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新区土地改革试点
1951年春，华东局决定，在松江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的，是华东局农委主任刘瑞龙同志。当时农委组织了一个工作组，派阿根同志率领，会同地委的工作组，去松江县城北乡进行“土改”试点。华东局动员了很多上海文化界人士，如上海越剧团和歌唱家周小燕等，参加了试点工作队。
试点工作开展伊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亲来松江动员。一时“土改”之风，声势浩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广大农民笑逐颜开，准备迎接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饶漱石有声有色地讲了半天，说得满头大汗。参加会议的干部聚精会神，洗耳恭听。遗憾的是，饶说的是官话，一些当地干部不能完全所懂。下午讨论时，一致反映饶书记讲的话，我伲听不懂。后来，只得把饶的讲话稿，全部翻印，再用当地话传达一遍。
“土改”试点，以松江县先走一步的方法进行。前进一步就总结一次，然后再向各县推广。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梦寐以求。地主阶级为形势所迫，也不敢公开反抗。思想有顾虑的地主，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逃之天天。有的则蹲在阴暗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土地是我们的，我们租给农民种，农民才有饭吃。”有些农民受了流言蛊惑，错误地认为：“土地是地主的，他们有福气。我们命苦没地。种人家的地就应该还租。”这就涉及到地主与农民之间，究竟是谁养活了谁？地主真的有福气吗？他们应该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吗？农民终年操劳，奉送一空，难以温饱，应该受苦吗？这关系到土改试点能否顺利进行。必须向广大农民讲清楚，告诉他们：土地是农民开垦出来的，地主抢夺据为已有。没有农民耕种，地球上都是荒地，地主哪有饭吃？今天我们实行土改，向地主讨还土地，是应该的，不容他们不答应。为此，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深入浅出地写了一首名为“啥人养活啥人”的歌。在各地的农会、妇会和学校教大家唱，男女老少，人人会唱，广泛宣传，家喻户晓。思想认识搞清楚了，群众组织起来，阶级路线也就明确了，对地主的说理斗争，更加有力量。各界支持“土改”，群众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了。
青浦县观音堂镇也是“土改”试点乡。对地主进行批判，首当其冲的，是该镇朱家花园的地主朱卓然。他在群众的说理斗争会上，吓得满头大汗，手足无措。他的儿子大义灭亲，揭露他父亲的剥削罪行，说朱卓然除地租剥削外，还大放高利贷。又在农民青黄不接时，放债米。春天放一石，秋天要收还二石。重利剥削的不义之财，用来年年买田置地，再转租出去。他说，对农民的这种残酷压榨，形式上虽非明火执杖的抢夺，但实质上胜过强盗。朱卓然被批判后，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骂自己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不是人！畏罪悬梁自尽了。
观音堂地区的农民，历来富有革命志气，敢于斗争。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不把三座大山推倒，永远不得翻身。1927年他们举行过“秋收暴动”，要求“耕者有其田”。起义失败后，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他们保家卫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坚持了“反三征”（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武装斗争。斗争地主朱卓然后，农民群众信心更足，情绪益加高涨。他们以无比的仇恨，冲进地主金郁堂家，从被窝里把他拖了出来，游街示众。行至东市梢太平桥，把金绑在桥栏杆上，向广大群众揭发他的反人民罪行。这个金郁堂，大革命时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幕后策划人，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唆使地主们，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解放战争时期，他公开叫嚣说，共产党这次逃跑（指我军北撤），再也回不来了，以此蛊惑人心。他勾结地主走狗，大肆买卖土地，变本加厉欺压和盘剥农民，从中大发洋财。后行至西市梢贯金桥时，农民又把他拴在桥栏杆上。斗争后，这个家伙回到自己家门口，跌倒在地一命呜呼。在同一时间内，重固地区农民揪出劣绅地主叶人龙，押上一座高台，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当时有一个曾被叶人龙害得家破人亡的贫农，在大会上诉苦，痛哭失声，昏死过去。群众被激怒了，高呼“打死叶人龙王八蛋！”叶人龙从台上被一脚踢下去。愤怒的群众你一拳我一脚，他就被打死了，农民们出了多年的怨气。叶人龙是一个专门包揽词讼，欺压穷苦农民的坏蛋。他专为地主们出谋划策，强买强卖农民田地，自己从中渔利。两地的农民又把金、叶等地主的狗腿子们，揪了出来。一个个捆绑后拖到稻田里，用他们的头撞田埂。这些家伙平时专喜“躜田岸”，今天让他们尝一尝“躜田岸”的滋味。当地农民把专为地主出谋划策，强行买卖土地，从中渔利，称之为“躜田岸”。黄炎培先生的土改政策调查
轰轰烈烈的“土改”试点运动，农民群众爱憎分明，充分发挥了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在试点期间，松江地区先后死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等共18人，影响很大。有的地主畏罪隐藏或逃亡上海，有的逃往北京，向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党派人士告状。当时在政务院的黄炎培先生听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对他说，共产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你可亲自去松江看一次，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如果错了，及时纠正。于是，黄炎培先生带了浦东某地主等一行十余人，赶回上海。华东局派潘汉年同志负责接待。潘即电松江行政专署要我陪同视察。
黄炎培先生下榻上海大厦，我赶往请示。他说先要去松江看看。我把他安排在松江若瑟医院。若瑟医院是松江天主教堂附设的，1951年由我们接收过来，是当时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他们一行到达后，我代表松江行政专署，向他报告了松江新区“十改”试点情况，他没有作明确的表示。后来他要召几位乡干部谈话。这时乡干部正集中在县里受训。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陪同他驱车前往。他见到这些乡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很是高兴。随手在名册上指点了一位青年来问：“你识字吗？”“我在小学校读过几年书。”“乡里有多少学校？教室怎么样？几位老师？学生多少？男女兼收吗？学龄儿童都入学了吗？”这位乡干部一一对答如流。他带着满意的笑容又问：“你过去做过工作吗？”“没有，是解放后群众选举的。”他翘起大拇指情不自禁地道：“共产党真了不起，解放不过一年，就能选举和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年轻乡干部，真是了不起！”接着又找了一位乡干部谈话，同样精干练达。他回到上海大厦后，深为感慨地对我说：“中国大有希望，共产党执政才一年，就能培养这样能干的青年干部，前途无量！”
第二天，我随他去川沙县。事先，他要我不做任何准备。我们过江至浦东陆家嘴渡口时，码头上站立了很多小学生，锣鼓喧天。车站上已准备好一列小火车，正升火待发。
车抵川沙时，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上前欢迎。入屋坐定，川沙县长汇报了当地“土改”试点情况，他听了不作表示。中午，县里安排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他一见，哈哈大笑说，我是吃素的，只要几味素菜就行了。这把县长急坏了。正在为难时，从隔壁尼姑院里，闪出一位老师父来，她不紧不慢地说：“早上看到你们准备酒菜，我知道他不会吃。他一向素食。我已备了他欢喜吃的菜啦。”说着端来了六样素菜。他和我们都吃得很高兴。饭后稍事休息，乘船去城西乡。那里滨临东海，风景宜人。来迎接的是城西乡的乡长，50来岁，嘴边留有一撮小山羊胡子，貌不惊人。他紧握了乡长的手问道：“你们乡的土改试点，搞的怎样？有没有出漏子？”乡长说：“土改试点进行尚顺利，嗯，没有漏子。”他看这位乡长有些迟疑，就追问他。乡长这才说：“有个大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很有意见。”“什么大问题？你快说，我帮你解决！”他催促道。乡长鼓足勇气说：“我们乡里，有个大地主，群众多年来受尽他的冤气，准备向他说理斗争。不料这个家伙逃走了，听说逃到北京。请你老帮助家乡农民，把这个地主弄回来。”他听了虽说“好、好”，却急忙把话头转开，显得有些不自在。一会儿他问旁边的一位同志：“这里离公墓远不远？”那同志答道：“很近！”于是，我们一行就转头去公墓。只见他急急地向一座新立碑石的墓地走去，接着痛哭失声。他的警卫见状忙赶上前，把他扶住。经我们再三劝慰，他才蹒跚离开。原来这座墓内安葬着一位民主人士，是国民党逃跑前在上海被屠杀的。
我们一行回到川沙，已万家灯火。匆匆登车回到上海。晚饭后，他对我说，明天休息。邀我第二天晚上去上海大厦共进晚餐。那是一桌丰盛的酒宴，在座的除他夫妇外，还有个陌生人。酒席间他指着陌生人对我说，“这位先生，浦东农民对他有意见。以前，他的立场观点，是在相对立的方面，所以说的话和做的事不对，农民当然有意见。现在不同了，变了，他要站在我们这方面来，世界观在改变。今后有机会，请你对浦东人民解说解说！”这位先生面带愧色，站了起来，说道：“请两位帮忙！”
不几天，黄炎培先生回北京去了。后来得悉，他就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所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执行政策正确，没有错误。死人是事实，但这些人的民愤极大，罪有应得。”这件事使我颇为感慨，解放了，换了人间，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民主人士朋友们也变啦！
镇压反革命
1949年5月，松江地区各县人民欢庆解放。7月下旬，突遭台风灾害袭击，地委、专署和各县都忙于抢险救灾及善后工作。接着进行新区“土改”试点，在各县展开土地改革运动。雷厉风行，工作十分繁重。地区各级干部，日以继夜，全力以赴。因此把“镇反”运动，有意识推迟了一步。于是，有些反革命分子错误地以为，我们的县区干部大都是从外地来的，人地生疏，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他们的罪行，想蒙混过关。虽经我们一再布告示谕，仍有很多反动分子抗拒登记，不肯坦白交待。有的甚至妄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曾积极帮助敌人，妄想消灭我浙东四明山部队的反动旅长田岫山，坚持反动立场，匿居青浦西乡沈巷镇其岳父家，秘密与淀山湖的残匪串连，蠢蠢欲动。还有在抗战初期请求日寇宣抚班进驻青浦城，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方鹤超；竭力帮助青年军消灭我“丁汤部队”的所谓青、昆剿匪司令蔡庸之；曾进犯我青东根据地的青、嘉剿匪司令徐继武；伪军十三师副旅长戴迪仁、参谋长蒋念慈（地主）；幕后策划一贯反共的叛徒陆惠人；甘心为特务作眼线，企图打入我政府机关的蟠龙镇王友生……这些死不悔改、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仍逍遥法外。他们制造谎言，恐吓人民，私下勾结，阴谋破坏。人民群众对政府未及时惩处他们，意见很大。
正在这时，隐居在青浦黄渡的汉奸戴迪仁，自以为与两顾（顾达珍、顾复生）有亲戚关系，趁其岳父丧葬，竟敢大摇大摆地到观音堂镇上来，气焰十分嚣张。人民见状，愤恨已极。戈思浜的农民忍无可忍，立即把他捆绑起来，送交青浦县政府。在广大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县人民政府又下令逮捕了戴的狐群狗党蒋念慈、陆惠人等，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将他们先后镇压。隐匿沈巷的田岫山，被当地群众揭发，被捕镇压。接着汉奸方鹤超、流氓反革命分子王友生也被逮捕镇压。反革命分子徐继武佯装进步，每天在县人民政府出出进进，煞有介事，以此蒙骗人民。对此，群众纷纷检举。调查后，松江专署下命令逮捕，经松江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判处徐继武死刑。从此，松江地区“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社会秩序安定。广大群众挺身而出，站在斗争前列，争先恐后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运动声势浩大，汹涌澎湃。在“镇反”运动中，我注意坚持实事求是，谨慎从事，不像有些人那样激烈。我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有些人是复杂的，很难一时用“好”或“坏”来简单定论。要注重事实，注重证据！因此，对人们的揭发，我采取事先认真调查和先逮捕后调查双管齐下的办法，以期“不放过一个坏人，不错办一个好人”。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政策，分别处理。松江地区在运动中，镇压了数量不少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现在看，对于巩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绝大多数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较好，则分别判以徒刑，劳动改造。对“土改”中漏划的地主，也在这次运动中重新补划。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放弃反动立场，悔过自新，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政府都给予出路。
“镇反”运动，是革命过程中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但更重要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所采取的手段和要达到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彻底改造旧的世界观，在新社会重做新人。
在镇反运动中，发生了吴建功自杀事件。吴建功同志系浦东南汇县人，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是小学教员。1932年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遭反动派逮捕。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在浦东家乡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嗣后，去浙江四明山根据地。迨至1945年日寇投降，吴随军北撤山东。后因工作需要，又被派回浦东。解放战争期间，吴建功同志曾任南汇县县长。解放后，吴调任松江专署副专员，和我在一起工作。1951年春，新区土改试点开始，吴参加土改工作队。松江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他又兼任院长。不料这年的5月间，我和吕炳奎同志外出开会，他在自己卧室内，用手枪自杀了。这一意外事件发生后，张彦同志立即赶至现场。后了解到，吴在自杀前曾对人说过：吴被捕后，反动派强行他们组织情报小组。但小组并未活动。上海解放后，小组中另两人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在审讯时，这两人要求吴出信证明。嗣后，上海公安局函请地委，要吴证明。吴接到地委通知后，日夜不安，顾虑很深，并曾沮丧地对人说：“我没有早些复信。现在通过组织来了解，事情不好办了！”
当时，地委根据“共产党员自杀就是叛党”这一原则，决定对吴以反革命论处。苏南区党委批准了地委的处理决定。这一事件，吴建功本人当然要负完全责任。他没死于反动派之手，没死于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竟然自杀了，令人惋惜。建功同志生前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革命是有贡献的。1982年经党组织复查后，对吴建功同志已予以平反。
调苏南行政公署工作
1951年7月，我自松江专署调往苏南行政公署任政法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黄赤波同志）、苏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政处处长。在这个期间，经历了几件事，给我很大的教育。
我到职接任伊始，正值苏南地区党政各机关整风的紧张阶段。那次整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和思想。在接交工作那天，前任处长对我说，这次民政处一分为二，另设一个人事处，他去任处长。并说，民政处建立两年多了，公积金有2万多块钱。人事处是新建部门，把2万多块钱一分为二，各拿一半。我问他，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在“土改”时发放土地证赢余下来的，一共近3万块钱，已经用掉了一部分。我说，印发土地证只收成本，是实报实销的，为什么能赢余这许多？他说，印制这批土地证，我们觉得油水不少，想方设法从银行套取了现金去买了白报纸，租用一个印刷厂，自己印制。然后再以市价卖给国家，赚了3万块钱。我对他说，向银行套取现金这是违法行为。政府一个部门向国家作买卖，也是不对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公积金”。建议他赶快把这2万多元全部交还给国家。对已用掉的，做个检查。我催他迅速办理交接。然而，他一再拖延，不肯把这笔钱交出来，更不愿做自我检查。后来，原民政处的同志把这事的始末和盘托出，作了揭发。他在大会上作了交待和检查。
在民政处的整风会上，又揭发出办公室陈主任，投资与他人合股开设芦席行。经同志们多次帮助，他未肯坦白。后来召开大会，面对面揭发，他仍口服心不服，推说是他老婆做的，与他无干。经人指证，说他每天下班后，到芦席行去喝酒谈生意。他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同时又偷偷跑到揭发人那里下跪求情，揭发人未被其利用。他一再拒不交待，认错态度恶劣。所以，被开除党籍，降级留用。
这两件事使我认识到，解放了，我们由农村走向城市，有些同志忘了革命优良传统，生活上求享受，工作上作风官僚。他们都曾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曾几何时，他俩竞把艰苦奋斗精神忘得一千二净。这是我们要引以为警惕的！党中央提出整风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我主持筹办了一次优抚展览会，也使我获益不少。优待荣誉军人，抚恤烈士家属，是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把烈士的事迹搜集整理展览出来，这对提高每个公民的爱国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鼓舞和慰勉烈士家属，激发他们发扬更大的革命热情，都有重要意义。优抚展览会揭幕后，各界参观人士纷至沓来，盛况空前。在展览中，群众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遗漏未编排展出的烈士，还指出我们展出的一位烈士搞错了，这位“烈士”现在仍健在，并未牺牲。个别干部不以为然。我告诫他们：凡事都须经过调查核实，要实事求是，不可随便、轻意下结论。
任职期间，我还受到谢觉哉同志一次教育。那是1951年，江苏省遭受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农业歉收，直接影响到贫苦农民的生活。冬间，各县报来灾情比较严重。有几个县报告饿死了人。当时，行署领导要我把严重灾情，尽快向中央反映，请求速拨救济款，赈济灾荒。我对灾况未加核实，把各县的报灾资料汇总起来，上报了中央内务部。当时中央内务部部长是革命老前辈谢觉哉同志。他接到灾情报告后，大为震惊。认为苏南地区历来是全国粮食产区，现在饿死人了，情况异常严重。他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兼程赶来无锡实地调查。他们把谢老的心情告诉我，问我饿死人是否真实？调查了没有？这时，我意识到报告有失慎重，并立即组织了两个工作组，一同下去实地调查。结果，那里确实死了人，但是病死的。为此，我主动向谢老做了检讨，主要是有失全局观念，认为灾情报得严重些，上级可多拨放些救济费。谢老认为我这样做很好。他说，知过即改是好的。后中央根据灾情的实况，还是酌发了部分救济费。
与陈云同志彻夜长谈
1952年10月，陈云同志到上海召开华东财经会议。会后，他用长途电话通知苏南行署管文蔚主任，要我去上海见面。当天我即匆匆赶往。抵达他住处时，已近黄昏。陈云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叫我休息一下。他把工作安排好，我们就在他办公的屋子里，进行了久别后的长谈。
他先笑着向我说：“20多年不见了！还是1929年我们在潘达清家开会时在一起的。直至今天，算来忽忽23年了。”并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记得还是小伙子呢，现在已成了老人家了。你看，我头发都已白了，心脏也不太好……’’这使我回想起当年置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的那段日子。他深情地讲：“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因工作的需要，忽东忽西，或南或北，分手后能再一次见面好不容易啊。多少同志握别后竟成永诀！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言下有不胜沧桑之感。我端详着他。他小我3岁，多年为革命奔走，面容已显得苍老。然而，从他那炯炯的目光里，我察觉到身体还是健康的，颇以为慰！我向他汇报了分手后的经历。我说：“1929年上海开会，我回家不久，就又被捕了。主要是青浦交通站出了毛病。当时你给我们的宣传品，交通站长拿到家里，没有及时送到章练镇去。被反动派获悉，交通站被破坏。站长、我及顾达珍同志，还有一位农民叫陆雪雄的都被捕了。那时我以为这次要长期坐牢了。但我死不承认，他们没有证据。仅被判处一年徒刑，送往苏州监狱关押。后来，我参加领导了苏州监狱的大闹监，又加判了四个月的刑期。在闹监时，陆铨生同志也在狱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想通过余仿莲同志，和你接上关系。不料只一分钟之差，你离开了，未能遇到。当时，我的疥疮大发，卧床不起，一病好几个月，无钱医治，生活没有着落。后来，我多次派人去上海，没有找到你和夏采曦同志。抗日战争爆发，我在家乡领导抗日救亡，在党领导下，组织部队打游击，开创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又回家乡开辟工作。解放后，你几次来上海开会，我都知道。知道你为大政方针日夜操劳，未敢打扰。”这时，陈云同志插话说：“你在家乡抗日打游击，我知道。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延安开会，他在汇报工作时，谈到你在上海地区坚持斗争，给淞沪敌人很大牵制。在军事上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还肯定了你的交朋友搞统战的作法。你和‘江抗’部队在青浦观音堂胜利会师，进军上海近郊敌虹桥飞机场，振奋人心，影响很大。”
休息了一会，陈云同志很关心地问起昔日老战友和阿达（即顾达珍同志）的近况，我一一向他汇报了。告诉他：“阿达这人一贯老诚，能吃苦，工作任劳任怨。黄渡镇那些叛徒，对达珍和我是最不放心的。他们不是害怕我们被杀头，而是害怕我们杀他们的头。猫哭老鼠，说我们脾气不改，总要吃大亏。他们怎能理解我和达珍的内心世界和追求呢！我们坚决矢志投红旗，不投白旗，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遗憾地是，我们原有的水平不高，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了……”说到这里，陈云同志因势利导地对我说：“干革命，首先要讲究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嘛！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又问我：“你学过政治经济学吗？学习理论很重要啊。”他还把自己学习的经验告诉我：“无论工作怎样忙，规定的学习时间不可改。学习时就关起门来专心学，什么事不要管。这样才能学得进，理解得透。光有朴素的革命思想意识，凭一己的意气奋发去干是不够的，要有一定的革命理论水平才好！”陈云同志的现身说法，苦口婆心的教导，至今思来，感触犹深。
陈云同志问起当年几个人的情况。我尽所知告诉他：前青浦县工委书记胡秉越，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处找不着他。后来知道，他被捕后，在反动派那里当文化特务了，这真是意料不到。还有一个杨杏春，他在监狱中名字叫张肖峰。曾和我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同一号子里。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上海杨树浦区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曾反对过你，以后他转变过来了。我出狱时，杨是监狱内的支部书记。后来，他被释出来，在上海找不到关系，来青浦找我，要我帮他解决吃饭问题。大概在我那里教了一年书，又回上海去了。现在不知在干什么？陈云同志思索了一下说：“你说的这两个人，解放后我来上海，他们找过我。介绍到西南军政大学去学习了。”接着，我向陈云同志探询夏采曦同志的情况。陈云同志说：“夏采曦同志当年和我一道去江西，那时夏在红军总后勤部工作。后来一同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夏又往白区工作。中央为了进一步培养他，送他去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我那时也在劳动大学，他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里，他英文好，经常来帮助我。苏联清党时，夏采曦被捕。我和另一位同志把他保释出来。后来，他第二次又被捕，就找不到他的下落，牺牲了。”5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友好，对夏的被捕牺牲没有公开，而说夏在长征中牺牲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揭发王明、康生与夏采曦在苏联的牺牲有关系，康是陷害夏采曦同志的主要祸首。
最后，谈到一些对革命的思想认识。我说：“1945年北撤时，我以为这次北撤了，再南下，至少要10年、20年，甚至要更长的时间。没有想到，仅三四年，革命就胜利了。我又想，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我们这代人怕过不上了。然而今天我就幸福地生活在新的中国。这要归功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领导的英明。”陈云同志接着话题讲：“这与全党同志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顺乎人心、为人民办事，是分不开的。”我讲：“国民党执政，一贯依靠帝国主义，逆民心而不为人民办事，只图一己升官发财。中国以农立国，他们不思在农业上求发展，弄得民不聊生，人民穿衣靠美棉、吃饭靠洋麦洋米。肥了四大家族，苦了全国百姓。日寇侵略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战，而国民党一意孤行，对内压制民主，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一个必胜，一个必败，势在必然。”他喝着水，点头表示首肯。我继续讲：“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了，有些人办事不顾民心，不察民情，发展下去，很危险！”陈云同志说，“这一点认识是很重要。一定要坚持为人民利益奋斗。”像开了闸，我的话源源不断．陈云同志也十分兴奋，他告诉我，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就要实现，一个伟大富强的新中国已站起来了。
不知不觉中，夜已深了，然而我们的谈兴真浓。警卫员推门进来，对我们说：“首长，已深夜3点多了！请休息吧！”我们才中止了这次彻夜长谈。
上午，周泰和秘书陪我到市里去走了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同桌的有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和另一位老先生，连我一共五人。席间，陈云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老先生姓张，是赵祖康局长的内兄，也是我进商务印书馆的引荐人。”又说：“我每次来上海，总是要请张老先生来吃顿便饭，聚聚谈谈。今天多了两样菜，就是为张老先生加的。”
这次深夜长谈，大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陈云同志不忘故旧，关心战友，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等优良作风，是我党同志学习的楷模。他的远见卓识，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