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敌人“验枪”和“集训”阴谋
5月上旬，“清乡公署”突然命令汤团集中验枪。这是敌人历来收缴武器的老办法。以“验枪”为名，把部队集中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这样就可把整营整团的武器缴去。同时我们分析，敌人还可能借此摸清我团的家底和实力。当时决定：立即把部分武器隐藏起来。让汤团长到姜颂平那里，对他说：“你们说是验枪，实际是缴枪。你们这样做，我就不负责了。”姜闻言，知我团有所警觉，不便硬干。再三对汤说：“保证不缴你的枪，我姜某不是那种人，例行公事嘛。但有一个要求，验枪时子弹不准上膛。”又以安慰的口气对汤说：“你刚从那边打开缺口，我还指望你做大买卖呢！”
验枪的那一天，5月20日下午，部队集中到茅镇，由沈副团长指挥。姜颂平派来伪“清乡公署”的陈科长和参谋数人，认真地逐枪仔细检验。在检验中，发现一个战士的枪里子弹上了膛。汤团长眼快，上前去斥责。验枪的军官反而劝解说：“算了，算了。”验枪完毕，他们表示满意，说：“汤团长合作清乡是诚心诚意的，人枪数字符合。”部队返回原驻地。敌人的阴谋宣告破产。
接着，敌人又演了一出闹剧。5月下旬，伪江苏省长李士群忽然打电报给姜颂平，说要嘉奖汤团长，并要他陪同去苏州。研究时，我认为可以去。可将计就计，相机行事，离间和扩大敌人之间矛盾。当时在苏州的李士群急于占据苏北地盘。而以“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代表的苏北伪军，不愿其插手。二派都在拉拢我团。到了苏州，汤专门买了一块金表送给李士群，表示“亲近”。李亲自接见，专宴欢迎。酒筵间，李士群委汤以少将军衔，并犒赏伪币5000元。说只要汤好好干，大有前途。汤深知李的言外之意，也弦外之音地回道：“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只是……”“汤兄，在这里不必吞吞吐吐，直说无妨。”姜示意要他说。汤说：“我来这里，只怕有人（暗指张北生）不高兴。”李哈哈大笑：“不必顾虑。以后有事直接找姜老弟好了。”转身对姜指示：“汤团长已是我军少将，自家人了。你要关照好。汤团如有好歹，唯你是问！”酒后，李士群还让姜颂平陪汤在苏州、上海玩了一个礼拜。经大汉奸李士群赏识，姜颂平受宠若惊，得意非凡。从此更不把张北生放在眼里。
在那期间，还有一场惊心的斗争，至今想来仍不免心跳。6月初的一天，张北生请汤团长及其家属到南通游玩，并派了汽车把他们接走。6月9日一大早，伪清乡公署就下达命令：汤团改为“教导二大队”，6月10日集中南通受训，不得有误。敌人用心十分险恶，即将汤团长等押作人质，以控制我团。事发突然，我决定立即去通海，用电台向苏中区和四地委请示。为不使敌人疑心，沈副团长掌握部队，按时出发，第二天在川港镇会面。6月10日中午，部队到达川港。我即迎上去，向沈传达上级指示：（一）汤团暂按敌要求集训，以待时机；（二）党团员要发挥作用，克服困难，切勿前功尽弃；（三）形势更加复杂，要灵活机动，在斗智上下功夫。当晚10点，部队到达南通，住进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我和汤捉摸，这里面可以利用张和姜矛盾，使我军争取有利的地位。于是，汤出面去和姜打交道，过关节。吃饭间，汤说：“新四军又有二个团有苗头，正在联系，你却调我集训，不知什么意思？”姜知理亏，讨好地推托说：“都是张北生那家伙的主意，他是主任，我也为难呀。不过我和张说说，集训你们自己办，我就派个人去讲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敌人并非如此。他们规定：（一）干部、战士分开，干部参加伪军官队集训；（二）解除武装，徒手训练；（三）集训由伪军官任教官。我们针锋相对，通过徐谓樵（原崇明伪副总队长），找到汪伪集训教育长刘秉正，保举沈仲彝同志任少校教官，继续和战士在一起，掌握部队。又设法使文书叶建华不参加集训，专门看管武器，以防不测。
集训中，敌人对我团的干部配置很注意。有一天，姜颂平突然问汤说：“共产党有书记，你的部队里也有书记，他是干什么的？”汤答道：“我部没有书记。”姜说：“一营就有一个书记。”汤很快应付说：“哦，这是文书，根据你们编制设的嘛。”姜沉思了一下说：“我有空找他谈谈。”这件事引起了汤的警惕。一营的书记梁浩群，原是通海自卫团的保卫于事，“投敌”后名义上任一营营部的文书。汤在辞别时，打了个伏笔，说：“这人是上海人，回去了。等他回来，叫他到你这儿来。”汤景延同志回到团部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当即决定，把梁浩群同志转移了。党支部书记由一营营长陈统光兼任（原通海自卫团教导员）。
南通集训期间，正是盛夏酷暑。祸不单行，全团有300多战士染上痢疾，沈仲彝同志也躺倒了。人命关天！几百条抗日战士的生命比天还大！我急忙派人去“协记公行”筹集钱款，四处采买药品，全力抢救，终于战胜疾病，化险为夷。党的关怀，使全团上下更加团结。与疾病相比，更难办的是思想上的“疾病”。当时，不少战士集训中受到伪军官无故打骂和训斥，有的战士受到敌人拉拢，个别人情绪低落。我及时秘密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大家以身作则，对症下药，开展思想工作，经受考验，完成任务。但还是出了问题，终于有三个人熬不住，拖枪跑了。我听到汇报，吓出一身冷汗。太危险了！随时都有杀身之祸，都会全军覆没呀！我一刻不敢耽搁，与四分区取得联系，及时报告。又紧急找到茅琛同志，请他们动员一切力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落到敌人手里。三个逃兵终于被捉住，防止了意外。事发之后，我在全团详细作了摸底，对不适宜的人，立即送回根据地。
移防金沙，打破敌人的“分割”与“溶化’’
8月底集训期满后，敌人又生一计。命令汤团向西移动，靠近南通城。我们一面同意，一面要求把团本部移驻金沙镇，以便就近指挥。敌人无奈，但只许带二个排部队。当时是这样布防的：团本部设在金沙，一营营部驻石港镇，二营由沈副团长率领驻刘桥镇，七连驻金余镇。全团分布在十几个集镇，其间还夹驻日伪部队，名为联防，实质是分割监视。这时，日寇的摩托化部队已调走，各大市镇已建立伪政权。但其余地区还在我控制之下，我们的主力部队可以一个营一个营地活动了。
那时汤团团部在金沙镇，离开日本宪兵队老人坝驻地虽较远，但和伪南通县特工站却相毗连，仅一个小门之隔，相互可以随便出入。这个特工站也有一个排的武装，有轻机枪1挺，步枪20支，还有一个高大的碉堡，在碉堡上面可以监视我团部的一切活动。金沙镇的河南，另驻了一个伪军团部。汤团团部移驻金沙后，与敌伪特工站的关系搞得还好，那个翟光耀站长，经常来吃吃喝喝。但鬼子不来，有事他们打电话。
在第一阶段“清乡’’时，鬼子依仗摩托化部队，只要伪军供给情报，不要伪军配合“扫荡”。自从摩托化部队调走后，日军兵力单薄，只能以少数兵力去监督伪军“扫荡”了。当然汤团所部也要受制于鬼子，参加扫荡。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扫荡”时，先用三八枪对天报警，示意前面走的是自己的部队，后面是鬼子。但日寇非常狡猾，不许我们开枪，斥责我们胆小。我们反问鬼子：“新四军跑了跑了的，我们要不要打？”鬼子说：“要打的。”鬼子人地两生，无可奈何。汤团当时还面临敌人“分割”“溶化”的威胁。为此，我们团、营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做到分而不散，能及时集中调动。规定每个点都用暗号和左右点联系，三个点形成联络网，联成一个整体。分散驻防也给了我们机会，我团曾多次调运军火给分区部队和游击队。一次，上级要求我们给当地武装补给若干枪支。汤团抽调出十多条步枪数百发子弹，用团长的汽车，我亲自送到观音山。又有一次，汤团长在姜颂平那里获悉，这天晚上，姜要派人到观音山去捕捉我南通县交通站的同志。考虑到送信已来不及，于是，我冒险坐小汽车赶去。结果，姜颂平扑了一个空。
中共通海工委每月开会一次，地点在王克刚同志家里。外地来参加会议的曾子平和我，都是乔装改扮，身份和关系，设计得天衣无缝。当时，王克刚的邻居，都知道我是王克刚的要好朋友，茅镇酱园的小开来了。曾子平则是跑单帮的。开会在晚间，会议传达上级指示，交换部队与地方的工作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意见。由于布置得细致周密，几个月来没出过问题。
8月下旬以后，敌人的“清乡”气焰逐渐下降，我们的部队可以整团整营地活动了。这时，地委钟民同志率主力南通警卫团进入“清乡”地区，到达金沙东北。我即前去汇报情况。几个月不见亲人，两双手紧握许久。我对钟民同志讲，“部队打入敌人心脏已5个月了，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能坚持遵守纪律，不扰害人民，已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谈到下步打算时，我报告，当前部队分散，易遭不测。夹在日伪中扫荡，容易误会，造成损失。个别人开始追求安逸，因借钱不遂和人吵架；个别人帮助跑单帮的走私偷税，从中牟利。一个伪区长平时虚情假意，被一些同志误认为他人“好”。一次他把抓来的一个农民寄押在我们一营，后来被伪区长活活打死，个别同志竟熟视无睹，也不向团部汇报，这些现象很危险。钟民同志听后沉思良久。
破腹而出 胜利班师
9月中间，四地委通知我回去开会。在讨论汤团工作时，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同志提出：“日寇清乡已半年，我们把部队拉回来，替日寇做个清乡失败的小结吧！’’为了保证汤团胜利归来，会议决定，派主力部队接应掩护。交待我回去先告诉两个团长，做好准备，等主力部队到后，再布置具体行动计划。班师时间是9月26日。
9月25日，地委陈伟达同志率领南通警卫团，到达金沙镇附近，向汤团传达了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下列各点：（一）9月26日午夜12时，为汤团所属部队回师的时间，当夜部队一律要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二）南通警卫团派一个连到石港，另派一个连到金沙团部，掩护部队撤离。（三）汤团要先把家属撤离，做好战斗准备。（四）汤团班师归队时，要尽可能活捉几个鬼子以及敌南通特工站长。一营要逮捕伪区长。各部队在撤离前，都必须把防御工事毁除。
团部在26日正式秘密下达了命令。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不已。当天下午，驻在刘桥镇的沈副团长，以回家探亲为名，把他的家属送到金沙团部。我以整训收税人员的名义，从南通警卫团调出20名短枪队员，带回团部。为了捕捉日寇及特工站长，也为了安全转移家属，经周密安排，团部当天设宴请客。日本宪兵队屡请不至，敌特工站长则应邀而来。晚8点钟，驻防金余镇的七连连长周显才（汤的“大徒弟”），率少数轻装战士和交通工具，来团部邀请团长和师母一起去金余镇吃喜酒，说他“讨小老婆”。汤团长听了大发雷霆，说：“清乡这样紧张，还要讨小老婆！”怒气冲冲。当时我和敌特工站长都在场，一个假拉扯，一个真劝解，团长还是不肯让家属去。我出面从中排解，他才“勉强”同意。临行时，汤团长还恨声恨气地向周显才说：“这夜晚，出了问题，我枪毙你！”说完陪敌特工站长进内屋去抽鸦片烟了。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我团家属全部撤走了。大概是9点钟光景，鬼子来电话说：“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汤团长趁机要派人去宪兵队加强防卫，可鬼子不要。10点钟左右，鬼子又来电话，说情况很紧张。汤团长趁势问敌特工站长：“你们防守这个碉堡，有没有把握？”他说：“把握不大。”汤团长随即让短枪队去碉堡增防。同时，敌特工站长也下了命令，叫手下听我们命令。这些豢养的特工，平时只知鱼肉人民，今晚有情况，又有人来代他们打仗，当然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了。于是，我命令战士，分别占领了碉堡上下。
夜12时一到，汤团长突然把烟具一摔，虎起脸，发了真火。敌特工站长见状不知所措，连声说：“汤团长！不要发生误会！”汤大喝一声：“谁跟你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天就是要抓你！”敌站长见状慌忙伸手摸枪。“砰’’的一声，这个家伙应声栽倒在地。原来警卫员小福，见其顽抗，当机立断，一枪击毙了他。这时，碉堡上下、团部内外一齐行动。我部在南通警卫团的掩护下，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在沈副团长率领下，骑岸镇三连、石港四连、北新桥一连分别摧毁伪区公所和伪公安局大部，缴获了枪支弹药，在韩念龙同志（南通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接应下，胜利班师。第二天，汤团全部回到如东县苴镇附近的刘家园。不久，苏中四分区为我团举行祝捷大会，陶勇同志表扬了全团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度赞扬了汤团对反“清乡”的巨大贡献。
10月间，部队上调东台一师师部休整。师部又一次为我团召开庆功大会，粟裕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再次表扬了全团干部战士。1944年初，汤团改编为“联抗”二团，汤景延同志为“联抗”副司令，我为“联抗”政治部主任，沈仲彝同志为“联抗”二团团长。
汤团这次打入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回来时，部队还增加了人和枪，使这一地区人民避免了一场残酷烧、杀、抢的浩劫。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愚弄了敌人。全团700人，在虎穴163个日日夜夜，与日伪周旋、斗争，忍辱负重。党托付如此严重的任务，我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脑子上紧发条，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敢有一分钟大意。现在想起来，仍感这个决策太大胆，这着棋太险了！也正因为此，才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我们的胜利，引起敌人上层极大震惊，李士群、张北生、姜颂平受到斥责，几乎丢官丧命，使敌人内部乱了套。
1948年，汤景延同志奉命率苏中军区先遣队去浙江天目山执行任务，途经青浦西乡，遭国民党青年军和保安队围袭。汤景延同志不幸负伤被俘。解往上海，由特务姜颂平亲自审讯。汤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终被杀害。解放后，汤景延烈士的忠骨，安葬于上海烈士公墓。特务姜颂平被我逮捕法办。
这是一段在党的领导下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可是在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愿说起，军史上也留下一段空白。到了“文革”动乱，更成为无法说清的罪行。人们怎么也接受不了新四军几百人马“投敌当汉奸”的事实，认定我是百分之百的大叛徒。批斗、挨打、折磨，长达数年之久。后来正应了姬鹏飞同志30年前说的话，还是他写了材料，说明是华中局的决定，我的处境才有所缓解。1975年，粟裕同志这样全面历史地评价汤团行动，说：“汤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先辈们艰苦斗争的英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