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陈云同志来南京时对我说，明年4月他要到农村去进行调查，叫我安排一下，和他一同去。
50年代后期，在农村工作中出现不少问题。如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时，只强调了以粮为纲，忽视了全面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错误地强调“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忽视了种田的科学性和丰富有益的老农经验，从而造成了耕作制度紊乱，产量下降，成本升高。在生产领导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更严重的是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和稳步发展的规划，把农村经济搞活，成为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为此，中央领导同志分头下去，少奇同志去湖南，周总理去河北，陈云同志去上海，小平同志去四川，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黄志高的媳妇
陈云同志指示，要我在1961年4月上旬先到家乡青浦县观音堂公社，做一次初步了解。
遵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我带了孙颔同志来到上海。见到了老战友、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不免亲切问候一番。我说明了此行任务，市委正式介绍到青浦县委，又经县委介绍到公社。我自1951年奉调去无锡、南京，有9年没回来了。我先去看望了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农民军、新四军战士和烈军属，看望了基本群众，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
后来，我在公社召开了座谈会。会上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烈属黄志高的媳妇首先站起来说：“老顾呀，自从1945年你们北撤，一走就是16年，大家都很想念你呀！我的公公和丈夫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解放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生活很紧张。幸亏共产党和大队同志对我关怀，使我平稳地过日子。你过去在我伲村上活动的时候，很喜欢我那两个女孩，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在党的关怀下，她们都进了中学读书。党给我的温暖，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一定好好劳动，教育好孩子，要她们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志，献身社会主义。”十多年了，她显得有些老了，但还是那样心直口快，有一股正气。我有一些内疚地说：“在外边，我也很想念家乡，想念你们。这不是回来啦！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讲吧。”她接着说：“我是有很多话要和你讲。今天，公社书记也在这里，讲讲有好处。第一是干部作风官僚。现在有些干部，不象你们过去那样，有事就和我伲商量。做错了事，马上就改。他们坐在机关里，不和我伲见面，不相信群众意见。你要向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拿右倾保守和落后分子大帽子给你戴上，吓得大家不敢提。所以难免思想消极，领导上怎么说就怎么干，不讲好坏。这不是群众脱离领导，而是领导脱离了群众。今天公社书记也在这里，请他评评，我说的对不对？”公社书记站起来讲：“你说得对。我们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上有毛病、有错误，请大家批评。”黄志高媳妇又接着说：“第二是农业生产，经常要变。大家思想不通也要变。领导上只喜欢那些盲从的人。胸脯一拍，高产指标竞赛，越提越高，也不讲措施，这些人倒成了积极分子。这些人靠阿拉伯数字和百分比吃饭，一张表格，百分比一定，就不能再变。衣冠楚楚，不下乡，不下田。最笑话的，晚上要我伲插秧，我伲是精耕细作惯了的，白天插秧还要拉一根秧绳子，请问晚上怎么插法？”她转过脸来问公社书记：“他们当时怎么想的？这不是瞎指挥吗？”公社书记诚恳地说：“你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农民群众的发言，气氛热烈，句句出自肺腑。从座谈中，我看出广大农民对党、对我们是肯说老实话的。会后，我接到上海市委电话，说陈云同志已到上海，要我们去汇报。退回了大鲜鱼和鸡蛋
陈云同志召集我们开会，交待了这次农村调查的任务和要注意的问题。他说：“我们这次主要是要摸清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底。小蒸公社位于青浦县西乡，它的农村经济和生产状况，在太湖流域地区的代表性比较大些，那里情况我也比较熟悉。所以这次调查的地点就放在小蒸公社。我们要着重研究耕作制度问题。去年浙江嘉兴地区种植双季稻，面积一下扩大到60%，但是减了产。这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新的耕作制度，广大农民不习惯，条件不够成熟，科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对此要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同时，还有农林牧副渔发展情况，既要增产粮食，又能全面发展，既要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又要让老百姓有衣穿，有钱用。”陈云同志又说：“我们这次调查的方法，要听社队干部的汇报，查阅他们的资料，也要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掌握第一手情况。随后对每一个问题，召开小型座谈会，认真研究，作出小结。再和太湖流域各地区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避免和减少主观主义。”最后，陈云同志一再叮嘱我们说：“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下去后，要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
调查组成员，有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我和国务院基建局长陆铨生同志，各带一名科级干部。加上陈云同志及他的秘书周泰和，共8个人。
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我们一行6人于4月中旬到了小蒸公社，先开展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住在陆铨生同志家里，这里曾是秋收起义农民军司令部所在地。刚刚住下，就发现厨房里挂着一条大鲜鱼，桌上放着一筐鸡蛋。无疑这是公社送来的。陆铨生同志当即就将鱼和蛋送还了公社。当天下午，我们听取了小蒸公社张书记的汇报，他建议我们先去大盛大队看看。据张说，这个大队生产搞得好，大队长丁某领导能力强，有办法。第二天，我们要动身时，大盛大队有三位党员来找我们。一个叫丁桂良，一个是党支部委员潘新华，一个是姓何的复员军人。原来，昨天一上午他们坐在对面的茶馆里喝茶，观看我们的动静。看到陆铨生同志把鱼、蛋退回时，才放下心来。他们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三人都是大盛大队的党员，对大队长的所作所为很了解。这位大队长神通广大，不管是市的，还是县里、公社的，都有人说他的好话。但是这个人有问题。”
他们揭发了大队长的问题：一是诬陷贫农某某人是惯偷，非法逮捕、刑讯，并强要公安局判他徒刑。结果，这个贫农被判了6个月徒刑。期满释放后，一直管制到现在没有解除。二是用集体的钱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公社的三个书记，只拿出40块钱，让他代买了4头小猪和二三十只小鸡，养在大队里。冬天，他们就来赶肥猪、拿鸡拿蛋。三是弄虚作假。他用集体的劳力，填了一个滨兜，种上水稻。面积不算，收获却算在总产量内。这样，他成了生产能手、劳动模范。四是他和大多数生产队干部攀上了过房亲，又把他们发展为党员，控制了大队。大队卖给人家的猪、鸡、鸭都是集体饲养的，糖和油是大队代销店的（油、糖是国家按照大队人数拨来的。这几年经济困难，大多数农民不去买）。这样，这些都成了他个人卖交情的专用物资。他们三人说：“我们今天揭发的，你们可以到河西村上，问问曹伯祥老伯伯”（曹伯祥已经70岁，是公社的人民代表，为人正直）。
当天上午我们去大盛大队。时近中午准备回去。大队长一意坚留，并说：“饭菜都准备好了。”我郑重地说：“我们一来就向你说清楚了，我们自己有饭吃，你不要准备。”又恳切地对他讲：“现在农民群众生活很困难，我们干部应该与他们同甘共苦，不能大吃大喝。以后不要再搞这一套。”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
我们广泛地和群众进行了接触，集中听取了他们对耕作制度和种植双季稻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社队干部的意见。他们认为，上级让我们扩种双季稻，肯定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他们对能否达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目的，对于是否能使社员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考虑不够。更没有想怎样解决社员的思想问题。第二种是多数社员的意见。他们不赞成种双季稻，认为原有的耕作制度是既“用地”又“养地”。有三种组合办法：一是种一熟蚕豆，一熟水稻。加起来的产量不低于双季稻。种蚕豆好处多，经济收入比双季稻大。蚕豆是豆科作物，根瘤菌可以固定氮素。青蚕豆出卖，价格比较高。青蚕豆杆子，翻耕到地下，是很好的有机肥料，种上晚稻一定会高产。还可以翻晒土垡，改良土壤。一季晚稻加蚕豆，肯定不会低于双季稻的产量。社员的劳动也不会搞得十分紧张，还可以抽出时间去搞一点家庭副业。二是种油菜和晚稻。一季油菜的菜花和菜叶，落在地上就是一次施肥。油菜籽大部分卖给国家，社员还可以分到一些，解决食油。菜饼可以肥田。社员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三是种红花草和晚稻。红花草养田最好，红花草田种晚稻，产量历来很高。上述三种方法，轮番实施，土地会越种越肥，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家庭副业得到发展，社员的收入也会增加。
第三种是少数社员的看法。他们认为，要种双季稻也可以，但应该先少种种看，成功后再种大田，这样比较稳妥。他们不赞成硬性规定扩种双季稻的面积，不赞成硬性减少蚕豆、油菜、红花草的种植面积。
小蒸公社在青浦西乡。这里地势低洼，每一个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2.4亩。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经过深入调查，仔细算帐，我认为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小蒸地区，60年代时种双季稻，前熟每亩可以收稻谷500斤上下，后熟可以收300斤上下，两熟共收入800斤上下。种双季稻都是高田。用高田种单季晚稻，每亩可收580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多收220斤。从表面上看起来，种双季稻可以增产粮食。但全面算帐并不增产。主要原因是：（一）多用了寄秧田，减少了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二）双季比单季每亩多用稻种40斤。（三）种了双季稻就不能种夏熟作物（豆、麦）。每亩少收豆、麦80至100斤。扣除种子，每亩实际少收60至80斤。
此外，种双季稻还有以下几项间接损失：（一）多用肥料。双季稻比单季稻至少多施15担人粪或猪肥，多用15斤肥田粉。（二）多用劳动力。这里劳力少，种了双季稻，在收早稻和插晚稻的时候，劳动力特别紧张。（三）双季稻长得很短，因此稻草也少。两季稻草合计，还抵不上单季晚稻。小蒸地区过去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很少。以前，一个种10亩田的农户，在冬季大约种7亩红花草，2亩蚕豆，半亩小麦，半亩油菜。去年双季稻增加到总面积的14%，小麦增加到占总面积的24%，蚕豆和红花草都种得很少。这样的安排，反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损失。
总的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一个地区无霜期不够长，人口少，耕地多，劳动力和肥料比较紧，种双季稻就得不偿失。在无霜区比较长，而且人多地少，劳动力和肥料比较充裕的地区，多种双季稻，可能是有利的。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每人不到一亩地，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一亩半，种少量的双季稻为宜；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好。种多少小麦，主要决定于地形的高低，取决于土质是否适宜。一般来讲，低洼地区不宜多种小麦。如青浦的东部地势高于西部，东部种的小麦，历年就比西部多一点，亩产量也高一些。上海市的上海、宝山、嘉定等县是小麦产区，这里历来多种小麦。但即使在这一类地区，也应当种一点蚕豆和绿肥，使土质不致变坏。
当地农民群众把种一茬红花草和双季稻，还是种一熟水稻加上一茬蚕豆（或油菜），形象地归纳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这在那个时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项调查，陈云同志很重视，他亲自主持讨论，归纳了基本观点。我与薛暮桥等同志一起写了专题调查报告《小蒸调查证明——这里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以我的名义全文发表在1961年9月15的《人民日报》上。
养猪和养鱼的争论
把原有社员饲养的母猪集中起来，由集体饲养，也是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
小蒸地区的农民，有饲养母猪的习惯。这个地区也是繁殖和盛产苗猪的地方。一般的农民家里，都饲养母猪。上海市在1960年曾经决定，把社员饲养的母猪集中起来，组织集体饲养场，以期增加产仔率，增加集体积累，刹住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决定下达后，小蒸公社建立了15个集体饲养场，社员饲养的母猪，全部集中到那儿去。每头母猪都作了价，以后由集体逐步偿还。由于这个决定说要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社员害怕戴上这顶大帽子，心里不满意，嘴里也不敢公开反对。
在调查过程中，社员们反映，现在集体饲养母猪，管理差，喂养不好，产仔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大下降了。因为饲养场用的全是商品饲料，成本大为增加。这怎能增加集体积累呢？他们担心，偿还他们的母猪成本，恐怕遥遥无期了。有的社员看到原来饲养的母猪，在泥潭中爬来爬去，感到心痛，真想把它领回去。
我们曾到其中的10个集体饲养场去实地调查。在饲养场里，仍然是农民家养的习惯，采用垫圈的方法，但是又没有垫圈的条件。猪圈里尿粪交加，成了泥潭。母猪的腹部和乳房，在泥水里拖来拖去。母猪睡觉的地方很潮湿。母猪和仔猪晒不到太阳，满身泥浆。饲养场的干部，很多人不动手，更不懂养母猪的窍门。这样集体饲养，其结果可想而知。社员养母猪，每天都要把猪舍收拾得千干净净，圈里比较干燥。母猪睡觉休息的地方，总是用乱草铺垫得高燥柔热，母猪和小猪睡在上面很舒服。每天喂的饲料都是热食，还有一篮子青草，嫩的吃掉后，剩下的垫圈。母猪产仔的时候，社员照料得更加细致，日夜守护。小猪开始吃奶时，社员根据他们出生的先后，把小猪安置到母猪乳头一定的位置，以免小猪生长不均衡。再说饲料，除了商品饲料外，社员都要喂一定数量的青饲料。春夏之间，就地割青草。在河里捞水草晒干，贮藏起来到秋冬时使用。这种水草清香可口，母猪最喜欢吃。他们精心尽力地饲养，成本低，产仔率高，死亡率小，收益大。这在集体饲养场是没有做到的。
我们还去了公社办的一个水产养殖场。在小蒸镇东南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湖泊，住有12户渔民。这个湖泊有一个进出口通外河。每年到了鱼的产卵期，大批游鱼从外河结伴而来，到湖里产卵。湖里鱼产丰富，足以维持12户渔民的生计。可是公社的副业科强制把渔民迁出，封闭了通往外河的进出口，办了一个水产养殖场。每年在湖内投入大量鱼苗和饲料，以为这样肯定会增加鱼的产量。但是，实际上鱼产量却年年下降。12户渔民的生活，还要靠国家救济。几年来，养殖场亏本达10万元。原因在哪儿呢？主要是干部不懂技术，又不和有经验的渔民商量。封闭了进出口，使外河的鱼不能进湖产卵。更没有把湖内的杂鱼清除，投放的鱼苗，大都让杂鱼吞食了。这样自以为是地领导生产，怎么能不“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呢！
“肚子饿了，只好早收工’’
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们走到小蒸镇的西市梢。就在集体饲养场的边上，有一片打麦场。场上排列着两台电动脱粒机，场边堆放着没有脱粒的麦捆，还有一些已经脱了粒的麦子，堆在那里。看来社员已经收工了。然而，已经脱粒好的麦子，为什么就这样堆在场上呢？时间还早啊！我情不自禁地走到场头，向几个尚未离开的社员打听起来。他们回答很干脆：“肚子饿了，没得力，只好早收工。”我问起他们吃多少口粮，他们说：“所有的口粮，只能每天吃一顿干的，两顿稀的，实在吃不消。以前农忙时，我们每天要吃四顿干的。现在领导向上级报产量，一年高一年。我们的口粮却一年紧一年。自留地和十边地都收回去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完，他们气呼呼地走了。
这次来调查的所见所闻，使我们感到：不到下面来，就不能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不能体察民情。不钻研业务，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指手划脚地领导工作，这种作风真是可怕！公社近在咫尺，对这种生产现状和社员情绪，竞熟视无睹，这是多么严重的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