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到的迫害
1971年秋天，我的大孩子被允许前来探视。5年多了，他们采取“回避”政策，没来看我。那天谈了很长时间。当他询问我具体遭遇时，我十分感慨，告诉他：“用一句话讲，杀敌一万，自伤三千。”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尽了“四人帮’’党羽的迫害，被揪斗、隔离、疲劳审讯、逼供等，进而发展至关闭在地下室，施用“喷气式飞机”等酷刑，并加以不断的大会小会批斗。除此而外，还以冻、饿，强迫重体力劳动，抄家、扣工资（每月只给13元伙食费）、冻结存款，限制伙食，有病（当时我眼疾很厉害）不许去医院治疗等种种手段，进行人身迫害。还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我真想不通，几十年历经艰险，两度遭反动派逮捕监禁，被吊打坐老虎凳，几次差一点牺牲了生命。想不到今天又受监禁、刑讯的灾难，多次被戴上高帽子游街。过去为革命吃官司，虽苦犹荣。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辜遭迫害，奇冤大辱。然而，我却因此明白了过来：过去遭到国民党逮捕，因坚持了革命者的立场，所以刑满归来时，广大群众才热烈地欢迎我，更加信任我。想到这里，我坚定了意志，坚信坚持真理必定胜利。“四人帮”颠倒黑白，倒行逆施，否定一切，终会遭到人民唾弃。于是，我什么也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我都受得了。
在我被揪斗的1968年的春天，造反派忽然说，4月24日要解放我。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果然，在那天早上，看管我的人说，今天召开全院大会，要我去认罪。当我走出关押的地下室时，被“红总”的四个人，如狼似虎地揪住坐“喷气式飞机”。我被押到会场，四周特别的寂静。大会主席是“红总”的头头姓王的。他盛气凌人地点呼着被批斗人的姓名，拍桌高喊：“把顾复生绑起来！”于是有人蜂拥而上，先把我掀倒在地，七手八脚地五花大绑。我被押上汽车，犹如一个临刑的犯人。汽车经由中山门、中山东路、新街口，又向南折向中华路。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拉到雨花台去。行啊，要光荣啦，和先烈们躺在一起吧！然而，汽车又转回大行官，把我押到“总统府”大院。
当时，这个大院是造反派的“省公安局”，是一个行凶打人最厉害的地方。听说，这里押进的新人，一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先挨一顿皮鞭。这就是《水浒》上所说的那“煞威棒，，吧！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算侥幸，未挨皮鞭，仅把身上的钱和表搜去，关在后院办公大楼的档案室空屋内。这时我发现附近的房间已关押了一些人，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看守。一人一间房，屋内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倒也自在。下午3点开饭，每人一碗稀饭（一天两顿稀饭），不管你吃饱吃不饱。我因饭太稀，气得没有吃。造反派见状训斥我说：“这里就是这样！不吃。饿死你，活该！”第二天，我又被转到小营，押在南京军区司令部。省委书记、省长及一些领导人都已被关在那里。仍旧是每人一间房，内有床铺桌椅等。这时，我已一整天未进食了。到司令部后，待遇不同，居然吃上了小灶。大概有一个月吧，小灶被取消，又变成犯人的萝卜干饭。在军区司令部，我一直被禁闭到1969年春。在这年的4月，被押往句容县石山头干校第三大队劳动。1970年我开始喂猪，只能养好，不许养坏，还要做到穷养猪。我每天要到三里外去挑山芋藤和水浮莲，加工后喂猪。那时我已年近古稀，每天还得挑七八十斤担子。1971年改放鹅，每天清早起床出去，太阳下山归队。中午，在外面吃两个冷馒头。涉水爬山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1972年又调我去养鸡。在这期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毛主席开始为一些老同志讲话，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是，在干校里，造反派利用投降派，加紧对我进行诬陷和迫害。这些投降派，过去也是当权派。但他们靠诬陷好人，藉以摆脱自己。一旦被造反派利用，受宠若惊，特别卖力，凭借“政治经验”，捕风捉影地胡说乱讲。对我进行迫害时，不仅重弹“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老调，还企图恶毒地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们强迫一些人，揭发公布我的所谓“罪行”，口头说还不行，要他们写成黑材料。然而，始终是没人讲，也没有人写。同时，他们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人身搜查，诬陷我藏有杀人凶器。搜查时，还带来了公安人员。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赶快把杀人凶器缴出来！”我说：“没有！”他们查获到我补衣用的小剪刀和针，竟指着这些日常用件说：“这不是杀人武器吗！”我说：“这是我打了报告，你们替我买来的！”他们哑口无言。一天早上，这个投降派找我去谈话。只见他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说：“你的问题，暂时搁一搁。什么时候审讯，再告诉你。”这个家伙一向盛气凌人，这种突然的变化，我不禁为之愕然。离开办公室，看到很多人在食堂门口看大字报。原来有人揭发他是“五一六”的头头，要他立即滚出来，听候审理。这个投降派只好卷起铺盖下来了。见了他，所有的人均报以白眼，在背后笑骂他。这是投降派应得的可耻下场。我不要“交待好”
1973年夏天，我获准回家。在离干校前，第三大队支委会派人和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受支委会的委托和你谈话。支委会对你作了决定，现在对你的审查工作已经结束，你解放了。在审查期间，你有‘三好’，就是劳动好、学习好、交待好。”他说完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严肃地向他提出：（一）所谓三好，我只有两好，就是劳动好和学习好。至于交待好，我不要，也不同意。在交待中，说我和黄金荣的那一节，完全是虚假的，并无此事，我已多次声明过。（二）说我是大叛徒、大特务，我坚决不接受。两条意见，请你向上反映。
迫害致病之后
在1973年，也就是在干校劳动第4年的3月间，我始获准回南京治病。首先是去工人医院眼科检查，结果，我的双目都患了青光眼，已到了中期。医生责怪我，对自己太不负责，为什么不早点来医治？现在已经迟了，到了后期就会失明。他告诉我，这种病是由于极度气愤而导致的。当即决定住院治理。那时我的眼压已升高到50度左右（正常眼压是21度），两眼的病况，右眼重于左眼。住院后，每天开始滴匹鲁卡品药水三次，但效果不大。改用肾脏腺素药水后，眼压才逐渐稳定。在工人医院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又转至省中医院眼科治疗。经过为期6个月的治疗，我的眼疾只能维持现状。我意识到，眼睛迟早要瞎。因此，趁我尚有一线光明的珍贵时刻，把我要讲的话，值得回忆的事，用文字写出来。我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写作，写了三年。及至1976年，已不能再写下去了，两眼仅剩微弱的余光。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一本《流芳百世》初稿，把我所了解的，和我并肩战斗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同志的生平和业绩，如实地写出来，交给了我的家乡青浦县政府。这也算对他们在天之灵的一个告慰！这年，我忽然发现自己尿血。去医院检查后，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好在当时我的“尿血”是间发性的，两三天也就不药而止。1979年冬，我回了一次家乡。在县人民医院泌尿科检查后，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我是前列腺肥大。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癌。为了进一步确诊，我到上海中山医院进行了详细检查。两次膀胱镜深入检查，都因尿道裂开，流血过多，检视不清而未得结果。但证实了我的前列腺肥大症。我在中山医院住了40天，医生要为我割除前列腺。不过对手术后“尿血’’问题能否解决，未作论断。那时的中山医院比较混乱，我没同意。嗣又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检查，也确诊了我的前列腺肥大。至于“尿血”根源，同样没有任何说法。返回南京后，这病一直拖延着未继续进行医治。
1980年的夏天，进行干部体检时，我的青光眼疾已进入后期，无法挽救了。“尿血”问题需要再抽血查验，前列腺肥大肯定是良性。就在抽血检查回来这天午饭时，我忽然感到右手举箸夹菜失灵，意识到可能是脑血栓。于是把我送入工人医院急诊，可是没有空床位。后向南京军区总医院联系，当晚10时才入总院。恰巧那天是周六，医生都回家了，未能及时挂瓶输液。周日医生又不上班，只好眼睁睁地听从病势发展。周一的早上，也就是我住入医院的第三天，值班的医生对我说，挂瓶的药水没有。我即向省政协求助，他们打来电话说，下午2时前一定把药送到。上午11时左右，行政科长把药送到医院，这使我很感动。药虽到了，下午仍未挂，又拖了一天。星期二的早上才开始治疗。部队医院这种不急不忙的作风，令人费解。我在部队时是领导医院的，今天受到部队医院这种待遇，叫人哭笑不得！这时，我的病情已发展到整个右臂不能动弹，五指弯曲不起。前后挂瓶输液一个月，才使我的右臂功能渐能恢复活动，但仍然乏力。我这样输液吃药，住了半年。
1981年冬，我的脑血栓病渐有起色，右臂能动弹了，虽不十分自如，生活尚能自理。但前列腺肥大增长，小便次数频繁，日夜竞达40多次，病情恶化，已有轻度尿中毒症状。一位颇有造诣的老中医讲，我这病已无可救药，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了。工人医院医生说，必须动手术，但又说明年三四月才行，现在天气冷。然而，我的病不能等到明年呀！正在这十分焦急时，有位老同志建议我去鼓楼医院找周志跃医生。这年12月30日，那天正是星期一，经周医生仔细研究，决定我当天住院。下午他就为我作小手术，先把膀胱积尿全部放掉。1982年1月14日正式动了手术，割除前列腺。至3月18日，伤口愈合，霍然出院。
在手术期间，省委非常关心。我已80多岁了，这样大的手术有没有危险？省委请包厚昌同志组成医疗领导小组。周志跃医生说，危险性是有的，但问题不大。省委办公厅陆军同志每天来了解情况，及时汇报。省委门诊部专门选派了护士小黄，到医院来特别护理。组织上的关心无微不至。手术后也曾碰到困难，刀口长期不愈合。周医生说，日本有一种新的排尿导管，效果很好，可惜医院没有。为此，省委电托我驻日机构代买，很快送到南京。这个导管确实好，排尿爽，痛苦少。我和周医生很高兴。我感谢周志跃医生，他不仅医术高明精细，而且处处为病人着想，早、中、晚三次视察病房，他都躬亲为之。外出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即赶到病房看望病人。这种治病救人的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感，多么难能可贵！
我是在手术后第6天开始拆线的，10天后全部拆毕，一切都按周医生的安排进行。这次手术的顺利完成，有三条经验，一是自己的决心大，二是周医生医术高明，三是领导的关心和组织大力支持。
从这以后，我小便恢复正常，睡眠也好，身体一年比一年好。就拿1985年来说，整年未住过医院。现在，我双眼虽已失明，但“尿血”已没有了。目前在药物控制下，我的脑血栓症三年未曾复发。仅存的是糖尿病，节制饮食加以控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否定了“四人帮”党羽所诬陷我的不实之词，维持了江苏省委1954年整风时所作的结论。发还了我的银行存款，恢复了名誉和一切政治待遇，正式参加党组织生活。这个期间，我前后担任了省政府顾问和省政协副主席。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关于我1927年8月到1939年2月的党籍问题，仍悬而未决。
1979年春，省委组织部派人来家里看我，对我说：“我们看了你的全部档案纪录。你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光部队就带出好几千人。但总的来说，你好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有的话，你提出来把它彻底解决。如果没有，你要明确表明态度。’’我告诉他说：“有个问题，就是1927年8月到1939年2月的党籍。20多年了，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因为我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他说：“请你立即向省委报告。”当即我就写了报告，明确要求：撤销1978年4月省委的决定，恢复我1927年8月到1939年2月的党籍。“文革”之后，抗战时期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同志已彻底平反，担任上海市委纪委领导工作。他在中央开会时，和江苏省的同志谈了我的党籍党龄问题，并请他回来向省委汇报。还有，原抗战初期任青浦工委书记的顾德欢同志也写了书面报告。1984年4月，省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同意我的报告要求，上报中央组织部请予批准。
1985年6月5日，中央组织部复文：经中央批示，同意江苏省委的复查报告。为此，江苏省委于同年6月21日发出通知，恢复我1927年8月至1939年2月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8月算起。这是我晚年最感快慰的一件事。
彻底破除旧的思想残余
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摧毁了两干多年的封建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旧的制度被摧毁了，然而旧的思想意识仍然存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由“渐变”到“突变”，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这种变革不可能自然发生，要我们继续努力。所以破除旧的思想意识，也是当务之急。
当前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大都具有一定的科学的新思想。然而也有些意志薄弱的人，抵制不了旧的思想意识的侵蚀。我们每人都要碰到婚、丧、喜、庆，有人反对火化而迷信土葬；有人喜庆结婚还要选择黄道吉日，甚至要为男女双方算命排八字。人死了请僧道超度，焚烧纸钱，搞迷信活动。这些旧的思想意识残余，腐蚀了人们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对社会、对当事者都没有好处。说严重一些，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
我是个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人，也是一个深受其害的被压迫者。1920年（那时我20岁），我第一次结婚，家里生活很困难。我请张三拜李四，约了一个160元的会。算了一下，要8年才能还清。婚后家庭分炊，各立门户，还得抽还会本，弄的我寝食不安，十分苦恼。后悔结婚早了，跳不出来。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有的人十六七岁就结婚，装穷面子而负债累累。那时我囿于思想觉悟，不懂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全国解放后，有关社会改革方面，按党的要求开展对旧思想意识残余的斗争，我无不从自身做起。1949年我在松江行政专员任内，家中堂兄来信，要安葬父辈暂厝的棺木。葬地已买就。我工作忙，可以不回去。不过，两个孩子要回去参加这一慎终追远的典礼。我恐他们藉事铺张，特去信告诫：一切从简，不可请客收礼及搞其它迷信活动。两个孩子尚幼小，不回去了。为此，我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很关心，补助了400斤大米。
1973年，我的前妻马小妹在家乡病故。得信后，我去信要他们不准收礼，实行火化，以免浪费。家乡公社党委何书记大力支持。火化后在大队开了追悼会，参加的除亲友外，附近农民也来了很多。这在家乡尚属创举。群众反映：葬礼简单，有纪念意义，省了土地也省了钱。经此倡导，后来很多死者火化，为移风易俗起到了积极作用。亲属们把已收的礼物交给公社，在干部会上作了处理，礼金分别退还原主。现在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解放也近40年了，但旧的思想残余还在泛滥，这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听报道，居然还有少数党员干部在丧葬时，搞大出丧，宣扬迷信，大摆筵席，铺张浪费，藉机敛财，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现在乡镇农村丧葬喜庆大收财礼之风十分严重。小孩满月、周岁、生日、姑娘过20岁，都要收礼铺张。这应当引起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的重视！
我的三个孩子结婚时，都是从简办事，不收礼，不办酒。我们共产党员应该以身作则，倡导勤俭持家，把旧的思想意识残余大力扫除干净。
最后，我再谈谈个人天年后怎么办。我认为，春去秋来、万物凋谢和人从生到死，都是自然规律。人生如朝露，生焉不足喜，死也不足悲。所以，我嘱咐子女要珍惜宝贵人生，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继承我未尽事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以补我的生前不足。
我已年近90，不能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有些事想得到，做不到了。在办理我的身后之事时，让我再为党作一次以身作则的宣传吧！我谢世后，我的家属和子女要遵照以下几点：（一）不发讣告，不发通知，不登报，也不要举行追悼仪式。（二）火化时，随身衣着即可，不必更新。（三）不要收受花圈、礼金、挽帐等。（四）骨灰可分成两包，一些撒在农科院的水库中，另一包放在我的家乡——青浦的烈士墓旁，藉以表示我身后对人类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对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战友们的拳拳之心。
结束语
经过5年多时间，这部回忆录终于完成了。正好，今天又欣逢我加入中国共产党60周年。
记得60年前风云突变，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家乡人民掀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要求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的群众运动。
那时，风华正茂的我，躬逢其盛，热血沸腾，乃与家乡有志同俦顾达珍等，在陈云、夏采曦等同志影响下，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求自由求解放而奔走呼号，发动广大农民一起踏上艰苦复杂的革命征程。1927年8月26日，为了反击“四·一二”反革命白色恐怖，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喜悦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会后，我默默地思索，今后该怎样忠诚于党，不惜牺牲，忘却自我去为党的事业奋斗。
现在，整整60年过去了，我这个没有取得文凭的“大学生”，自问可告慰于党和人民。而今我年已耄耋，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记录真实史料，我克服了巨大困难，写下了所经所历。今天，我用这篇实事求是的回忆，向人民作一次总结交待，藉以纪念我入党60周年。
1987年8月26日
后 记
不觉间，时间到了1990年。
自1987年8月，书稿初成之后，我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该办的事都办了，人生无牵挂啦！但过了不久，党的组织和搞党史的同志，又一次次地来了解、核对有关历史和一些同志的情况。这使我的心又放不下来了。这几年，我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只得请了一位同志，从头念起。念了改，改了又念，反反复复，有的章节念改了几遍以至十几遍。为了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有的地方，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史实，我让有关同志和家人又作了核实。在内容上，补写了“联抗”部队一节。
今年，我90岁。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豪情未减；再看今朝，巨龙腾空，红旗十月。改革开放，躬逢盛世，心宽神驰，甚为欣慰。
我祝青年同志不断进步。我祝党和国家永远年轻。
1990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