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奉命调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前身）所长兼党组书记。我以小学文化领导这些大知识分子，看来似有不妥。但省委考虑我搞过统战工作，熟悉农业和农村情况，善于打开局面，办事稳当，脾气比较温和，还是决定我去。去就去吧，我蛮有信心。
华东农科所的反右斗争
我去华东农科所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该所是全省反右的重点和试点。当时我考虑：（一）农科所的反右斗争，要用说理的方法，不可急躁粗暴；（二）运动中要尊重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三）在现阶段，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与我们相比，虽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他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华东农科所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其内部科技人员的配备比较整齐，有高级专家近百人，几乎包括了国民党时期全国农业专家的大部精华。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存在科研脱离生产的现象，加之战乱不停，难有建树。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把这个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疏散”到上海、杭州、长沙、崇安、桂林等地，所长等几位高层领导则去了台湾，不便运走的科研仪器、图书资料搬存到南京城内，研究工作已全部停顿。南京解放，军代表前来接收后，在南京军管会的重视和支持下，随着全国各地解放，陆续把“疏散”到各地的科研人员召回南京，总算把这个当时全国基础最好的综合性农业研究所全部保存下来，并恢复了科研工作。之后，该所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领导，更名为“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
周拾禄是我国早期的著名水稻专家，解放前任中农所的技正，并任该所的秘书（相当于秘书长），是“留守’’的三位负责人之一。华东农科所成立后，他任副所长，负责科研业务的领导。后来，华东农科所建立九三学社、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组织，他又当了九三学社的负责人。周拾禄还一度兼任过省农林厅厅长（原厅长李明扬先生调北京民革中央工作）。应该说，周拾禄在解放初期配合接管和恢复发展科研，是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为人治学也很严肃严谨。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当时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轻视来自老解放区的工农干部。这在当时“左”的路线下，是犯了大忌的。
反右斗争开始后，华东农科所成为全省反右的重点，主要对象是周拾禄，他是在劫难逃的。至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共划出了以周拾禄为首的右派分子10人，内有高级研究员4人。对这个结果，党内竟还有一些同志很有看法，认为我“右了”，“农科所的右派不是10个，应以数十计。’’但是，积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说我“左”也好，“右”也好，我始终坚持一条：立场不对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世界观改造问题。对此不能急躁，更不能简单地用对敌斗争方法处理。即使立场问题，经过学习和自我改造，也是可以转化的。历史证明：反右斗争是严重的“扩大化”了。极左路线使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也挫伤了更多的人的积极性。周拾禄是在1983年重病住院时，省委在他病床前宣布“平反”决定的。可是，他已经完全昏迷、不知人事了。
改革宿迁农业生产方法
我出身农村，加上在农林厅的几年工作经验，深切感到，要解决广大农村贫困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依靠科学。我以小学文化水平，竟然当了全国一流农业科研单位主要领导，我并不打怵。我很明确，我的任务，一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推动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此，1957年我率领一行四人，应县委书记李白同志的约请，前往宿迁。
宿迁县是全省比较贫困的一个县，部队北撤时曾在这里停留过。全县农业生产一向以杂粮为主。农民文化水平低，因循守旧。土地瘠薄，耕作粗放、，产量上不去，农民收入少，生活贫苦。全县人民吃粮以山芋为主，占口粮的70%。遇到歉收年成，还要吃山芋藤。家家户户都积储山芋藤叶，晒干存好，以备荒灾。外出逃荒的人也很多。提高全县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实在是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生产建设的需要，就是科学家的用武之地！由于事先大家都有思想准备，所以谈得很好。县委会上，我对李白等同志讲：我们来前，曾研究过一个“二步走”方案。第一步先“吃粗吃饱”，具体办法是我们派人来这里建立一个山芋研究所，提高山芋质量和产量。宿迁山芋亩产不足1000斤，而且质量不好。如果把品种调整一下，采用科学的、先进的耕作种植方法，干它两三年，产量可以成倍增长。我还建议县委选招一批青年男女农民，参加我们的训练班，学习山芋栽培技术。两三年内就可培训出几百人，回到县里各村队，做山芋栽培技术员。这些学习的人，要照给工分，要管饭，使他们安心学好技术。县里的同志听了高兴说：到底是省里来的领导，有水平，办法好。我指着随我同去的山芋专家张必泰同志（当时是民盟盟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笑着说，领导在这里。第二步达到“吃细吃好’’。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废地，改种水稻，发展渔业。宿迁最有利的条件是水源充沛。大运河自北向南贯穿全县，县内建有节制水坝，水源可以控制。运河之东的蟠龙区，有土地40万亩，大都基本平整，也种了杂粮，但产量不高，是滞洪区。运河西边也有一块滞洪区，面积很大，地势低洼，都可改种水稻。县境内待开发地很多，还有一条废黄河故道，可因地制宜，加以治理。山芋产量提高后，种植面积可相应减少，改种棉花和油料作物，增加农民收入。水产收获，可以变钱，也可自己改善生活。这样就有细粮吃，有衣服穿，有油吃，有鱼吃，实现“吃细吃好”。以上两步，第一步比较简单，农民积有一定的经验，只要因势利导，加以改进就行了。第二步比较复杂，农田改制，涉及农民千百年观念的改变。要勘测田地的高低，水利实施也要有具体计划。牵动面大，需要劳力多，县委要亲自抓。统筹规划，分批试点，逐步推广。经过几年努力奋战，宿迁面貌就可改观，由穷变富。
不几天，宿迁县委划出了20余亩土地，作为山芋研究所的基地。1958年春，房屋建好了，张必泰率科研全班人马下去，正式挂起山芋研究所的牌子。县委调集了男女青年农民30多人，来所学习。张必泰所长不辞辛劳，亲自为训练班的学员讲课，并把农科院培育的高产山芋良种以及高垄、双行密植的先进栽培法，传授给他们。后来，江苏省委刘顺元书记，亲自来宿迁视察，听取了汇报，很高兴。他赞扬说：“你们这个山芋研究所的做法很好，把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了，把知识分子研究成果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结合起来了。”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做好工作，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工作，确实促进了县委对农业改革的领导；启发了广大农民对科学种田的思想认识，成效是显著的。可惜4的是，李白同志不久调任，严副书记又不幸因病去世。后继任者，对农业生产改革，认识不足，蔑视科学种田。1959年，省委某领导同志开会回来，在传达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时说，什么事情步子不要走得太快，要控制一下。走得太快的要退一步。郑州会议是指人民公社化问题，但在传达中，他却讲了宿迁的例子。他说：宿迁旱改水，农民有意见。水稻吃不惯，大米不耐饥。农民不愿意，退下来，仍旧水改旱。这一瓢冷水泼得相当厉害。事实是，山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和宿迁的农民艰苦奋斗三年，在山芋品种改良和高产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就！这样，第二步的农田改革措施，无法继续进行。山芋研究所归并到徐州农科所。后来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宿迁县的第二步农业改革计划，推迟了20年。发展经济要依靠科学，遵循规律。我们为此付的代价太大了。
为了更好地促进科研和生产结合，我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科学家接近生产。在宿迁县建立“山芋研究所”之后，将江苏省农科院农具系划出去，加以扩充，于市郊马群建立了“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那时全国只有二个所，北京所和南京所，分别研究适于北方和南方的农业机械）。将森林系迁到江宁县东善桥，建立了“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将养鸡场迁到扬州江都县，建立了“江苏省家禽研究所”（当时全国仅有这一个所）。将水产研究组迁往南京市郊江东门，建立了“江苏省水产研究所”。还将农化系归并江苏省化工厅，共同建立了“江苏省化工研究所”。由于各方面配合得好，各所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农民科学家陈永康
1957年，经省委同意，我把原松江地区的水稻劳模陈永康同志，破格调到华东农科所任水稻研究员，藉以进一步研究和推广他的水稻丰产经验。农民进入科学殿堂，做研究员，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陈永康同志是松江县的农民，没有学历，文化不高，但他热爱劳动，凭着一身的实干劲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摸索出一套晚稻栽培技术和“一穗传”的育种选种方法。他培育的高产水稻良种一一一“老来青”，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这个品种，直至它成熟期，水稻杆叶，依旧挺秀碧绿。陈永康是“松江稻作试验场”繁育水稻良种的特约户。
松江解放后，“松江稻作试验场”反映，陈永康在水稻高产栽培等方面集有丰富的经验。华东农委书记刘瑞龙同志非常重视，他要松江专署派员组织调查，深入研究。陈永康同志作为全国劳模，曾到北京参加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在讨论和总结陈永康的栽培经验时，刘瑞龙同志亲自前来参加，总结出六条高产经验：（一）平整土地。要求土地平整得像一面镜子。放水入田后，要达到没有土地透出水面，没有深浅的凹地。（二）施足基肥，培育壮秧。（三）实行小株方形密植。就是不要多插秧苗，插秧时严格要求六寸见方，便于通风。（四）适时防治病、虫、害。不提早或过时防治。（五）看苗施肥，做到施肥具体化。哪块田需要，就在哪块田施肥。（六）千千湿湿。水稻抽穗时，必须让它吃饱水，它灌浆时才能灌得足。成熟时，田要干，就是所谓“烤田”，要烤得透，这样才能使“千粒重”加重。如果在稻成熟时，田里水多，烤不透，水稻恋青，就会瘪壳多，“千粒重”就减轻了。
陈永康同志自1957年到华东农科所，除积极培植水稻试验田外，还大搞样板田工作。同时，还为省农业红专大学的学生在田头进行实践教育，工作十分繁忙。后来，他又应各县的邀请，对育种栽培等农业生产技术进行讲解和示范表演。他一面劳动示范，现身说法，一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反复讲解。在推广水稻丰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当时，有些人认为陈永康“土”，没有理论。我没有简单地批评这些同志。这确实是他的短处。为此，我安排了育种、栽培、植物生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和他一起，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三黄三黑”的看苗诊断和肥水管理技术，并帮他出版了专著，形成了科学研究和生产密切联系的热潮。陈永康的水稻栽培技术，风行全国。他也成为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水稻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