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中央决定原设置的苏南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以及南京市、徐州市，合并恢复为江苏省建制，并设立江苏省行政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管文蔚等。同时建立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书记柯庆施，副书记江？胃清等。全省划有南京、苏州、徐州、常州、无锡、南通等6个省辖市。置有松江、苏州、镇江、扬州、南通、盐城、淮阴、徐州等8个行政区。共辖70余县，省会南京市。
建省初期，我任江苏省行政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党组书记兼第一副厅长（农林厅长由民主人士李明扬担任）。
出任江苏省农林厅党组书记
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历来是中国安邦定国的大事。解放初期，战火刚熄，灾荒不断，水利失修，缺粮少食。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幸灾乐祸地说，把烂摊子扔给共产党，四五亿人口要吃饭，拖也把共产党拖垮了。这个时候，党让我出管农业，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11953年2月到1957年，我在农林厅工作。1954年大寒流，全省不少麦子冻死；1954年发大水，全省棉花减产百分之七八十；1955年南通缺粮，饿死了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省委都派我去视察处理，为省委分了忧，经历了大的风浪。
1953年春，华东农委主任刘瑞龙来南京，指示我们，要先整顿好机关，有了好的戏班子，才能唱出好戏。我根据他的指示，对机关作了初步整顿，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党员的处、局长均参加）及专区、市农业局长会议。在党组扩大会上主要讨论开展1953年的农业生产问题。我提出五条意见：（一）把全省分为六个农业地区：松江、苏州两地区为“太湖流域”；镇江、扬州两地山区为“镇扬山区”；南通专区和两泰（泰州、泰兴）地区为“沿江地区”；盐城东部为“沿海地区”；兴化为中心的地区为“里下河地区”；淮河两岸为“徐淮地区”。（二）发动群众开展农业生产竞赛，总结先进经验。（三）定期召开专区、市农业局长会议，研究打开新局面的意见。（四）在本年冬季由农林厅负责筹备农业展览会，展出地点在南京市现太平商场。（五）召开全省农业劳模大会，推广先进经验，进一步展开农业生产竞赛运动。
在专区、市农业局长会议上，里下河地区改革农业生产的意见，引起了我的重视。里下河地区，拥有农田1000万亩，那里地势低洼（里下河的住房屋脊比洪泽湖的湖底还低），历来受洪水灾害。如果洪峰在高邮附近出口，里下河就一片汪洋而成泽国了。那里的农民只种一熟早籼稻。一熟早稻（是一种60天就可收割的名为六十子的早稻）收割后，他们就泥封大门，一叶扁舟，全家渡江南下，另谋生路。年复一年，贫困依旧。会上提出，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必须改变农业生产制度，实行沤田改旱田，早稻改晚稻，一熟改两熟。其方法措施就是把里下河的小圩改大圩，在大圩中心开挖中心河。开挖出来的土方，修筑大圩的堤。中心河的两头，安上机动抽水机及风力打水机，用以控制中心河的水位。逢到大水时把圩内的水向外排泻。需要用水的时候，再从外河抽进来。这样，沤改旱就有可能了，也可栽种两熟作物了……对这个意见，我给予大力支持，并及时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采纳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意见，50年代起在苏北大修水利，开挖灌溉总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已经彻底改变了穷困面貌。现在，里下河地区农业生产生气勃勃，年年获得丰收，已成为全国有名的米粮仓。这次农业局长会议开得很热烈，出席会议的同志各抒己见，发言踊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打响了第一炮。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后，各地农民在生产中大显身手。秋季总结时，全省共涌现出劳模四五百人。记得，这年召开全省劳模经验交流大会时，出席会议的人超出了预计。临时借用南京市委两个礼堂，还购置了一批行军床、被褥等。会场里济济一堂，盛况空前，气氛热烈。会上，总结出各种作物的丰产经验。农业展览会也筹备就绪，准时开幕。内容布置，生动活泼；经验介绍，十分动人。备县农民轮流前来参观，回到乡里，把农业生产运动搞得更加热气腾腾。
“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1954年春，机关开始整风。当时，省农委主持整风的负责同志对我说：“你专心管生产吧，不要管整风了……”凭多年的政治经验，我知道自己已被列入审查之中。当时被审查的人很多。为此，开始时我精神上颇感不快。后来想，没有问题，审查一下，弄弄清楚也好。于是，我就专心致志地深入基层去做生产调查研究工作。整风结束，我仍担任农林厅副厅长及厅党组书记。可对我的党龄却下了个结论：“党龄从1939年3月重新入党时算起。”当时我就问：“1939年顾德欢同志前来青浦，是奉命和我接上组织关系，后又经江苏省委批准的。人还在，可以调查。不是重新入党嘛！”没有回答。我又问：“我1927年8月以后的党龄怎么讲？”答复说“不算了”。从此，我就成了1927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对此我思想上一直保留不同意见。很简单，因为它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讲什么？讲的就是实事求是嘛！我知道，这对我今后在使用上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我没气馁。共产党员是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是为个人前途。那么多战友牺牲了生命，我还计较什么呢？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党对我这一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这个问题一直到1986年才彻底解决。经中共中央批准，我的党龄恢复到从1927年算起。原来，1954年审干时，1939年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同志被诬为叛徒。顾德欢同志当时成为在“叛徒”领导下，由“叛徒”派往青浦的了。1954年，政治气氛紧张，他的处境十分不利。“文革”后，顾德欢同志对我的大孩子讲：“1954年来外调，我态度明朗些就好了。1939年，王尧山同志交待很明确。实际上也是和你父亲接上关系，恢复组织生活。你父亲即任工委领导，不是重新入党。当时，我虽是上级党派去的，但只有20多岁，还是知识青年。我参加过斗争，主要是城市的学生运动。对农村工作、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既新鲜、又陌生。我去后，青浦的部队、政权、统战工作以及地方大小事情，仍都是你父亲主持的。想不到呀，含糊了一下，问题一拖30年。想起来很内疚，很对不起他……”后来他到南京的医院看我，每说到此，总是眼睛湿润。我不怪他，德欢是个好同志。
南通地区的棉粮套种
整风期间，我到南通棉区去检查工作。有一天，在通启运河上，看见一大批空船西航。当时我想，运输那么紧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空船呢？问乡干部，始知这批船是从南通运粮食来棉区的，卸完粮食后空船返回。进而又了解到，那时棉区粮食不够吃，每年缺1/3，需从外地调剂。这引起我的深思：棉区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吗？傍晚回到宿地，我看到一个农民在他家前条播麦田，一片油绿，长势很好。那位农民说，他家每年缺少一些粮食，就种些麦子。他还告诉我，棉区的农民爱吃麦粞饭（大米加麦粞烧煮的饭，麦粞用大麦元麦磨压而成）。这种饭喷香可口，又耐饥，很好吃。
晚饭后，我和乡干部及老农一起合计，如何使棉区粮食自给自足，我们首先从种植棉花谈起。那位老农说，棉区的田，大家习惯每年种一熟。因为一熟的棉花产量高。如果麦子收割后再种棉花，由于季节迟了，产量就低了。从经济价值来讲，棉花减产很不合算。我提出意见说，棉区种植麦子，多是条播的。一轮麦田，少种两行或三行，在麦子未成熟前，套种棉花；在棉花未拔杆前，套种麦子。这样棉、麦套种，可以调整播种时间。棉花产量可能稍受些影响，但问题不大，只要棉花引种良种，总的经济收入不会减少。棉花良种可从美国引进“岱字棉”。它纤维长，售价高。苏南各县都已试种成功。另外，我们还可研究“粮棉间作”法，就是一年种粮，一年植棉。粮食收后，还可种些绿肥培养地力。这样，不仅粮食自给了，而且还可获得粮、棉双丰收。老农和乡干部听了我的意见，频频颔首，表示赞成。
后来，南通地委采纳了我的意见，经过多年努力，改选了棉花良种，在全地区实行了棉、麦套种。现在，南通棉区粮食不仅实现自给，而且还有余粮调出。
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有些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制造谣言，企图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有些话传到了北京，政务院的黄炎培先生急了，连忙告诉毛主席。主席叫他到苏锡一带调查，看看是否确有其事。省政府派我前去陪同。对这次调查，他很认真。我们一行到达苏州，他说苏州的虎丘多年没去了，想去看看。实际上他对我有顾忌。车至半途，他瞥见一个农民妇女在自家门口吃饭，就叫车停下，亲自跑过去。他一看，吃的是大米饭，还有蒸鸡蛋佐餐。他问农妇：“你们的粮食够吃吗？”说着，他跑到热气腾腾的灶锅间，掀开锅盖，是一锅大米饭，还有蒸鸡蛋。他又问农妇：“你们的粮食多吗？多下来的粮食去哪里卖？是卖高价吗？”农妇回答很干脆，她说：“我们多余的粮食不卖高价。那是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们干的。”他听后，大为赞许，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对国家政策认识水平很高！”我们一行在农妇家里憩歇了一会，左邻右舍问了一下，都是一样。但他仍将信将疑，以为是我们事先布置好的。
第二天，我们一行到无锡。有一位江阴的天主教主教来找他。这个主教反对统购统销。他得悉这个主教是受管制的，没有见他。在这以后，他要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劝他别去了，可派人请来这里。他说，这个朋友生病，来这里不方便。然而，就在这时，他这个朋友却不请自来了。谈了半天，也不是缺粮或粮价暴涨的情况。
第三天，我们到了镇江。那天，正巧军运繁忙，车站上停满了军车，专车被停搁在股道上，不好下车。当时他很恼火。晚上休息时，还是余怒未消。
我们一行去常州的途中，经过一个贫农的家。他独自下车，前去查访。结果，据实了解到，这个贫农有粮吃，而且住屋也还宽敞。这样亲自查访了多次。回到北京后据实汇报说：“江南人民生活得很好，所谓统购统销影响了人民生活，均系谣言。”
1954年的秋天，省委派我到南通去检查统购统销的情况，了解群众的反映。我到如东县马塘村镇时，看见一个患有青紫病的人，全身浮肿得怕人。这种病是由于少吃粮食、青菜吃多了而致。在县委会议上，县委领导汇报：粮食统购统销贯彻坚决，完成好。全县粮食虽紧些，但还够吃。可后来，缺粮情况日趋严重，群众意见很大，县委书记被撤职。这说明，有些地区农业生产放松，统购统销中又搞得偏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回南京后，我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
扑灭飞蝗
飞蝗（俗称蝗虫）是农作物的天敌，其危害之大，尽人皆知。1942年，我在华中党校整风学习。一次，从后方医院返回途中，碰到过飞蝗。远远望去好像一大片乌云，结群飞翔，铺天盖地而来，渐飞渐低。霎时间，我的头和脚，都处在飞蝗包围之中。其密度概可想见。那时，就是很近的地方，茫然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飞蝗过后，田里的农作物，全部被它吃得千干净净。农民拼命敲锣打鼓，力竭声嘶驱赶。但飞蝗不以为意，猖獗如故。
江苏的蝗灾相当厉害，以苏北和两淮地区为最。1955年春，农林厅党组开会研究“扑灭蝗虫”问题，我请了两位治蝗专家列席，请他们发表意见。当时，他们又高兴又歉意地说，我们虽掌握了一些治蝗的方法，但在过去没有发挥作用。终年坐吃，深感对不起人民。那时的旧官员，不把农民的疾苦挂在心上！对飞蝗的严重危害，熟视无睹。待到蝗虫起飞，才要我们去防治。蝗势已成，还有什么办法呢！今天，我们能参加这个会议万分高兴，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誓将飞蝗扑灭。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他们的发言，不仅态度端正，也拿出了决心。我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鼓励他们放手大胆干。接着他们又分别发言说，蝗虫起飞后，就无法治它了。人们敲锣击鼓，想赶走成群的飞蝗，这完全不起作用。通过向他们调查，我才弄清楚：蝗虫冬眠在土中。产卵后，夏秋之际，它的幼虫（蝻）爬上地面，这是蝗生长的一龄期。出土后它会长出翅芽，这是蝗生长二龄期。这个过程很短，待翅膀长成后，就是蝗的三龄期，也就是蝗的生长成熟期。我们要治它，必须在它二龄期后、三龄期前，也就是它的翅膀尚未成长、未起飞前，把握时间把它消灭。所以，必须侦察好蝗蝻生长的地方，注意监视。架起蓬帐，日夜看守，不可片刻疏忽。在这以前，购足大批药粉（六六粉）和喷粉器，组织好人力，集中待命。到了蝗虫二龄时期，一声令下，立即喷射围歼蝗蝻。这样，至少可消灭80%以上的蝗蝻。再接再厉，连续防治两三年，可基本消灭干净。这是陆地上的灭蝗战术。江苏的蝗虫基地，还有水上的，如高邮湖、宝应湖及芦苇滩地等，治理比陆上困难。因为芦苇密，湖水深，人进去困难。喷粉器，也喷射不到。只有先开好航道才好集中围歼。他们提出的治蝗措施很好，也很周到。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安排专款，指定植保处处长施光前担任治蝗总指挥，驻守扬州，指挥部署治蝗工作。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几十万农民风餐露宿，经过三年连续奋战，江苏的飞蝗基本被扑灭。
徐州不是穷山恶水
江苏的徐州地区和陇海路两侧广大地方，历来干旱缺水。该地区内的农作物，都是旱粮。产量既低，经济价值又不高。所以，乾隆皇帝“南巡”，称这个地方叫“穷山恶水”。缺水使这里的农民一直翻不过身来。
1955年，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徐州调查。首先，我到了沛县景安棉场。该场一位女技术干部热情地介绍了棉场生产情况。她说，我们用的棉种、肥料以及栽培方法，和外面一样，没什么高产经验。要说环境特殊吧，就是我们棉场有一口大井，储水丰富，终年不竭。除供棉场职工食用外，还灌溉棉田。棉花生长的紧要关头，只要灌一两次井水，棉杆就显得挺拔茁壮。她又说，在棉场东边有一条小河，不通航运，但河水终年不干。用河水灌溉棉田，棉花也生长得挺好。听了介绍，我想，“穷山恶水”也不是千篇一律，看来地下有水。我又到了铜山县汉王乡，视察那里一个山沟蓄水坝。由于没有修建溢洪道，大雨时土坝被冲毁了。我向农民指出了原因，要他们很好地总结教训。在铜山县的东乡长桥地方调查，意外发现乡政府南面一座小丘陵，它的西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而东面则寸草不生，荒山秃秃。这是什么原因呢？向一位有经验的农民请教，他说，丘陵西面，天然生成一层层的石缝，石缝有水浸出。树根长在石缝里，营养丰富，生机盎然。而丘陵的东面，是一块整的石板，水源被绝，寸草不生。这农民家里养了很多兔子，他每天都要割草挑水给兔子吃。他知道我们是调查、寻找水源而来，对我们说，塘桥北面两个村子有水，前面的叫大王庄，北边的叫小王庄。家家吃用的都是井水。大王庄上还有一座小丘，终年涌出泉水，潺潺不断，从另一条沟流入百牢河。后来，不知为什么，村民用石头把泉水口堵死了。我们进大王庄时，村上的农民很惊奇，但向我们要求：“千万不要把堵泉口的石头拿掉！”他们大概是受了什么迷信思想的蛊惑吧！
大王庄村人指点，说小王庄上也有一口大井，井水清冽，终年不干。全村人除吃用外，村里的几十亩菜地，也靠这口井来浇灌。我们去看了这口井，确实比一般井大，井上还架了一部骡车抽取井水。村民说，这是一口古井。说从前有个皇帝逃难到这里，见后面追兵快到，就躲进井里。从那以后，井水从不枯竭，而且水很深。当地村民告诉我，这地方土层下面是石板，石板下面就有水。他们当即把古井北边和西边的土层挖去，打穿了石板，果然见到一泓清水，深不可测。这些情况说明，徐州地区的地下水很充沛。如果好好地利用，该地区的农业耕作制度就可改变，经济价值也可提高，地区的贫困面貌就能改变了。
有水就有希望。我向省委反映了情况并建议加紧勘探。省委、市委很关心农民疾苦，派了专家进行了多次勘察。徐州山不穷、水不恶，有二宝：一是煤，二是地下水。在大跃进期间，政府贷款组织农民打井，抽水灌溉，改变了干旱面貌，获得了农业丰收。
“迎头捕捞，可获丰收？”
1955年，洪泽湖上的三河闸落成。夏季，在通向长江的三河里，忽然发现大批鱼群，形似过江之鲫，大家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有关部门动员渔民进行捕捞，收获颇多，当年发了大洋财。然而，从这以后，三河就没有鱼了。我很纳闷，向水产专家多次请教，又多次去三河等地实地了解，才晃然大悟。原来年前被捉的鱼，都是待产卵的母鱼。每年夏季，洪泽湖的水位最高，向长江排泻。生活在长江里的母鱼，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到洪泽湖产卵。现今三河闸落成，鱼的产卵之路被阻。这批母鱼被停滞在河道里。把这批鱼捕捞干净，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我们得出经验，搞水利建设时，石坝边上都要留有溢洪道和鱼道。不仅可保证石坝的安全，让过量的水从溢洪道排出，也让出了鱼道，使鱼群自由进退和产卵，以免影响鱼类的生态平衡。
海鱼在回游时，也有一定的规律。若不顾一切抢先捕捞，会影响海鱼的资源和生态平衡。如黄鱼，苏北东海五条沙等海域，历来是它们产卵的地方。黄鱼一年回游途径，就是从五条沙向东北到朝鲜、日本，再向南游回来。一年时间，它肚里的卵才能成熟。
解放后不久，渔业生产领导部门曾提出来一个错误的口号，就是“迎头捕捞，可获丰收”。实际它还没有回游到产卵地点，超先捕捞，这对头吗？这是自绝资源。为“丰收”，多多益善，不顾一切把网眼缩小。成鱼、幼鱼，一网打尽。鱼群一年少一年，鱼身也一年小一年。古人云：“数罟不入污池”，很有道理。我在指导渔业捕捞生产中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做事一定要讲科学，不可想当然。所以说，“迎头捕捞”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