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准备向汉中前进时，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使我二方面军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的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只得改变原计划，往回撤兵，九月的一天拂晓，我们红六军团撤到天水附近的罗象堡。
当时我们十六师是红六军团的前卫，三营又担任师的前卫。东方发白时，三营走到一个半山坡，突然“啪”地响起了一枪，后面有的同志惊异地问：“怎么搞的?走了火啦?”话音刚落，敌人的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便猛烈地向我们压过来，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但前卫四连立即原地散开，向敌人还击，在一阵“冲杀”声过后，我们占领了敌人最高的火力点，敌人却从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没有多久的时间，最高火力点又被敌人夺回。敌人步步向我们逼近，太阳出来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也飞来向我们轮番轰炸，与此同时，地面敌人像一群恶狼似的，从我们两侧汹涌卷来。
在这突然的袭击下，三营营长负了重伤，教导员也牺牲了。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们的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到最前面的营指挥所来了。他手提着驳壳枪，坚定而沉着地对着大家说：“勇敢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同志们!我们要北上抗日，蒋介石却死死地阻止我们前进。同志们，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说着就亲自带领部队冲了上去，部队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层层包围。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委却不见了。他究竟到哪里去了昵?师部每个同志都在为他着急，互相打听和猜测他的下落。这时司令部向行进的队伍传下口令：“往前传，晏政委在三营不?”每个人传过这句问话时，都渴望着一个好的消息传回来。消息很快传回来了，却是“政委不在三营。”司令部又传问一营二营，但传回来的消息还是使人失望。
而在这个时候，政委的警卫员像是带着政委的文件包和望远镜，掠过我们身旁拼命地向师部跑，“政委在哪里?政委怎么样?”认识他的同志都焦急关切地向他询问，可警卫员却带着沉痛的表情，只是摇头不说话，迅速地向师部跑去。山野静得鸦雀无声，又见师部两位骑兵通信员向军部飞奔。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同志，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后，便命令侦察连长派一个最得力的班，跟上晏政委的警卫员，化装到罗象堡一带寻找。可是他们在那里找了三四天，还是没有打听到晏政委的下落。
部队行至离罗象堡六十里的小河边停下来休息了，人们都在十分关切地谈论着晏政委的不幸。后来大家从一个参谋口中，知道了晏政委在最后那次冲锋中负了重伤，右臂被打断了，因流血过多，不能行走，警卫员就背着他突围。但敌人追得紧，晏政委就向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你带上文件、武器赶快找部队去。”警卫员始终不肯离开政委，他说：“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敌人一边狂叫着要捉活的，一边又追了上来。警卫员把政委放下，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政委，用驳壳枪还击敌人，敌人遭到打击，连忙退缩，警卫员又背起政委翻了一个土坡，可是敌人像一群疯狗一样又追上来。警卫员的子弹打光了，只剩下一个自己造的马尾手榴弹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政委命令警卫员：“我们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你现在赶快离开我!”警卫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服从了政委的命令，把文件包挂在身上，把政委安置在一个较隐蔽的地方，接着他把马尾手榴弹的顶针拔掉，向敌群甩去。警卫员借着爆炸浓烟的掩护，含着眼泪大步地跑开。敌人拼命地追他，可那群废物哪追得上机敏强悍的警卫员。结果，他就这样脱了险，可政委不见了。
艰难的一九三六年过去了，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又翩翩来临，我们日夜怀念的晏政委还没有回来。大家一谈到他，总是唉声叹气。这时候，部队驻扎在陕西庄里镇一带休息。一天中午，突然传来喜讯，晏政委回来了。大家纷纷跑去看政委，谁都想去见他一面，叙叙阔别的哀愁。人们围在他的身旁看着他，他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可惜的是他的右臂没有了。同志们都急切的要求他讲讲受了重伤以后的生活。晏政委在大家一再要求下，向我们简单地讲了他的这段千辛万苦的经历：在警卫员冒着烟冲出重围的时候，他就趁着这个机会，连跑带爬地找到一个土窑洞，用柴草把自己盖起来。天傍黑，敌人在山头上乱喊乱叫，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只好灰溜溜地收兵走了。
晏政委听到外边寂静无声，就用嘴撕下裤腿把伤口包扎好，机警地爬到洞口，仔细地侦察了一下情况。当他发现敌人确实撤走了，才慢慢地往山下爬去。但由于他流血过多，再加上一天一夜没吃东西，爬了几步便爬不动了，他休息了一会儿，找来了一根木棍拄着下了山。这山虽不算太陡，但他身负重伤，流了许多血，每迈动一步，都好像跨万丈深渊，心剧烈地跳动着，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有时牙根咬得直响，急促的喘息隔很远就能听见。不知昏过去多少次，挣扎了多远路，晏政委才摸到一间茅房旁边，他仔细地听了一会儿，听见屋里有小孩的哭声。从这间破棚茅舍看来，这家老乡一定是穷苦人家，于是他便轻轻地敲着门恳求着说：“老乡，我在这借宿一晚行吗?”老乡听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以为他是国民党呢，便说：“老总，我家只有一间小房，哪能住下你呢?请你到南边去看看吧。”
晏政委一听，知道老乡把他当成白军了，就坦率地说：“老乡，我是红军的伙夫，和白军打仗负了重伤，求你让我借宿一晚吧!”老乡听说是红军，就点上灯，开开门把政委抬到屋里，见他伤势那样重，同情地摇摇头，不让政委说话，意思是告诉他这周围都住着白军。这家女主人跑去做饭，男主人收拾了一个较隐蔽的后屋，铺上厚厚的麦秸，把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给晏政委严严实实地盖上。自从晏政委到了他家之后，这家男主人便忙碌起来，早晨晚下地，晚上早收工，想尽一切办法照料晏政委。他常提着一包包草药回家，或者买些鸡蛋、猪肉回来，女主人更像亲姐妹一样，煎药做汤忙个不停，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便关起门来洗缠在晏政委伤口上的纱布。
晏政委在这家隐藏了半个多月，老乡热情的照顾，时常感动得他偷偷地掉泪。等到他稍微能走动了，他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再请求老乡替他找身破衣服，准备找部队。可老乡看到他伤口没有封死，身体又那样消瘦，怎么也不答应。到底是又住了些日子，等伤口痊愈了，晏政委又反复地说明理由，老乡才同意放他走。
一天晚上，老乡像送自己的亲人离家那样，给他做了好饭，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又找了一身合适的衣服，送他启程。全家人依依不合地望着他，晏政委带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救命恩人。晏政委带着强烈的归队愿望，催促着自己夜以继日地赶路，并不断地打听部队的去向。一天，他走到甘肃与陕西省交界的李家寨，被国民党的民团缠住了，民团中队长怀疑他是红军侦察员。晏政委想：“这个地方又没人认识我，一定要想法骗过敌人。”他巧妙地装起哑巴，哇哇地哭起来，并指着打断的右臂不断地比手势，民团中队长也真的把他当成了老百姓，以为他在打仗时候伤了。晏政委就这样镇静而沉着地躲过了反动民团的纠缠，又继续北进了。
走了二十多天，到了陕西渭河。渭河河水凶猛地奔流着，这天险又给他带来了困难。“河水哪里深?哪里浅，能否徒涉呢?”晏政委正在为难中，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小孩，手拿粪筐向他走来，晏政委带着喜悦的心情问：“这里水有多深?有人从这里过河吗?”那小孩说：“这河水又急又深，不能过。顺河而下到刘家坪，离这儿有八里路，那里河宽水浅。”政委谢了小孩上路了，天快黑时，他跟一个拾柴的老头，平安地涉过了渭河。当晚便住在渭河边上小树林中的破庙里。第二天一清早，准备出发时，他发现庙墙上有红军标语，高兴起来，要不是身体不行，他简直要跳起来!因为从这标语可以得知，部队也是从这儿走过去的。于是，他就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前进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翻山越岭，忍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晏政委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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