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抗”部队
打回青浦是1945年1月的事。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历史值得写一下，那就是“联抗”部队的10个月。
1943年底到1944年10月，我在“联抗”任政治部主任兼兴东泰地委组织部长。“联抗”部队是陈毅同志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1939年底，新四军渡江北上，黄桥一役，基本消灭了不抗日只扰民的国民党八十九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主动。当时，那个地区还有一些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主要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部，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陈运泰部及少数地方保安部队，约4万人。黄桥决战时，李、陈等部虽然保持中立，但对新四军仍有戒意，希望和新四军之间建立缓冲地带，驻一个“中立”部队。“联抗”成立于1940年10月，李明扬、陈运泰也都派了部队加入。“联抗”的司令黄逸峰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当时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委员。1943年底，通海警卫团奉命到达时，“联抗”已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战斗了三年，组织发动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联抗”部队的成份十分复杂。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有进步的学生和农民，也有地富及其子女；有我军干部战士，也有1日军官和兵痞。当时部队住在农村，物质生活艰苦。日军进逼，伪军诱劝。有些人对“二五”减租有抵触，部队缺乏严格的纪律。我来后，即在部队党委领导下，展开大量艰苦的政治工作。首先是健全团、连各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其次加强部队思想教育，以爱国主义思想统一部队；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推动军政、军民改善关系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那时，部队和地方工作是一体化的，一切为了抗战。10个月中，我组织了地方干部、民运干部培训班，亲自讲课，培养了一批区、乡干部。仲安夫妇那时都是培训班的成员，仲安是区委组织委员，仲英是乡妇救会长。1943年前后，抗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央及苏中区党委指示，为了坚持长期抗战，要实行精兵简政，开展节约运动。为此，在1944年2月，部队召开了干部大会。由我作了动员报告，阐述了精兵简政的意义，进行思想发动。会上，根据党委决定，成立节约委员会，规定了集体和个人节约办法以及检查制度。这样，减轻了人民负担，对坚持抗战产生积极作用。
“联抗”部队反“扫荡”和讨伐敌顽的战斗，十分频繁。1944年4月间，日军得知通海警卫团在“联抗”地区，集中了4000多兵力，分八路围击，实行报复性“扫荡”，妄图洗耻雪恨。我军设法获得情报，作了准备。以小部队牵制敌人，在群众掩护下，大部队分散突围，经过一天激烈战斗，于天黑前冲出了包围，粉碎敌人的阴谋。
在敌人拉拢下，陈运泰部不断侵袭我军，杀害我地方干部，进区抢粮扰民。1944年5月，苏中一师三旅在陶勇同志统一指挥下，对顽伪以惩戒打击，歼灭一部。是役，我和汤景延同志率部参战。到1944年9月，陈部已公开反共反人民。在叶飞、陶勇同志指挥下，苏中部分主力和“联抗”部队对陈讨伐作战，20多天毙俘顽伪2300多人，缴获枪炮800支（门），战斗取得完全胜利。
反共必然投敌。10月，陈的残部投敌。李明扬部早已分化。1944年2月李长江就率其一部公开投降日军。到1944年秋天，李残部的大部分相继投敌。至此，“中立”部队已不复需要，“联抗”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区党委决定将所属部队编入苏中军区战斗序列。
夜渡黄海回淞沪
1944年底，中央预见抗战将发生重大转折，为了适应形势，准备总反攻，命粟裕同志率主力一师杀往浙西天目山开辟新区。为了与此策应，把浦西、浦东、苏南、浙西打成一片，苏中区决定我和陈伟达同志调淞沪地委，陈任淞沪地委书记，我任淞沪地区行政专员。我们在东台县三官殿告别一师时，粟裕同志指示我们说，淞沪地区是大上海的外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敌、顽、我必争之地。日寇在那里驻有重兵防守，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个地区，也有其一定的基础。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举行过“秋收暴动”，广大农民对共产党有深刻印象。今天你们去那里，相信人民会竭力支持。但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仅有朱亚民同志的淞沪支队，比较薄弱。那里的环境既复杂又紧张，你们现在不要把眷属带去。在那里要积蓄力量，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力争站住脚跟。送别粟裕同志后，我们去如东县何家灶海防司令部，候轮渡海。同行的除我和陈伟达同志，还有警卫员4人、余恨生同志、雷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共10人。我们一行抵达海防司令部时，浦东部队的向导老徐同志已先到达。司令部政委何振声已把船准备好，是一条胶东地区的贸易运输船，船很大，载重量1000石。船上只有500石猪油，负荷轻，很稳妥。所有船员和工人都是共产党员。
那天晚上，正是北风，顺风顺水，船行很快。午夜，老徐同志进舱把我们叫醒说，“快到吴淞口了！”大家起来一看，一尊巨大的航标，屹立在不远的海面上，放射出红色的光芒！航标所在地正是吴淞口外的三夹水。那天晚上月色清明，洒照在海面上。和航标彤红的光芒，互相映辉，绚烂多彩。这时风大，浪也大。一眼望去，唯独这巨大的航标，在汹涌的波涛中，岿然未动，用饱满的光照，示人以航向。
拂晓前，老徐同志又把我们叫醒。随着一阵轰鸣，只见一架日军飞机，由东向西，平掠着海面呼啸而过。海面上迷漫的朝雾，被击冲得像一幅漫长的白色丝缎，上下飘荡，忽聚忽散，旖旎多姿。据老徐同志说，低空飞行，是为了躲避雷达的侦查。天大亮了，审视方向，船已跑过了目的地。只得掉转船头，逆水而行。船走得缓慢，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抵达南汇县祝家桥海塘边上。这时风浪仍未减息，船颠簸得很厉害。这条山东船，船底是尖形的，无法近岸。大白天孤零零地暴露在海面上，若被日寇的巡逻艇碰上，那就麻烦了。大家十分着急。这时，两位年轻体壮的船老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先下海去探一条路。在他俩带动下，我的两位警卫员和向导老徐也跟着一同下海了。他们与海浪拼搏，摇晃着身子，终于登了岸。两位老大又沿原路而回，分别把我和陈伟达同志驮在背上，顶着风浪，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到半途，忽然一个巨浪把我和老大都冲倒在水里。我是个南方的“旱鸭子”，在海水里扑腾挣扎。老大毫不犹豫，猛扑过来，推着我。时值寒冬，我穿一身长棉袍，全身湿透，似有千斤重，折腾好半天，才走到海边。上岸后，我疲乏极了，满身虚汗，躺倒在海边一个农民家里。风大浪大，本来就晕船。又落水惊吓受寒，我感到浑身发抖，怯寒不支，盖着借的棉被，躺在稻草上。陈伟达同志见状，赶紧弄了几捆棉杆柴禾，就地燃起，让我烘烤。大概一小时以后吧，抖停了，人才清醒过来。这时，天色渐暗。黄昏时候，接我们的部队到了。向导去祝家桥找杨春发（地方帮会头面人物）替我借了一套棉衣。整装后，我们一行出发去淞沪支队部。经过祝家桥镇时，前面低声传来禁令：“不要咳嗽！脚步要轻！”那个时候，日寇在浦东各个市镇上，都有密探。发觉了，他们就要盯梢。浦东的敌情还是很严重的。
到达支队部已过午夜了。浦东工委书记金子明同志、支队参谋长张席珍同志，一直在等候我们。我和他俩是老战友，三四年未见面了。今夜重逢，倍感亲热。第二天副书记姜杰同志由上海回来，支队长朱亚民同志也从奉贤赶回。朱头戴大皮帽，身穿棉大衣，神采奕奕。一进门，就热情地大声喊道：“老顾！老陈！可把你们盼来了！”朱亚民同志当年参加江南参观团，一同在军部。晚饭时，大家欢聚一堂，依照浦东习俗，大鱼大肉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姜杰同志通知浦西青东工委书记康则焘同志来汇报。康是我的老部下，抗日自卫队大队长。经过几年锻炼，他已老练多了。青浦人民从未屈服
屈指算来，我离开家乡已经四年多了。在这期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得逞，席卷了东南亚诸国。同时，攻占了我国许多大城市，还在苏南、苏中地区肆意大举“清乡”。但到1944年，表面上敌人的气焰仍很嚣张，但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扩大。从一小块、一小块，已逐渐连成一大片。日寇拼命拉拢反动派，企图利用顽、伪力量来扼杀我们，充分暴露了它的兵力不足。他们勾结汉奸，强征军米。拆毁苏嘉铁路及上海华商电车公司的路轨，拼命征收废铜废铁，运回日本国内。这些穷凶极恶的作为，说明日寇的战争物资已山穷水尽。他们的军队里，戴眼镜的士兵一天天增多，其兵源已见枯竭。日寇对南通地区的“清乡”，在我军奋力反击下，难以支持。敌人已经全面走下坡路了。相反，我们的力量在增强壮大。青浦地区自三支队转移以后，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伪军拉夫征兵，横征暴敛。奸商和地主沆瀣一气，把军米、地租合并征收。但农村的抗日自卫武装，除奸小组、游击小组仍坚持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艰苦斗争。
1943年春，顾德欢同志的通讯员王友生，奉令回乡组织游击队。当时，有一个汉奸不顾廉耻为虎作伥，经常带领日寇下乡抢粮捉人，藉机敲诈。他首先寻机把这个汉奸击毙，缴了一支短枪，为人民除了一害。后来又组织了9个原三支队二中队战士，拿了9根扁担，奔袭香花桥伪警察局。缴获了步枪10支、短枪1支，当场击毙伪警察局局长。从此王友生声威大振。在这以后，他又率领了短小精干的武装，在重固镇及上海市郊区小梁山，摧毁了2个土匪税卡，缴获了步枪5支。这时，青东地下党送来10支步枪、1支驳壳枪，王友生又把杨纪良同志生前埋藏的1挺轻机枪，起了出来。这样就在东乡地区建立了一支拥有四五十人枪的游击队。一次，重固的鬼子到香花桥抢粮，王友生闻讯率队把敌人击退，夺回粮食，分还农民。敌人对王友生部队，颇具戒心。与此同时，在昆山南部地区活动的徐友基同志，也在那里建立了一支三四十人的游击队，向东与嘉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向南与王友生部队也取得联系，遥相呼应，共同对敌。1944年春，蟠龙镇附近的黄友梅同志，组织了一支小武装。他首先解决了一个反动的土匪游击队（陆第部队），缴获了长短枪10余支，扩大了自己的武装。这三支部队，在青浦东乡、昆山南部、嘉定西部、上海西郊及松江北部等地区活动，伺机打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同时，各县党的工作也逐步恢复起来。
青浦人民从未屈服。
陈金生老伯伯
1945年1月，地委召开会议。陈伟达同志宣布地委组成名单：陈为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顾复生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朱亚民为淞沪支队支队长、姜杰为组织部长、金子明为宣传部长、曾平为支队政治处主任、张席珍为支队参谋长、陈正飞为地委委员。会议着重研究了淞沪地区斗争形势以今后工作的发展问题。
会议期间，浦西七宝地区有个陈金生，拿了杨春发的信，来到支队部，要面见朱亚民，有要事报告。朱亚民不了解浦西情况，我接待见了他。
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农民，当时60出头。他很激动，拉住我的手说：“浦西人民念着你们呀！你们终于回来啦！”直接了当地讲开来由：“我原是浦东人，受不了当地劣绅的压迫，老夫妻俩带着独生儿子到了浦西。现住七宝镇西南，西泾浜村上。在大路边盖了两间小草房，开了一爿小茶馆，招呼过往行人，卖几杯茶，兼营些香烟糖果糕点，弄碗饭吃。就是这样的苦日子，也过不安，被逼得无路可走。在西泾浜地方，有一批小赤佬，他们背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牌子，名义上很好听，实际上从来不打鬼子，专门在乡下胡作非为，欺负百姓。他们成天价打牌抽烟喝酒，污辱妇女，随便打骂人。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连我这家小茶馆，他们也不肯放过。喝茶不给钱，惹事生非地骂我、打我。我是饱经苦难几十年的人了，实在看不惯，难以忍受。所以今天来报告，要求支队派兵，把这批小赤佬除掉，以安民心。”说到这里，他气忿已极，眼泪都流下来了。我问他：“你在浦西，那里也有共产党的部队，你为什么不找？”他着急地说：“找了，找了！那里有部队，我知道。观音堂就有顾复生的部队，他们是保护老百姓的。但我去了两次都没找到。”我安慰他说：“别急，慢慢讲。欺压老百姓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浦东部队去，中间横隔了一条黄浦江，一下过不去。”陈金生不待我说完，就发急了：“部队过黄浦江，我也没有办法呀！”我让他在这儿休息一两天听消息。
我们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大部队经浦南去浦西不利，群众基础差，易受敌、伪、顽夹击。确定直接打通黄浦江，开辟一条交通线，使我们早几年就计划的把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立即派人通知在三林塘地下工作的孙平心同志（即赵万年），要他在码头上找舵工和渡船，先把侦察员渡过去。后来，孙平心找到一个舵工叫赵金根。陈金生带路，支队派余恨生带两名短枪队员，先去浦西。康则焘同志一同返回。
行前，我和陈金生又一次谈话，告诉他：“到了浦西以后，你要保证战士安全，注意警惕！”陈金生一听说派人去浦西，不禁高兴得跳起来，一拍胸脯说：“到了浦西，我一定尽力。”陈金生问我去多少人，我告诉他三个人。他大失所望：“三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不是开我老头子的玩笑吗！”我严肃地对他说：“我们3个人当30个人、300个人！共产党说话算数，从来不开玩笑！你既是相信我们而来的，就要相信到底。过几天，你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