对于抗战和革命有相当贡献，为什么要扣他呢？你们的干部就没有弱点，我不相信。当然，这件事不能怪你们。
二、苏南工作的特点。
苏南是完全处在敌后，有一部分是殖民地（城市），一部分是半殖民地（乡村），有顽固派的地区。因此是一个三角斗争的形势。江南的斗争形势是复杂的，在地区上讲，有我们的中心地区，有游击区，有伪化区，有敌据点，有顽固派地区；力量对比上讲，第一是敌人、日寇和伪军，第二是顽固派（冷欣有三个师），第三是我们，在敌后我们比顽固派占优势，第四是中间力量、大刀会、青红帮。
我们的工作，要顾到这些特点。目前主要是游击战争。根据我们在敌后占优势的特点，长期埋伏，长期积蓄力量，向南发展，便可争取对顽固派占优势。目前主要的是坚持与扩大在敌后的优势。工作方式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不能单靠打仗。在中心区采取公开的方法，游击区采取半公开的方法，伪化区采取半公开与秘密工作互相配合的方法，敌据点及顽固派地区采取秘密工作方法。
在统一战线方面，要与伪军搞好关系，与士绅及青红帮搞好关系，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胡肇汉、袁亚丞，只要他们不来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联合他们抗战的一面，反对顾（祝同）冷（欣）。
三、建军问题。
目前全党全军有两个中心问题，第一是提高党性；第二是建军。为什么要提出建军问题呢？一是新四军已经变了：由分散的新四军变成统一的新四军，由小变大，闻名全世界，由游击兵团变成主力部队。危险的局面渡过了，新四军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二是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坚持抗战援助苏联，苏联胜利则全世界变成民主，日本就要失败，中国就要胜利。任务加倍，力量也要加倍。
目前的建军与皖南军部时代不同，皖南军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错误：第一，认为新四军是统一战线的军队。这个观点把党的领导削弱了，把进步的队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降到资产阶级雇佣军队的水平。有人说，因为叶军长不是党员，所以新四军只能是统一战线的军队。这不对，叶军长接受党的领导，不能拿统一战线的态度对待叶军长。今天新四军要成为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模范，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队伍。第二，关起大门建军，对整个政治形势没有估计，没有号召全军准备突然事变的到来。建军的方向，不是放在迎接反对顽固派的进攻，而是摆在反对内部的游击习气，摆在操场动作的整齐及军风纪上。第三，当时提出精兵主义，不去扩军，以为别人限制我们扩军，只要我们训练得好，一个能打几个就行了。结果，皖南事变人太少，被人消灭。这种论调，不合辩证法。因为，质量与数量是不能分离的。今天我们要兵精，还要兵多，质量与数量并重，人多势众，兵又精马又壮，才能完成革命任务。第四，皖南建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把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文告作为政治材料，承认新四军是两重领导，这是错误的。新四军只有共产党领导。这一点是神圣的，不可丝毫动摇的。皖南时代把所有政治委员变成副职干部，使党的领导削弱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中国党要领导革命，便必须对革命武装保持绝对的领导，不能丝毫削弱。皖南的错误造成了损失。今天我们建军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革命部队本质——无产阶级的本质，加强革命的传统，反对资产阶级部队的影响。
怎样建军呢？以政治为主，军事为次，即巩固政治领导，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全体的政治认识，提高干部的党性。六师特别要提高营、团、旅级干部的党性。建军以政治为中心，但也不是说军事工作可以慢一点。政治建设应迅速推广到军事部门中去，保证军事部门的建设迅速完成和加强。要有完整的建军计划和工作，要克服军事工作弱于政治工作的现象。
六师的环境和任务跟一、三师不同，因此在建军方面不应当抄袭一、三师的作法。我认为六师以建设“党的模范游击兵团”为适宜，不要马上建设成为“正规化党军”或“模范党军”。但是，“党的模范游击兵团”已包含了正规化和党化，要短小精干，机动灵活，不能学一、三师摆“大衙门”，搞“大场面”。数量要多，但要分得散，到处都打麻雀阵。要做到天目山、黄山、茅山，过钱塘江，西到芜湖，东到浦东，都是你们六师的。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的铁的模范游击队，遍地都是。还有穿便衣在城市里、在铁道上的游击小组。时机一到，一声集合，便是10万、20万，便可建立正规化的模范党军了。
六师没有老的基础、老的传统，也缺乏经验，没有打过硬战。要建设党的模范游击兵团，接受优良传统，锻炼游击战术。与群众一起，像蚂蚁一样扫不光，尽量大发展。要灵活执行上级指示及参观的经验。
聆听少奇同志的教导
参加“盐阜区参议会”后，少奇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参加了两次参议会，有什么感想？”我说：“很有启发。现在对“三三制”的原则更明确了。整个会场，工农妇代表在中间；工商界在右边，文教界在左边。但几个大胡子在主席台上平起平坐，有些搞不通。’’少奇同志说：“不仅你有这种想法，当时我们研究时，也有人不通。但是，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是开明士绅，这些人很可能跟着我们走到底。虽然有的将来可能动摇，但无论如何，目前他们还是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进一步争取他们。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他们就是动摇，起的反作用也可能少一些。”他咳嗽已好些，只是还不停地抽烟。我劝他少抽，他笑笑：“积习难改。”喝了两口水，他又严肃地说：“对他们的问题，老顾啊，不仅是坐的位置，生活上也要照顾一些，不能同我们基本群众一样，否则他们吃不消。还有，我们要讲的话，也不要我们一家包下来，有些可以让他们讲，有些话他们讲比我们讲好。就是他们讲错了，也不要怕，我们有真理，大家可以摆道理，千万不可用斗争方式。那样，他们就不敢再讲话了，面和心不和了。说道理，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也可使人家心服口服。”我点头赞成，品味着他的话。沉默了一会儿，少奇同志有些感慨地说：“做统战工作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党内也有斗争，要有耐心。听谭震林、叶飞同志说，你在青浦工作很有成绩，很有基础呀！请你谈谈，也算我做个调查研究。”
少奇同志的感叹，不禁触动了我思想深处的一些想法。我清了清嗓子，向少奇同志汇报在青浦搞武装、建政权、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些工作情况。少奇同志一边听，不时打断询问，多有肯定和鼓励，我的话闸子也打开了。其中，他详细地问到统一战线情况。当听到“江抗”东进后打击了一些中间势力、地方武装时，他皱起眉头：“眼前得利。虽缴了枪，但不利长远，会树敌过多。应区别对待嘛。”他连抽了几口烟，掐灭烟头，望着我说：“我前几天在报告中已批评了，那不是无的放矢。请你回去向师部报告。”又问：“叶飞同志到青浦后，没有纠正吗？”我说：“已经迟了。他当时婉转地批评了顾德欢同志，说你是工委书记，他们是军事干部，军事要服从全局。打不打要由你决定，不能只听他们的。‘江抗，西撤时，叶飞同志又明确指示过：这个阶段搞得紧张了。我们走后，你们要下力气加强统战工作。”少奇同志“哦”了一声，十分严肃地问我：“谭震林同志反映，你在当地威望很高，很有群众基础，当时你为什么不加劝阻？”我迟疑了一下，还是鼓足勇气说：“当时我讲了不同意见。商量好电示叶飞同志后再决定行动的。我是当地人，关系复杂。为了团结抗日，甚至认了过房亲。还派了县工委分管军事的同志在那里帮助工作、控制部队。当时我不好再反对了。人家会说敌我不分，立场动摇。”少奇同志语带批评口气：“这不是个人的事嘛，这是党的事业！”我说：“后来这个家伙公开投敌，带领日寇扫荡清乡，确实十恶不赦！”少奇同志点头思考，又点上一支烟，开导我说：“你看，陈毅同志渡江北上后，十分困难。他先拜会海安韩紫石老人，后访问泰州李明扬先生，才有敌强我弱形势下黄桥决战的胜利，才有苏北今天抗战之局面。今天‘二李’跟我们走，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哪一天他们又反对我们，我也不能打保票。当时，你们对某些人如不采取打的办法，他投敌可能不会那么快、那么坚决。打而又不能全歼，这不是增加了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吗？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老百姓也会计算的嘛。统战工作前功尽弃不讲，日寇扫荡清乡时，增加了多少牺牲和损失呀！”他心情沉重，神情严肃。
谈话时间不短了，他工作繁忙，我想起身告辞。他说：“不急。谈谈这次参观学习，有什么收获啊？”我看他谈兴正浓，略加考虑，说道：“八个字：大开眼界，提高水平。”少奇同志让我详细讲讲。我说：“‘八·一三’之后，我在家乡拉了队伍，搞了武装，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现在看来，问题是没有搞主力部队，活动也局限于一个地区。作为党员，知道最终要夺取全国的胜利。但对当前要长期坚持、积蓄力量、扎实工作，建立成千上百铁的游击部队，方式上不搞大衙门、不摆大场面，不十分清晰。这次听了二位首长的报告，清楚了。”当时讲得激动，还动了点感情，我说：“我1926年搞农民协会，1927年入党组织秋收暴动，至今15年了。但像这样学习，高屋建瓴地分析形势，明确任务，纵谈天下，还是第一次。参加共产党，最初只是感到社会黑暗，政府腐败，国家没有前途。我至今对马列主义所知不多。谭震林同志常称我是地方领袖、农民英雄。现在懂了，没有革命理论武装，我充其量是个草莽英雄。缺乏经验和眼界，封闭是不可避免的了。”
谈话结束时，少奇同志一再勉励，要我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加强党性锻炼。无论何时何地，个人都要服从党的利益，成为一个好的革命领导人。
少奇同志政治上严肃，作风严谨，思维严密，对同志关怀亲切。少奇同志一席谈话，使我提高了觉悟，解开了思想疑团，不禁心情舒畅。他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7月初，由于敌情紧张，对苏北大扫荡的日军三个师团，已结集在徐州以东的陇海线上。军部准备西移，我们结束了参观任务返回六师。那年洪水大发，盐城刘庄以南到东台一带，汪洋一片，竟成泽国，我们坐了船，陆地行舟。到达苏中区党委所在地，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敌人已开始对苏南地区清乡，六师主力部队都到苏北来了。谭震林同志命令部队同志迅速归队；地方干部暂在苏中区党委待命。
六师敌伪军工作委员会
11月间，师部来电要我回靖江六师后方办事处，接受新任务。我到靖江时，师部作战参谋王征明同志已先到达。他传达了谭师长的指示：决定成立六师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由顾复生、蔡悲鸿、王征明三人负责组织，顾复生为书记，主要任务是搞伪军工作。我以参观团的干部为基础，在后方办事处，开办了为期一月的对敌伪军工作短期训练班。建立办事机构，把干部分配到伪军中去开展工作。翌年(1942年)元月份，我奉命去上海向路南特委吴仲超同志汇报工作。我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已冲进了租界区，强占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人心动荡，惶惶不安。不久，我离沪回到苏北。这时，日寇在苏、常、太地区清乡时，被捕去的一位女同志叫曾虹，策反带回一个日本宪兵来靖江找办事处。据告，这个日本宪兵是个曹长，他企图和曾虹结婚，投奔我新四军。为了取信于我们，他把从宪兵队带来的一手提箱文件和书籍等交给我们，并愿意把日寇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计划及今后部署，书面写出来交给我们。当时，我们六师敌工委机关没有武装保卫，报经上级同意，把这个日本宪兵交给一师一旅敌工部。这时苏中地区高明庄战斗刚结束，日军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扬言要扫荡报复。情况比较紧张，一旅把这个日本宪兵杀了。可惜没有让他把敌情资料写完，他交来的日敌文件，我们也未及好好研究。
我在六师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约主持了四个月工作。这个时期我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经谭震林同志批准，我和潘世清结了婚。世清同志是嘉定县人，是一个大家闺秀，那时约21岁。她文静秀气，聪明上进。抗战爆发前，她正在苏州高级中学读书。在大姐潘世嫫同志引导下，于1939年毅然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上海来到常熟东浜。那时，住在贫苦农民家里，虱子成群，全身长了疮，脚气感染，双脚无法着地。就是这样，她坚持在苏常太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次，鬼子突然闯进房东的院子，她在群众掩护下，机智镇定地藏身灶后，鬼子掀锅把鸡抢去吃了，没有发现她。她父亲写信叫她回去（她父亲是个开明人士，解放后任嘉定县副县长，六个子女全是共产党员），她坚持抗战救亡工作，不回家。江南参观团出发时，她染上疟疾，发着高烧。我让她留下养病，她坚决不干。硬是坚持和大家日夜兼程，步行20多天走到军部，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奋斗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有文化，办事细致，很得大家喜爱。我那时已经40，离家在外，也不知家中如何。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20年，生有一个儿子叫顾涤新。抗战后，我不顾父亲反对，带他出来参加了新四军，1940年牺牲在阳澄湖，时年18岁。战争年头，拎着脑袋干革命，有今天不知明天，顾不上想这些事。在六师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的几个月，环境、工作相对稳定些，共同的斗争、共同的理想，不觉之间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王征明同志是个革命意志坚定，富有斗争经验而又极为热心的人。他去师部向谭震林同志汇报工作时，自作主张，把我们的情况作了报告。谭震林同志很高兴，当即发了电报，批准结婚。1942年，我去上海向路南特委汇报工作，我们在上海补办了简单的婚礼。前妻马小妹及亲友一齐来吃了顿饭。马小妹知道我还活着，很开心。解放后，我按时寄生活费给她，她一直生活在家乡观音堂。陈毅同志的“考试’’
1942年3月，我去苏南茅山地区六师师部，参加苏、皖区党委的扩大会议。这时，由于十六旅在唐马战斗失利，旅长、政委牺牲，师部从十八旅移至茅山，以稳定部队情绪。5月，师部决定调十八旅何克希、我和刘飞，十六旅参谋长王森及茅山特委陆平东和蔡悲鸿等人，去华中党校学习。
那次在华中党校，是以理论学习为主，还没有发生“左”的事。几个月党校学习严肃活泼，精神愉快舒畅。那时生活非常艰苦。说是党校，不像现在，住房有卫生间，学校有大礼堂、图书馆。而是散布在几个村，分住在老乡家。泥屋铺草，男女分开编班，人吃杂粮，虱子吃人。听报告在一个大竹棚里，席地而坐，四面穿风。几十年过去，许多事情已记不清了。可是陈毅同志的那场“考试”却忘不了。我们到达党校的时候，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已经讲完，起程去延安开会了。陈毅同志的军事报告，也讲了一半。陈毅同志报告完后。风趣地对大家说：“我来这里上课，是你们对我的考试。为了讲好课，我翻阅了很多书及许多总结经验的材料。现在我的课讲完了，你们领会如何？接受的程度如何？我要考你们了。下一星期你们好好学习酝酿一下，再下一个礼拜我来考试。考试的办法，不要你们做大文章，我提问题，指定一人起来回答。”他严肃告诫大家说：“整个学校几百人，大家学习是认真的。但有个别人来校两三个月了，在小组会上老是一言不发，不知什么道理。我讲的不对，说错了，你们可以纠正。你们听错了，可以互相帮助么！一言不发不好。”
自陈毅同志宣布要考试后，大家的心情很是紧张，怕点到自己答不出。因此，这个礼拜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高，虽是临时抱佛脚，然而，这股学习劲头，还是可嘉的。这一天，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教室。陈毅同志对大家说：“你们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很好，很认真！现在我就开始考试了。”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我的报告中，采取的战术是什么？”还提醒大家说：“这个问题答一句话就行了。”他翻开学员名册，点名叫十六旅参谋长王森（平时王森不大发言）。王森站了起来。课室里一片沉寂，鸦雀无声。王森旁的一位同学轻声说：“近战战术。”王森因紧张没听清。旁边一位女同志见王森尴尬，不禁笑了。陈毅同志对她说：“你笑他，那么你来答吧。”她突然被叫，也答不出。陈毅同志叫他们坐下，然后说：“你们学习还不够认真，这个问题都答不出。我再放一个礼拜。”这样一来，大家的学习更紧张了。有些“调皮”同学想了个办法，以应付考试提问。迨至下次上课，未等陈毅同志提问题，他们纷纷地递上去很多条子。陈毅同志收下条子，笑着对大家说：“从这些条子看，证明你们学习是认真了，这些条子待我回去看看，在下星期给大家答复。”大家听了，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待到下一个礼拜，陈毅同志为我们作了一整天的报告，把条子上所提的问题，很详尽地向大家讲了。陈毅同志这种苦心孤诣的教导方法，感人至深。陈毅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延长考试时间，无非是激励我们加紧学习，掌握精神实质，从而提高学习效果，要我们达到“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一目的。
正当我们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开始进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危害的阶段，12月间紧张的敌情又来了。军部决定由阜宁向西转移去安徽淮南，党校学习提前结束。我即被编入苏中部队随军南下。这时，世清同志临产在即，不便随队行动，就留在阜宁县黄桥口村。为了革命，我们依依而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