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跃进和浮夸风
全国解放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从互助合作发展到人民公社。这是一项开天劈地的伟大革命。从此，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了，祖祖辈辈套在广大农民身上的枷锁被砸毁了，生产力获得迅速解放。这是我党的空前成就和伟大胜利。
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的生产情绪日益高涨，农业产量也一年高于一年，成绩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把这一形势估计过高，不着边际地乱吹牛，那就错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地刮起一阵浮夸风，乱喊什么“亩产2000斤”、“亩产2吨”。你喊我应，相互比高，出现了谎报产量，欺上瞒下的不良现象。湖北某县水稻“亩产数千斤”，河南某地小麦“亩产8000斤”，湖南某县的山芋产量高达“亩产60多万斤”。报纸上大吹特吹，农业部专文嘉奖。搞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这接二连三的特大高产喜讯，传到了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面面相觑，将信将疑。会开不下去了，大家要求出去看看，体察体察。小麦专家到了河南，那块高产麦田已空荡无存。后来追询到这块田的麦子，拿它与普通小麦相比，并无特殊。又把高产麦田的土壤取出化验，也是一般。水稻专家们到了湖北某县，看了所谓亩产达数千斤的高产水稻，都以为高产数字不可靠。湖南某县的高产山芋，根据专家的鉴定，亩产也不可能达到60万斤。参观完回到北京继续开会。当时一些领导同志头脑发热，说专家们思想不对头，保守落后，大批一顿。会上有人贴出大字报，竞赛数字最高达到水稻“亩产4万斤”。不少人提意见说：“农业产量随科技的进步能逐步提高，但达到亩产4万斤，不可能。”“大家都是搞农业科学的，一亩田能插多少株稻苗，每株长成的穗子有多大，稻粒多少，凭着科学及生产经验，是可以算得出的”。会议不欢而散。
当时，一些官僚主义、迎上喜功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制定增产百分比。这样，从上到下，照抄照转，不问气候、土壤是否适宜，也不顾农民的耕作习惯，强迫农民大面积改种双季稻。有些老农提出异议，他们就说你“思想落后”，“右倾，不听党的话”，“抗拒以粮为纲”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缩小，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经济收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浮夸风盛行时，长江以南农业高产地区，年分配人均不到100元，低的只有20多元）。有的农民实在气不过，背后发牢骚说：“穿草鞋种田人自己作不起主，要听穿着皮鞋从不下田的。真是瞎指挥。”农民在自留地上种了蔬菜，舍不得吃，送到市场卖掉换取零用钱。这又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收回自留地，改种粮食。
“以粮为纲”的口号越喊越响，粮食增产数字，也越喊越高。同时，官僚主义作风也随之泛滥，他们不问增产的事实真相，向农民高征购。农忙时吃四顿干饭的江南农民，不得不每天“一千两稀”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业到处在放卫星时，全国不少地方却出现大批饿死人现象，以至政府不得不进口粮油。当时的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的边缘。幸好广大人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没有起来造反。后来，毛主席写信给全国基层干部，提出要说老实话，不要浮夸，这才刹住了那股不正之风。然而，那些浮夸的鼓动者对毛主席又有了意见，说他“批下不批上”。
我回到南京，已有人喊出“向亩产两吨进军”的口号。这对农业科学研究者是个很大压力。农民能种出高产作物，我们就种不出吗？我决心亲口尝一下梨子的味道。我支持他们在农科院搞高产试验田，一切通过实践讲话！水稻专家把占地三亩的一块水稻田，一分为二。一亩半按原栽培工艺，另一亩半依照湖北高产水稻的“先进”方法，即把稻杆立起来，并在立稻前施足了肥料。收割时，这一亩半立杆水稻只收获200多斤。中间的稻，因不通气都烂死了。而那一亩半水稻，反而亩产1500斤。小麦专家们也种了三亩试验田。依照湖南某县的小麦高产经验，先把麦田土地深翻三尺，每亩施足基肥300担。结果收获时同一般的小麦一样，并无特殊。后来，把深翻的土壤再翻起来看，发现施下去的底肥，原样未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麦的根须没有那样长。关于山芋，科学家们也种了两亩试验田，一切栽培技术，都按湖南经验操作。他们还在山芋藤上，搭上了架子，让它爬高（架高三尺）。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多，看到这繁茂的山芋藤叶，都认为山芋定能大大高产。这样的栽培方法，需要大量劳动力，驻农科院附近的解放军步校200多名指战员前来帮忙。山芋向地下发展，向其根部追肥，先把铁管打入山芋的下层，然后再向铁管里灌注肥料。试验结果大失所望，两亩地只收了山芋3000多斤。而且质量不好，味不正，不好吃，只好作饲料。专家们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最多种2000棵山芋苗，每棵苗如生长出100斤山芋，才能达到亩产20万斤这个数字。山芋100斤重，就像人一般大。一亩田里挤2000个人，可能吗？何况，长这样大的山芋，事实上不可能。大家悟出了这一道理，不禁哑然失笑。
为此，我专题向省委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汇报中不涉及政治观点，只讲试验田的情况。这在当时，也要有一点勇气！它对清醒头脑，正确认识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我又显得不那么“革命”，又站到“右”的一边了！“左”的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呀！不久，党中央采取“八字”方针，调整路线，不得不“进二步退一步”。
社会在进步。也许不要多少年，随着科技和教育迅速发展，工农业会有极大增长。但不管到何时，浮夸和虚假都害人害己，误事误国。大跃进和浮夸风，虽已过去20多年，但它在中国，发生、滋长甚至泛滥的气候和土壤仍然存在。追记于此，供同志们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引以为戒！
农业科学十年规划和农业区划
全国农业科学十年规划会议是在1963年春，由国家科委和农委共同在北京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多人，其中以江苏省的代表团人数最多。团长是管文蔚，我是副团长。大会受到毛主席及中央负责同志的关怀和重视。会议期间，毛主席及中央首长们，在怀仁堂后面的空场上，接见了代表，并与部分代表亲切握手，对全体代表鼓舞很大。这次会议先后开了3个月，制订了“十年农业科学研究规划”草案。但是，这一草案不是从下面总结实践经验，再结合上面的指导思想产生的。而是仅凭上面的主观意志，离不开老框框。会议中出现了两种思想。一种说，科学研究工作要以政治领导为主。就是说，以不懂科学的人来领导科学研究。一种说，科学研究工作应由科学家来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说“过去几千年没有科学家，农民不是也过来了吗？”7月30日在国务院礼堂，周总理批评了这种看法。为此，大会期间召开了中央农业领导小组会议。这个小组共12人，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这次小组会议，双方各执已见，没有解决问题。
大会结束后，我们少数代表留下继续研究。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看法：中央要求农业部拿出农业发展的十年规划，农业部拿不出。实际上很难拿出，因为现在农业尚未区划。我建议国家农委应及早抓全国的农业区划。各省也要搞好地方的区划。区划搞清楚了，再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比较符合实际，能跳出老框框。区划、规划搞好后，还要做出示范，起个名字就叫农业生产的样板田。说到我的“农业区划——生产规划——样板示范”这个思想，早在战争时期就产生了。那时转战苏南、苏中、苏北以及鲁、豫、皖等地，看到各地土壤、水文、气候及耕作习惯大不相同。及至解放后出管主持农业生产工作，在全省第一次农业局长会议上，我首次提出这个思想，将全省分为六片，分类加以指导。几年来，在领导农业科研和生产实践中，我总结概括了这个思想。它对以后全国农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国家农委范长江同志欣然接受了我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当时就确定了两个省试点。江苏搞高产的样板，地点在太湖地区。黑龙江搞农业机械化样板。国家拨发了两省的区划、样板试验费用，黑龙江省200万元，江苏省70万元。
我从北京回来，报告省委同意，即着手农业区划工作。成立了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由我任主任，中科院南京地理所所长周立三和省农科院农经研究组组长孙颔负责科研业务的组织领导工作，许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省各有关部门也大力协助。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了全省农业区划的意见。江苏全省区划为：太湖地区、镇扬丘陵山区、里下河地区、淮北地区、沿海地区、沿江地区等六大片，是为江苏省的一级区划。又在六大片中，分划出48个二级区划。分析阐明了各农业区的条件、生产特点和发展方向，作为因地制宜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依据。1965年又提出，每个县也要搞区划，作为省的三级区划。孙颔同志率领一批科研人员，为了摸索经验，在太仓县搞了一个县级区划的样板。由于江苏省的区划工作抓的早，抓的紧，到1963年秋，全省的农业区划已初具规模。为此，范长江同志在无锡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农业区划”现场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圆满，参加会议的人，看了江苏省区划图片和几十份资料，又参观了样板，对农业区划的重要性，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推动了全国各省农业区划工作的开展。
1964年9月，周恩来总理邀请60位农业科学家，专题研究我国农业规划问题。周总理比较了中国、苏联、美国、日本发展农业的经验，指出：这两年调整中，“把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过火了”。他还指出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他号召“科学家们，对这些要看得广，看得远”，“大家的精力用上了，新的发展就会出现，关键在于把农业搞好”。周总理对农业和农业科研如此关注和倾心，对农业科学家如此理解和鼓励，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科研的发展。
热气腾腾大种样板田
在组织农业区划的同时，农业生产样板田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管文蔚同志大力支持下，我召集了农科院、农学院、中科院地理所、土壤所、农林厅、水利厅、南京大学等有关单位，开会研究，进行部署。日常具体工作由孙颔同志负责。
我们搞样板的地方，选在苏州地区。征得地委同意，以苏州地区农科所的300亩试验田为小样板；以望亭公社的3万亩试验田为大样板，特别要将望亭公社第一大队的3000亩先搞出样子来。于是，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除院内科研工作需要外，大部出动下样板。其目的就是要把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从中创出一条新路子来。
在样板工作中，我投进了两个法宝。一是大力推广陈永康的先进经验，陈永康本人亲自下样板做示范，我们为他安排了专用交通工具，以便他随时到各地去。二是推广良种农垦58号，这是一个产量高、质量好的新品种。
为了及时推广和开展全省农业样板工作，我还报请省委同意，在苏州召开了样板工作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大都兴致勃勃，其中也有少数抱着来看看的态度。有人说工业有样板，农业有什么样板，这不是乱弹琴吗！华东农委主任刘瑞龙同志，却唯恐失去这一机会，满头大汗赶到了会场。我很诧异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开样板会的？”他风趣地说：“这个农业样板会议，非同小可，是一件大事呢！这么一件新鲜事，我哪能不来呢！你不通知我，可是我有情报哦！”我向他解释道：“搞样板，我们尚无把握。先搞搞典型试验，所以没有及时报告。”他打断了我的话，爽朗地说：“典型试验，我也应该来学习嘛！”刘瑞龙同志在样板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大家相信科学，重视样板、示范和推广工作。这给予同志们很大鼓舞，对样板工作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以后两年中，每当水稻生长的关键时刻，我就召开全省的现场示范会议，收到良好的效果。大家通过取经、学习，在全省各地层层开展样板工作，农业生产搞得热气腾腾。搞太湖样板的那几年，太湖流域的样板田，从丹阳迤东直至江苏境内太湖流域的广袤地区，生产形势喜人。为此，农业部特邀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到太湖流域来参观样板田，赢得了国际朋友的一致好评。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参观的络绎于途，赞不绝口。太湖样板带动了整个地区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对促进各地区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
那年国庆节后，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为全面了解太湖流域的农业样板成就，要亲自去看一看。我们驱车从丹阳出发，走遍了整个苏州地区，现入眼帘的都是碧绿一片的老来青和金光灿烂的农垦58号。稻杆茁壮、挺拔整齐，微风拂过，碧波万顷，阵阵稻香，沁人心脾，使你留连忘返。后来，我们又驱车至浙江杭、嘉、湖地区，沿太湖兜了一个圈子。从吴江县往南就不一样了。路过浙江某县，看到有块田里，稻杆长得蛮长，仔细一看，穗粒却排列得很稀，而且还有瘪粒。车过宜兴后，情况又好起来。在太湖流域驱车两天，看到这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异常高兴。我兴奋地说：“太湖流域的水稻田，真像个巨大的花园。我在启东、海门、南通一带视察棉区，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棉田。金山银海，相互媲美呀！”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要求，我就样板田工作，作了书面发言。《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专文刊出，产生了很大影Ⅱ向。
为了进一步把样板搞好，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我向省委提出，派一个社教团，到望亭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省委同意了我的意见，让农委副主任刘伯英率队前往。不料他去以后，大搞错误路线，把公社办公室的人员都赶了出去，把社干部的宿舍也占用了。揪斗了公社书记，说他是坏蛋，挂牌在镇上示众。又把第一大队长撤职，说他是富农。公社书记是一个好干部，当时苏州地委已将他提拔为吴县县委副书记。刘这样一搞，乱了群众思想，样板工作由此停滞，科学家被迫停止工作。刘又给科学家戴帽子，说他们思想右倾，抵抗社教。
1965年，我奉命去太仓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样板工作无人过问。次年我从太仓回来，放心不下，到望亭去看了一下。当时陈永康同志和科学家们见了我，惊喜万状，纷纷前来诉苦。我对刘伯英说：“你不能把这些人当童养媳对待，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当上了省农水口的文革小组长，更无所顾忌，把“童养媳妇”这句话，作为整我的一个依据。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呀！那样一个健康的热气腾腾的农业生产局面，被“以阶级斗争为纲”葬送了。
大种样板田，不仅在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结合上，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它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抓好典型，指导全面”这种马克思主义优良作风和行之有效工作方法的具体化。现在它已被全国人民接受，各行各业都在搞“样板田”。这也算我对党的事业的一点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