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我到达苏中。苏中区党委成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陈丕显同志让我留下任职。不久，世清同志也来了。她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生下一个男孩。军部转移后，敌情一天紧似一天，加上气候寒冷，无法在那里休息。恰巧韦永义同志（后任江苏省副省长）也在那个地区养病，他即派了警卫员来告诉她，说这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赶快想法南下，并送来路费给她。还告诉她，十八旅五十二团在朦胧镇。那时她产后才六七天，拖着虚弱身体，就抱着孩子去了。五十二团政委彭冲同志送她到卫生队，随军南下。
那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一块门板作担架，棉被又薄，行军至台北县属龙王庙镇时，孩子因冷冻而死去。他来到人世还不到半月，连姓名都未及起呢！这是我在革命中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世清离开部队找到苏中区党委。组织上考虑到她分娩后，欠乏休养，身体太疲弱，因而让她去上海休息一个时期。
我的工作，原来决定去伪军徐容师部。后来又决定我去通海地区任工委书记兼通海自卫团政委，组织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打入伪南通清乡公署。
日寇苏中“清乡”
“八·一三”日寇攻占上海，以后又占据了杭州、南京。敌人踌躇满志，以为蹲在上海可以高枕无忧，真是白日做梦。坚强的中国人民怎会就此俯首屈服？不久，上海周围地区就被我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抗日武装，紧紧地包围起来，给予敌人很大威胁。特别是活动于沪宁铁路两侧的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犹如一把利剑插在日寇的脊梁上。在长江北岸（南）通、如（东）、崇（明）、启（东）、海（门）各县活动的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又像一把铁钳紧紧地扼住了日寇出入上海的咽喉——吴淞口。日寇对此深感不安。因此，一心想改变这个局面，保证大上海的安全。1939年，日寇首先在崇明县境内进行清剿扫荡，挤走该地区的抗日武装。1940年4月，又在青浦县进行了大清剿、大烧杀，迫使坚持抗日的第三支队撤离。1941年7月，日寇进一步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清乡，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不得不暂时离开。这时日寇虽已拔去了自己背上的利剑，但深虑扼住其咽喉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为了大上海的安全，并以此作为进攻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敌人决定将魔爪伸向通、如、崇、启、海这个地区。
1943年1月，日寇袭用过去在苏常太地区“清乡”的老谱，首先大肆宣扬他们要在南通地区进行“清乡”，企图先声夺人，威胁在该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同时，任命小林信男师团长为最高指挥官，从江南调集了菊池旅团的四个大队及部分宪兵、快速部队等，连同伪军计1.5万人，准备突然袭击。还在南通西郊和北部、沿运河围以长达200余里的竹篱，择地建立了碉堡和检问所，封锁沿河大小水闸，企图阻碍我军的活动。为了不让破坏竹篱和碉堡，敌人强迫沿线农民日夜巡逻和护守。如发现新四军偷渡，要农民鸣锣报警，日寇摩托化快速部队赶来围歼。我军接受了过去反“清乡”的教训，积极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广泛地进行思想动员。组织精干的小型武装，配合当地民兵，在“清乡”区内进行反“清乡”斗争。我军主力部队，则在“清乡”区的外围打击敌人，进攻据点，牵制敌人。这样，“清乡”区的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既能集中，又能分散，机动灵活，纵横自如，足以同敌人周旋一番，直到将其磨垮。
敌人按照他们的“清乡”计划，企图第一步以两个月完成“军事清乡”。第二步以四个月完成“政治清乡”。首先调集部队，集中兵力，进行军事大扫荡，妄想消灭我军主力部队。紧接着建立伪政权，编保甲。清查户口，并用联保的方法，企图清除我党的地下活动。汪伪积极配合日寇，很快建立了“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大肆鼓噪“清乡”。集中了大批伪警，搜罗反坏分子组成“清乡队”，妄图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等抗日力量，掠夺人力、物力，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密切“蒋汪联合”，令其苏北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当上了敌伪“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副主任。当时行政公署主任是张北生，但行署一切由姜颂平控制。这样就很明显，南通地区敌人的“清乡”，完全是敌、伪、顽三位勾结一体的肮脏交易。
“汤团行动”计划
特务姜颂平于2月就任“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副主任。他派长期潜伏在海门茅镇的特务陆士盛，以“老朋友”的名义，劝诱我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同志率部投降。并说，如果能在“清乡”开始前“起义”（即投敌），一定会得到重用，大有“前途”。还要汤拉其他部队一起去，为日寇“清乡”立功。汤是共产党员，但身份没公开。抗战初期，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当过中校营长，和汪伪一些上层人物有“旧交”。汤及时将这事向上级作了汇报。当时，日伪集结重兵，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进行“清乡”，形势十分严峻。但苏北、苏南的日伪之间存有很大矛盾。原驻通海地区日寇南浦旅团被调走，江南汪伪李士群急欲把势力扩张到苏北。我军可以利用和扩大这个矛盾。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分析研究了形势后，决定将计就计，抓住这个机会，打入敌人内部。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办法，打击敌人。决定由汤通过陆的关系与姜颂平联系，向姜提出条件：“起义”后部队建制不变，仍“原地驻防”，即在通海地区活动。假意告知对方，崇明警卫团有合作可能。姜听了极为高兴，对汤大加赏识，保证事成之后给汤记功。要汤迅速“起义”。日寇喜形于色地说：你部“起义”之日，就是“清乡”开始之时。
为了迷惑敌人，使打入工作得到顺利进展，汤景延同志特制了一套“得体”的衣着——团龙花的长袍，外加一件团龙花黑缎马褂，一顶礼帽和一双皮鞋，打扮成汉奸样子，使敌人信以为真。在此期间，敌人三天两天前来催促，一方面表示同意汤团仍在原地驻防，一方面又得陇望蜀，要汤部在3月底以前“起义”，把我崇明警卫团也拉过去。
当时，苏中区党委决定我和汤景延同志去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由于这次任务由二个不同建制的部队执行，环境险恶，斗争形式特殊，我有不少顾虑。为此，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亲自找我谈了话，当面指示：“苏中区党委决定派你去。区党委决定，你去任通海工委书记，并任汤景延团政委。公开活动由汤出面，但由你代表苏中和分区党委，全权负责这次行动。你去后，立即把两个部队合起来。敌人现在等得很急，你马上就去吧。两个部队人枪各700，党交给你了！担子不轻呀，老顾！记住：回来时，人枪只能多不能少。”我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牺牲个人也要完成任务。他说：“区党委确定人选时，作了充分考虑。你入党早，政治上坚定，搞过统一战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相信你能完成这一特殊的艰巨任务！”他又指示说：“你今后的工作由四地委领导。为了安全，除向四地委请示报告外，不与其他任何部门发生横向关系。你们的任务：一是查明敌人‘清乡’计划，及时准确掌握敌情，了解敌人企图，便于我军决策行动；二是把通海地区的水陆主要交通控制起来，以便我主力部队反c清乡，斗争穿插活动，同江南新四军保持联系，掩护有关人员来往，搞好军火物资运输；三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和瓦解伪军，削弱其战斗力。既要像真的投降，又要防止敌人腐蚀我们部队……”
我接受任务后，日夜兼程赶到通海，接任工作。中共通海工委由我同王克刚、曾子平三人组成，秘密机构设于小海镇的海门中学附近。原通海行政公署撤销。我当时化名胡曰夫，公开的身份是汤景延的帐房先生，不穿军装，不列入编制。师、旅选派30名党员干部战士，充实力量。部队作了整编，通海自卫团编为汤团第一营，并抽出20人编为警卫团部的特务连。崇明警卫团编为二营，也抽出20人携带短枪，编成一个江防大队，由原崇明警卫团参谋长茅琛任大队长，不参加“起义”，配合汤团活动于沿江一带。同时，由汤景延同志的“门生”周显才，组成一个新的连队。另外，把常驻在竹行镇上的陈常纪游击队，编为汤团的第三营，以壮大汤团的声势（该营没有出来）。整编后共有八个连归汤团建制，打入敌方的人枪各700。行动前夕，钟期光主任、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同志专程来通海，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胜利完成任务。钟期光同志讲：“为了摸清敌情和控制沿江门户，华中局的决定是大胆、慎重、果断的。挑选你们掌握部队，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我们当时仍有顾虑，怕被群众误解，死了都说不清楚。姬鹏飞同志恳切地讲：“你们这次行动任务很艰巨，比公开和敌人拚杀更困难。党要求你们更加机智勇敢，对党更加忠诚。党相信和了解你们，万一你们不幸以身殉职，党会替你们说清真相。”
新四军一个团“投敌”了
汤团经过周密的部署，开始“投敌”行动。1943年4月16日晚，天空漆黑。突然枪声骤起，一场“激战”。汤团于姜灶港成功“起义’’。向敌人报告说，崇明警卫团团长茅深反对“起义”，率少数亲信逃跑，追击未获，击毙一人（我们把一个在押有待处决的坏分子枪毙在战场上）。敌人未加怀疑，信以为真。
为了使敌人更加不疑，汤景延同志还故意在天星镇做寿，大摆酒宴。一时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寿堂内红烛高烧，贺幛四悬，连姜颂平也派人前来。为了捉弄迷惑敌人，同时为了便于同本团一些骨干密切联系，汤景延借此机会接收了几十个“门生”。宴中，八个连的部队由副团长沈仲彝、参谋长苏农统一指挥，集结于天星镇周围，待命行动。
汤团打入敌方时，部队的政治情况是这样的：团部及特务连、第一营都有共产党的组织。第二营没有党的组织。打入时我任汤团政委，化名胡日夫，以半公开的身份，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掌握干部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大家也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在汤团的实际任务。这一场打入敌人内部的斗争，确实是一着险棋。全团700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就会全军覆没。
在祝寿的最后一天，全团部队整齐地集中在天星镇小学的操场上。在操场的中心搭起一个高台。汤景延身穿长袍马褂，立于台上，煞有介事地当众宣布“起义”。姜颂平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讲了些欢迎的话。汤假意表示“拥护清乡和参加清乡活动”，但始终回避提到共产党、新四军。会场四周贴的标语，也同样不提共产党、新四军。这天公开宣布“投敌”后，部队的军装仍旧，只是把新四军的臂章，改为印有“绥靖”两字的臂章。番号改称“南通清乡公署绥靖团”，又称“外勤警卫团”。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听到汤宣布“投敌”，大吃一惊，窃窃私议，骂汤“无耻！…‘汉奸！”“没有良心的！”说：“新四军、八路军，从来没有软骨头，汤景延给新四军丢尽了脸！”有些人唉声叹气：“这样好的部队拉去当汉奸真可惜！”群众的反映，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看到群众动了真火，感到高兴；我们无法进行解释，只能忍受痛苦。怎么解释呢？我心中默默在想：用自己的行动，确保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人民终有一天会理解的！
会后，部队回到营地。有些战士拿着取下的新四军臂章苦笑，有些看着“绥靖”臂章唉声叹气，两种表现，一样心情。我立即组织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才平静下来。但大家总担心会出问题，提出希望我常到部队来走走，说只要看到政委在这里，就踏实了。
“投敌”后的第二天，参谋长苏农率特务连护送汤到了茅镇团部。团长的家属坐了一部小汽车，他自己身穿长袍马褂，骑马前进。家具、行李另外由板车载运，随部队一起走。快到海门时，汪伪海门县特工站站长，率领各界100多人，前来迎接，还送了1000元伪币作犒劳费。进了县城茅镇，日本宪兵队及汪伪海门特工站的全体人员，都列队在团部门口欢迎。
部队由沈副团长及一、二营营长率领，分别到预定的地方驻防（沈副团长和二营一起活动），分布在通启运河的三余镇，通启公路上的天补镇、川港镇、姜灶港镇和小海镇等地。
茅镇的三角斗争
移驻茅镇的汤团团部，东邻日本宪兵队，仅有一墙之隔；对门是汪伪海门特工站；西边是我团参谋处。很明显，团部处于敌伪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带来的一架电台，无法在团部使用，把它放在江边上一个贩布商人家里。布商是薛惠民同志——当时化名黄浩，开个布店掩护工作。机要员随我在团部。那时日本宪兵队里有一个老宪兵，经常有意无意地到我团部来“玩”；那个拉拢汤投敌的陆士盛夫妻，也经常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是烂鼻子，叫宋兰霖，也常来团部玩玩吃吃。敌特时刻在我们身旁，监视我们一举一动。我们设在西边的参谋处，原想作为内部人员来往的联系地点，可是到参谋处去的人，也相当复杂，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困难。因此，我们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惕，并相应地采取了各种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团部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共产党员。其他不属工作人员的同志，则以汤团长亲戚的名义，住在团部。王本英（四地委副书记钟民同志爱人）、胡范等几位女同志因病休养，她们白天在团部吃饭，晚上回医院去住。作为掩护，这些人从早到晚不停地打麻将。参谋处还备有鸦片烟枪作招待，以塞敌人耳目。当时这三位女同志所住医院院长姓蔡，是天主教海门县的主教，国民党的特务。我们摸清底细，对他留有戒心（蔡在解放后被镇压）。尽管如此，敌人仍然魔影闪忽，对我们多方监视。有一次，日本宪兵队一个女特务，晚饭后踱到团部门口，发现了出来的三位女同志。她对汤的大女儿汤佩芬说，这三个女的中间，有一个很面熟，是四地委的妇女部长。汤的女儿忙说，不可能，你别认错了。女特务说：“我认识她，她名字叫胡范。”汤佩芬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们没这个人，那人是我爸爸的阿姨。”女特务回宪兵队后，汤佩芬赶紧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感到来者不善，抢在前面用汽车把胡范和王本英同志送走了。解放后，王还常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汤团“起义”不久，我们即按计划，办起了“协记公行”。那时日伪普遍兼办商行谋利。办商行，敌人没起疑心。公行还在青龙港、牛洪港、宋季港办了分行，一时商人进出，十分热闹。在“投敌”数月中，利用分行，我们为部队运送了大量枪支、军火和药品；护送了多批干部和有关人员；传送了敌军不少情报，为反“清乡”斗争胜利发挥了作用。办了分行，我这个帐房先生忙里忙外，很是忙碌，倒也没引起敌人额外“关注”。
汤团打入敌方后，敌人就开始了“清乡”。日寇摩托化部队到处横冲直撞，搜索我军。伪顽合流的特务组织，也四处搜寻逮捕我区乡干部和民兵。我方的干部、民兵，一落敌手，就遭敌人刺刀戳死，或活活打死。我们团部有一间卧室，窗外就是鬼子宪兵队的院子。这里经常发出凄惨的喊叫声，是日本宪兵队拷打被捕者和行刑的地方。我们常常从窗缝里看到日寇施行酷刑的残忍场面。一次，鬼子用粗棍拷打一个被捕来的农民模样的人。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不招。鬼子又放狼犬咬，他还是不屈服。鬼子被拖疲了，进屋休息。他忍痛越墙逃跑。由于伤势太重，抓了回来，被丧心病狂的日寇活活打死。鬼子酷打时，还押了另外四个被捕的人在旁边看。此情此景，令人既心痛，又恼恨，真想上去杀掉鬼子，消灭敌人！
斗争的复杂还反映在我们内部。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团部允许部分干部和日伪有往来，还准备了麻将和大烟具。绝大部分同志身陷污泥而不染。但个别人却因生活作风腐败而急剧变化，给部队带来极大威胁。苏农是个红军时期的干部，汤团“投敌”后担任参谋长。按分工，他常住团部，负责一营，规定不与外界往来。开始还不错。时间不长，他却打麻将、抽大烟，不能自拔，和敌特工站长过往甚密。经济上入不敷出，他就向汤团长“借”钱。汤婉言劝告他：“要遵守党的规定，你是红军干部！要少花钱，少和敌人来往。”苏农不听，反与汤争吵，大发脾气：“你可以娶两个老婆，吃喝赌玩，我为什么不行？你当个团长就神气了！告诉你，你全家的生命，都在我手上！”汤马上找我报告：“苏农这样，怎么办？这不单是我的身家性命，关系全团700干部战士。”我把苏农找来谈话，他都承认。我严肃地批评他：“身为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这样讲这样做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找团长来，三个人一起把话谈清楚，你要检讨。”我原想内部检讨一下，缓解一下矛盾。但苏农不干：“他是什么东西？他能吃喝，我为什么不能？要我向他低头，我不干。”我耐心劝导他：“这不是向谁低头。不向他检讨，向我这个政委检讨总可以吧！”他还是强词夺理，说什么“你们是团长、政委，我也是副团长，海门送的钱也有我一份吧。几百号人，不就是一句话吗？你看着办吧。”说完悻悻而走。事后，仍无所顾忌地和日伪往来吃喝，
问题十分棘手。当时，日伪对四分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占领了大部农村市镇，构筑据点，分进合击，企图对我实行合歼，并在敌据点推行伪化措施。5月下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日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和小林信男、汪伪特务头子、伪江苏省长李士群等人，飞抵南通，亲自督战。形势十分严峻，环境十分险恶，不容丝毫马虎！我即找汤、沈研究对策，汤说：“个人事小，全局事大。酿成大祸，后悔莫及。”沈也认为不能拖泥带水。我又一次找苏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了最后的挽救。但苏农仍不买帐，执迷不悟。形势紧急，万不得已，我们采取断然措施，避免了一场极可能发生的悲剧。苏农“失踪”，引起敌人注意，伪特工站暗中寻访，对汤团疑虑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