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革命家风
五六十年代，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中央经常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周恩来同志多次告诫大家，革命干部家庭的后代，不要成为八旗子弟。毛主席则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确实，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做了执政党，大权在握。和平时期的生活，很容易使人养尊处优。不少同志还有理论依据：革命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老百姓生活都好了，我们也用不着再那样艰苦了嘛！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小生活在农村，13岁到上海做学徒。我的家乡是鱼米之乡，比老根据地的山区，自然条件好多了。但是，农民的生活、劳作仍是十分艰辛，加上阶级剥削，大部分农民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及到了上海，听到更多“富不过三代”的事情。爷爷那辈艰苦创业，挣了一份家产，搞了一块产业。儿子一辈尚可守业。到了孙子手里，或是不善经营或是吃喝玩乐，二三年就败光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打下了江山，夺取了政权，不容易啊。我们这一辈自当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终身，这是我们的信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预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四代身上。应当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弄不好就可能成为现实。社会是以每个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树立革命的家风，对发展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啊！解放后，我的第一任工作是回家乡任松江专署专员，辖现今上海周围10个县。听说士绅们夹道欢迎，我却带了警卫员，穿着布鞋，从另一个门进了城。人们从这件事中感到：“世道真是不同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天壤之别”，很快增加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此后，不管在哪里工作，我都是粗布衣鞋，粗茶淡饭。搞地方工作，搞农业嘛，戴上草帽，卷起裤腿，田里陌间，日晒雨淋，总是免不了的。坐在办公室，怎么知道人民疾苦，怎么了解农作物长势呢？几十年来，在住房、汽车、级别、工资等问题上，我从未向组织上伸过手，开过口。不仅如此，我对世清要求也是严格的。1956年，世清在省农林厅任处长。大约1958年，组织上调了一批干部读大学，世清选读了农学院，兼做调干班支部工作。学成后，她自愿到农科院工作。她在我手下，二次提干升级时，被我压下了。很多同志不理解，认为她的资历和工作成绩都可以优先考虑。可我想，要多为别人着想，机会让给别人吧！世清后来也支持我。
到了5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尖锐了。当时，我还不是都弄得很清楚。但是，说假话吹大牛盛行，不少正直的人蒙冤，某些小人得势，这些现象引起我的深思。我抱定一条，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做人做事都要讲党性讲良心。淡泊名利，勤恳工作，多为党、国家和人民做些实事吧。至今夜深人静，扪心自问，我颇以自慰，自感无愧于党和人民。
我的几个孩子，我都比较满意。大孩子出生后即托付给海安的仲安、仲英夫妻。那时苏北农村生活很苦，三年二头闹水灾，又是国共拉锯地方。孩子大约三四岁时生了天花，那时几乎必死无疑。但在他们精心照料下，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发大水，水淹到房顶，水面上飘着白色芦花，他们撑一条船，带着他逃难他乡。一次有人告密，说有个共产党干部的儿子在他们家里，派兵来抓。他们在后墙上挖了洞，只身带孩子逃了出去。刚解放，他们把孩子送回来，说：“首长，孩子我们没福气要，替你养着。现在交还你吧！”我很感动，想不要了，他们不容易啊！二孩子出生后，一直随军，在部队的叔叔阿姨照顾下长大。行军时，饲养员的担子，一头是文件，一头是他。三孩子是大军南下渡江前过陇海线铁路时生的。他们的生命、成长都离不开党，离不开人民和军队。不能忘本，我经常用这个思想教育他们。
刚解放的那几年，我姐姐宝娥身体尚好。每年都到南京来看我，带来家乡的年糕，还有汁豆。那是用毛豆加了调料做的，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1927年我被关在青浦城隍庙时，只有她来看我。解放后，她每次来南京，我总是很高兴。工作再繁忙，也要抽空和她谈家常。有一次，她有意见啦，对我讲：“现在你做官了，经济也好了，你看给孩子穿的什么？衣服裤子还打补丁。你要没钱，我给他们买。”她真的动了气呢！以后，她又说了好几次。她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问她：“亲友有困难，过去的战友部下来找我，我小气过吗？’’“没有，蛮爽气的”。“这就是了。你还记得家乡的一句老话吗？”我一字一句地讲：“富不过三代啊！”她听后默默不语。以后她尽管有时仍看不过去，终再没讲过。50年代，那时部队、地方的干部子弟学校不少，我没让孩子们去。弟兄三人上小学，都在附近叫西八府塘的小学。据说那地方在清代时，曾有八个王府，可那时已荡然无存。
时间真快，转眼间到了60年代，三个孩子都上初、高中了。那时，我已把家搬到城外。孩子们上学在大行宫，离家10多里路，是很普通的第二十六初级中学，不是名牌，也不是重点。那时，5路公交只有2辆破旧不堪的车，中途的卫岗又高又长，经常爬到半坡就赖着不走了。他们天不亮就起床，车不走了，他们就步行，从不迟到。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那时有一辆专用的黑色福特牌轿车。可是我从不让他们“捎脚”、“搭车”，为的是让他们在思想深处，不要有丝毫的优越感，要和老百姓一样。年轻时要历艰辛，经挫折，否则一事无成。孩子们很令我欣慰，学习好，品质、身体也好。大孩子初中毕业考试，七门课，六门100分，一门99分。后来，他们凭能力都考入南师附中。这是一所省属重点，干部子女比较多了。我更有意识地教育他们。那几年，每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把炉子点上，不打牌、不推麻将，而是召开家庭生活会，气氛很民主。孩子们各人汇报情况，包括思想、学习、工作、抱负和苦恼。我则讲新中国来之不易，鼓励他们的进步，重点提醒他们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孩子班上有省委、部队领导同志的孩子。我常问他们，是不是就你们几个抱在一起，和别人合不来呀！有一次，孩子到江宁县、八卦洲同学家去，回来讲了不少农村的事，我大大夸奖了一番。我要求他们劳动，不论酷暑、寒冬，都要求他们在假期报名参加校办农场劳动。那时教育方针很清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各个学校在搞好教学同时，都办了校办农场，作为学生实习和劳动的地方。二十六中校办农场，在江宁县一个叫杨宴桥的地方。孩子回来讲，他是第一批创业者，一个破庙，原来养牛，稻草有三尺厚，里面有很多蛇。他们收拾干净，撒上石灰，安顿下来。又开了荒地，种了菜。他们在河里洗澡，在油灯下联欢。拖着板车，一个来回就是几十里。晒得黑黑的，瘦瘦的。我听了看了，觉得孩子们大了。有一年夏天，孩子在家。我让他到农科院试验地里去干活，收割玉米。南京的夏天热得叫人难受，坐在那里，汗流不止。在烈日下的玉米地里，那滋味我不是不知道，但我认为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他一千就是两个星期。
大孩子也坐过我的一次汽车。那是在1963年，他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全市挑选了四五百毕业生，经过体检，参加统考，只录取了9名。我当然很高兴。这个孩子在高中，每个学期都是品学兼优，代表应届毕业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到军区二招报到那天，我正好在三O七省委招待所开会。破例，我让他搭了车，让司机送到山西路。事前，我第一次带他上街买了一只帆布箱子，30元，又给了他30元零花钱。远离家门，好男儿志在四方。我有点动了感情，讲了他们大哥的事。我前后共有5个孩子，都是儿子。大儿子叫顾涤新，17岁就跟我参加了新四军。1940年，18岁时在阳澄湖畔牺牲了。二儿子没及起名，冻死了。我希望他像涤新大哥那样，为党为人民尽力献身。在部队发通知书之前，省高教厅厅长王韦平同志告诉我，你孩子让军工学院选上了。可是我回来后仍问他：“能考上吗？”他说：“能”。“考不上怎么办？”“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修理地球去”。由于孩子经常参加劳动，我认为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不是空话。
196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将军和儿子》，报导了解方将军教育儿子解延风参加劳动，深入实际，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事情。我看后，心情十分平静。我努力建立的革命家风，和中央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孩子从哈尔滨写信来，说他和延风在一个支队。我鼓励他好好学习，刻苦磨炼，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他们的教育是正确的。十年动乱中，我和世清受到“冲击”，三个孩子都能较好地渡过这段人生。大孩子从哈尔滨军工学院“降级”分配到沈阳当工人，他主动选择了最艰苦的岗位，一千就是10年。他讲，毛主席说不吃苦怎么能当左派呢！利用这段时间，他读完了20多本马列原著，研究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精神状态很好。1964年，二孩子被选送出国学外语。回来后分到总参某单位，也因政治不“合格”，重新分到吉林小丰满电厂当工人。他踏踏实实工作，得到工人师傅好评。三孩子上山下乡闹革命，到淮安施桥，住牛棚子，喝“三鲜汤’’，整整插队8年。他买了几根银针带下乡，竟然深得农民欢迎，针灸技术远近闻名。深更半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叫，起来就走。几次在田里干活昏倒。现在，风风雨雨，我老了，他们成熟了，我甚为欣慰。1982年，大孩子所在的科研所，因故要迁贵州。所里不少人都改了行，折腾了一年多。大孩子提出要去省级机关工作，我起初不同意，对他讲，人要有一技之长。后来决定去了，我和他约法三章：（一）不准找老同志拉关系，不准开后门；（二）自己凭能力干，组织使用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三）要有一技之长，不要混日子，不当“万金油”，不争权夺利。孩子严格照此办理，从不拉关系。他现在当了处长，在尽心尽力地为党的事业工作。我知道，只要哪位叔叔阿姨出来讲句话，对他的仕途无疑大有好处。但这不符合我们家的家风，不符合党的优良传统。
我年岁已高，孩子们都尊敬我，孝敬我，我心已足。他们都能直面人生，都经过挫折教育，都在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都有些成绩，这真是我所期待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表明态度。
“文化大革命”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遭遇到的一桩最大的祸乱。它牵连之广，时间之长，为害之烈，空前绝后。它扰乱了党心、军心、民心。尤为使人痛心疾首的是，很多胸怀大略、对党对人民卓有贡献、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如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被迫害致死。不少造诣深远、蜚声中外的学者、专家，被逼得含冤而逝。大批为人尊敬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被迫害饮恨辞世。为害长达十年的动乱，铸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揪斗了各级领导，否定了一切。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这派对那派，群众对群众的斗争。搞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生产陷于停顿，工农业急剧下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党和国家危亡紧急之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挽狂澜，拨正了革命航向。林彪叛国摔死在外蒙，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法办。这才使社会主义革命转危为安，党心、军心、民心始定。之后，党中央大刀阔斧平反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决而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的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重新确定国防建设方针；调整对外方针，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确定了用“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科学构想；坚定而有步骤地改革干部制度，加快推进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新老交替进程；确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整顿党的组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现在看来，这些决策和措施大都已见成效。这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依靠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结果。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全力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为党重新获得巨大生命力欢呼，为党的事业取得每一个成就由衷地高兴！
时至今日，“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尚未得到完全的补偿。这有待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