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的实地视察和座谈会
4月下旬，陈云同志来到小蒸。他听取了公社的汇报，亲自到实地调查了三次。
第一次，先到抽水机站。陈云同志看了安装在船上的一部十几匹马力的抽水机。他说，这样的抽水机船，行动方便，投资少，经济收效大。既可灌溉，又能排涝，可以节约人力、牛力和时间。抽完水，还能用它碾米。这种农业机械经济实惠，很好！
他又顺便看了已经栽插好的早稻秧田。田里的秧苗，有些碧绿茁壮，而有些却还没有转青。同一天栽的秧，为什么成了两种不同的样子？他问了旁边的一个社员。那社员弯腰拔起一棵青苗和一棵黄秧说：“这棵青苗是用三个指头夹着秧插下去的。根系能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很快就转青了。这一棵黄的秧苗，栽的人不负责任，贪图快，是一个大拇指栽的，秧根朝天，叫烟筒头式的秧，转青的时间一般要迟7天到10天。由于秧苗参差不齐，以后的施肥用水、防病治虫都不好办，成熟期推迟，产量也会受影响。”有人在旁边补充说：“有的领导贯彻总路线，只表扬多、快，不管好、省。”第二次实地调查，先到供销社五金门市部。玻璃柜里放着各种五金器材和零件。营业员汇报说，这些都是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的零件和工具。在柜台上，还放着一台崭新的摇头电扇。陈云同志问道：“这电风扇有人买吗？”营业员笑笑摇了摇头。我们走进仓库，西边堆满了肥田粉，东边却放着五金器材。陈云同志问他们：“为什么这两种东西不分开贮放？这样堆在一起，五金器材不是容易锈坏吗？”
到糖果门市部时，看到橱柜内各色各样的糖果很多。有人告诉陈云同志：“这是给你们看看的。”还有一位公社干部也接着说：“你们来了，我们可交了好运道。食堂里宰了一头猪，饭菜的名目多了，价格也便宜了。”
我们经过一家鱼行时，看到盆里盛了几斤死鱼。陈云同志上前问道：“这些死鱼卖不掉吧！”鱼行的干部讲：“这里的鱼，我们马上就要送到章练塘水产公司分站去。下午还要从那里送到青浦。然后，再由青浦总站送往上海。”陈云同志听了很诧异，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城头上出棺材——远兜远转？过去你们怎样干的？”那个干部回答：“这是上级规定的。这样一兜，章练塘和青浦都可以得到5%的手续费。不过这样把鱼绕了一个圈子，活鱼也绕死了。加上运输费、手续费，价格贵了。过去不这样，一早渔民把鱼送来，鱼行马上送到三里路外的石湖塘火车站，乘早车运往上海，及时送到小菜场。上海市民可以买到活鱼，价格也便宜”。陈云同志听后说了一声：“现在的流通渠道不合理。”
我们走出鱼行，看到镇的河南正在大兴土木，一个年轻的女‘电工，在电线杆上架设电线。公社干部介绍说，那里正在赶建一座机械化的酿酒厂。这时有位同志悄声对我讲：“离这里不远的章练塘地方，镇上原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阜康酱园，里面各种设备都很齐全，现在闲放着不用。这里却又新建一个酿酒厂。因为是两个公社，经济不协调，各自为政，各立门户。这样做法，国家投资大，经济收益小。”另一位同志又接着讲：“西边还有一个新建的砖瓦厂，建成之后，国家没有煤给他们做燃料，挖土制坯会挖废良田。矛盾很大，一直没有开工，听说已经亏本20万元。”陈云同志一面看，一面听他们说，点点头，没作声。
我们继续向前走，来到离公社近在咫尺的集体饲养场，饲养场里到处湿漉漉的，脚都踏不进去。我们只好立在门口朝里看。几间猪舍都一样，湿得象泥潭。陈云同志生气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养母猪的，这能增产仔猪吗？”
第三次，我们从住地向东市梢走去，路过小农具门市部。这时一个农民跑过来，拿着一把镰刀，稍一使劲，就把镰刀扳弯了。他指着镰刀，质问营业员：“这种镰刀能用吗？”营业员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我们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看到有一处空着的房子。陈云同志问：“这些空房是做什么用的？”旁边一个干部答：“这里原来是集体食堂，现在停办了，房屋都原封不动地锁着。公社讲将来集体食堂还要办。所以，房屋、工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正在这时，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太太，急呼呼地从她的屋里跑出来，喊道：“廖陈云同志，我要报告你一件事。昨天晚上，我的老母鸡让人偷了，怎么办？这只母鸡每天生蛋，我靠卖蛋的钱，买些煤油和草纸。这不是要我的命吗？”陈云同志安慰她说：“我就通知公安局去查，查到送还给你。你向生产队借一两元钱先用。”老太听了说：“向生产队借钱，太困难了。借不到，麻烦。”说完生气地转身进屋去了。
这时，当年秋收暴动的农民军曹祥林，正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吃晚饭。我们向他打了招呼，他邀我们到他家里去坐坐。他老夫妻俩只住在一间小屋，床前一个小灶头，什么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自然地谈起了住房问题。曹说：“以前，我们兄弟俩住的房子还算比较宽舒。现在我们俩的孩子都大了，五六个都结了婚，窝在一起，就挤得不得了啦！”陈云同志问他：“家里还养猪吗？”他说：“没有地方养。想搭个猪舍，毛竹木头也买不到。种了双季稻后，连稻草也没有了。我自己屋后的竹园，让集体用光了，自留地和十边地都收去归了集体，养鸡养鸭受了限制，把我们搞得死死的。”我们一边谈，一边算计着，把三四十年前镇上的住房，和现在比较一下，究竟新建了多少呢？从东到西，推排一下，拆掉的有，新建的却没有。人口大量增加，房屋就住得更紧了。陈云同志问起：“镇上地主房屋不是没收了很多吗？”曹说：“地主房子全给公社用还不够。他们要办公室、会议室、家属宿舍，镇上供销社的房子，还是借用老百姓的呢！”他又接着讲：“公家用出的钱很多，一个窑厂亏本20万，一个养鱼塘亏本10万，酿酒厂还不知要花多少钱。你们再到东边看看，那边原有一个轧米厂，蛮好的轧米机把它拆散了，丢在外面场上不管，又去另搞一个碾米厂。真是瞎指挥！这些意见，大家都不敢提，怕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只好憋一肚子闷气。’’
几天来，陈云同志听了汇报，作了实地的视察。他虽然没有表示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但是他已感到，要把农村经济搞活，必须使农林牧副渔有个稳步发展，使得农民的吃穿住用等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他提出的很多议题，都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陈云同志深入细致地考虑、斟酌了两天之后，召开了一系列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小型座谈会，认真地研究分析了这些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第一次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问题。青浦县长、公社的三位书记和一些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参加。会议开了两个半天。
第二次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养猪问题，也开了两个半天。座谈会后，公社于当日下午立即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饲养的母猪，统交由原饲养户领回。”农民们在领回自己的母猪时，看它们瘦得可怜，脏成这样，难免心酸。把母猪赶到太阳下，用稻草揩干污泥。一头头母猪似乎也认识它们旧日的主人，摇着尾巴亲昵地跟着主人回去了。
第三次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自留地问题。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这对增产一些粮食、瓜菜，补充农民的口粮和家畜饲料的不足，发展家畜家禽，鼓励种竹等，都有好处。所以这个座谈会格外热烈。也开了两个半天。
第四次座谈会，讨论干部作风问题。会上，揭发、批判了大队长丁某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并报请上海市委处理。后经市委决定开除丁的党籍，撤销职务，并在郊区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宣布和印发了文件。那个被诬害的贫农，经县公安局复查，及时在大队当众宣布给予平反，解除管制，恢复自由。公社三个书记用集体劳力和饲料养的四头肥猪，由公社张书记当众宣布，归集体所有。
还有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和征购任务等问题，都分别开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都由薛暮桥同志整理成书面资料。
毛主席说：青浦调查很好
我们结束了在小蒸公社的工作，随陈云同志到杭州、苏州去，进一步调查研究。小蒸公社的未了事宜，统由陈丕显同志处理。
我们一行到了杭州。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召集了嘉兴地区的各县县长，研究了杭嘉湖地区情况，认为和小蒸公社基本一致。
我们又到了苏州。地委召集各县农业县长座谈了两天，也一致同意陈云同志在小蒸公社的调查报告意见。
7月中旬，离开苏州，我们又重返杭州，把原来整理的书面材料加以补充修正。
我们回到杭州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陪朝鲜金日成同志，也来到杭州，同住在杭州饭店。陈云同志把调查的情况向周、陈二位总理作了通报。他们很赞成，都有同感。这时，毛主席也来到了杭州。陈云同志又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说：青浦调查很好。指示陈云同志先向浙江省委、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口头传达，等回到北京，文件交由政治局讨论后下发。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陈云同志先在浙江省委会议上传达了精神。柯庆施同志召开了上海市委常委和市政府有关局负责同志的会议，陈云同志也在会上作了传达。后又在江渭清同志召集的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报告。在传达和座谈中，到会同志都队为陈云同志的意见很好，符合实际，切中要害，措施是得力可行的。
陈云同志在上海传达后的第二天，柯庆施同志找薛暮桥、我、周泰和和陆铨生谈话。他沉着脸说：“你们这次调查太右了。你们提出双季稻面积不要超过耕地面积的20%，太右了。”他还进一步说：“双季稻的面积不仅是20%的问题。今年我们在金山县试点，明年要推广三熟制。你们太落后了。”“私人养母猪是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集体养母猪，可以增加积累，增加集体财富。你们的想法太右了。我请你们去郊区看看集体饲养场。”一时，气氛很沉闷。陈丕显同志当时在座，不作声，不表态。柯只得说：“明天你们去看看，回来再谈。”
第二天，我们去看宝山县的两个集体饲养场，又看了嘉定县马陆公社集体饲养场、县农科所的养猪场（也在马陆公社）。隔一天，我们又看了上海县马桥公社的集体饲养场。第四天，柯又召集我们谈话。他问：“这两天，关于耕作制度问题，你们调查了没有？”我们回答：“没有！”他问：“你们看了集体饲养场，好不好？”几个人都不吱声，望着我。我回答：“四个饲养场，马桥五六百头，其他三四百头，养得不错。嘉定县农科所的养得少些，也还好。”我迟疑着，没讲下去。他盯着我追问：“这些经验能不能推广呢？你是当地人，你讲讲！”他用手指着我。话不投机，我本不想多讲了。但他咄咄逼人的语气，反倒激起我心中的一种冲动：“柯庆施同志，我认为这种经验难以推广。”“为什么？”“你在江苏工作时，曾经也搞过这样的集体饲养场，在泰兴县黄桥韩何村，那个经验就无法推广。我和国家农委主任廖鲁言同志一起去看过，看了一天，作了仔细的了解，总感到那种经验推广不开。”他紧接着又追问：“为什么？”“他们的条件太优越了，韩何那里有一个酒厂，工厂原料是国家提供的，工人有固定工资收入。酒厂出来的酒糟是精饲料，猪喜欢吃，当然养得好。别的大队哪有这个条件呢？这两天看的四个饲养场，也都条件好，不是有酒厂，就是有糖坊。上海每天还送两吨菜皮。嘉定县农科所没有那些条件，100头猪养得就差一些……”他打断我的话，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是从右的方面看问题，不是发展地看问题！”一脸发脾气的样子。这样，就没有人再讲话，谈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反对陈云同志从实际出发的农村调查，但他又不和陈云同志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后来，陈云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平静地说：“‘公私并举，私养为主’，这是中央确定的发展养猪的方针。这个方针，中央没有变。他改了，搞以集体为主，那要经过中央同意批准。”陈云同志的作风
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非常深入细致。陈云同志经常对我们说：“调查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向他汇报，都要有根有据：材料哪儿来的？听说的一一听谁说的？亲自了解的一一从哪儿了解的？都要说得一清二楚。假话在他面前是蒙混不过去的。
在小蒸公社时，他身体不好，医生规定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工作的那半天，他聚精会神，毫不马虎。他对待工作很严肃，但待人很热情、风趣。座谈会上，他总是发扬民主，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启发大家各抒己见，热烈争论。会场气氛活跃，笑声满屋。
他工作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从具体问题深入到重大课题，由个别现象联系到全局。一切不从书本或马恩个别语录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凡事替群众着想。由老太丢了老母鸡的事，联系到要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曹祥林的一席话，使他想到社员的自留地。从鱼行的一盆死鱼，他考虑到商品流通渠道。
陈云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也是感人的。这次下去调查之前，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特殊化，要坚决谢绝送礼和请客吃饭。在农村期间，我们天天在外面跑，感到28斤定量不够，向他报告，希望能增加口粮。他不同意，说：“人民正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同甘共苦。”最后，他只同意在早饭时加一两馒头，但粮票由各人自己拿。。
他不仅对我们要求严格，自己也总是以身作则。在小蒸调查期间，他的伙食十分简单，每顿饭只有两小碟子菜，从没见过大鱼大肉，从不见他吃零食，不见他抽烟喝酒。除了规定的之外，他从不要求额外照顾。只有一次，他看到我们做了一些红烧黄鳝，说：“好久没有尝到了。”夹了几块去尝尝。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也仅是听听评弹。
他的生活朴素无华，几十年如一日。从我1927年认识他起，就是这样。1952年，他在上海，我去看望他，张学恭先生、赵祖康先生已在座，他特地给我作了介绍。他不忘故人相助，对张老先生感谢之意，溢于言表。但吃午饭时，他只是让加了两个家常菜。还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到他家中看望他。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很简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角是办公桌，桌上两部电话，桌旁边一张坐椅。屋子的另一角，两张沙发，中间一张小圆桌。再就是一个衣架。谈话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他坚决留我吃饭。在他家里，于若木同志、孩子的伙食和他是分开的，他们和秘书、警卫人员一同起伙。那天，于若木同志从楼下给我拿了一份饭菜，我们边吃边谈。陈云同志的保健菜是几小块鸡。他给我和于若木同志各夹了一块，请我们吃。我开玩笑说：“我们吃了，不是剥削你了吗？”他哈哈大笑：“不要紧，不要紧，这点还剥削得起！”
解放后，我和陈云同志来往比较多了。到北京，我去看他。他来江苏，总把我叫去。汇报工作，交流思想，谈新叙旧，甚为关怀。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我收到他一封亲笔信。告诉我，中央在庐山开会，他因身体不好，中途请假下山…一寥寥几行字，倾注多少关心和爱护呀！他知道，像我这样讲一点实事求是又很执着的人，在当时那种“左”的政治气候里，很容易成为某些人的靶子！“文革”动乱中，他也靠边站了。动乱以后，我身体不好，双目失明，不便去北京。他每次来南京，仍是叫我去，和军区、省委领导同志一齐见面照相。1986年，他将亲笔手书的唐诗送给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当年地下工作的联络暗语，我想，他是借此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先烈吧！
青浦农村调查距今已经20多年了。调查报告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可能已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的今天。但是，陈云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替群众着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政治品德和朴实无华、艰苦奋斗的高尚风格，永远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