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高龄的顾复生同志，走完了他经历70个春秋的革命征程。他的回忆录《红旗十月满天飞》即将刊印出版，要我为书作序。我想改变一般书序的常规，写些与顾老多年接触中的具体见闻与感受，以表达对他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我认识复生同志，是1953年他来省任农林厅领导后才开始的。当时我在华东农科所工作，业务上与省农林厅有联系，但对他过去的革命经历知之甚少，只听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青浦敌后打游击，是颇具传奇色彩、出名的“顾司令”。他在农林厅的几年工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积极推进了苏北耕作制度的改革，在治水的基础上，里下河地区实行“沤改旱”、“籼改粳”，徐淮地区实行“旱改水”。这些具有战略性的措施，使多灾低产地区，逐步建成为江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1957年，在全国掀起的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到华东农科所任所长。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同时又是受极左路线之害很深的地方。自1954年后，知识分子动辄就会沾上“反对党的领导”、“歧视工农干部”之类的罪名。在“反右”斗争的大形势下，一些头面人物当然是“在劫难逃”的。然而，复生同志还是尽力保护了一些人，我也是侥幸过关的一个。运动结束后，他还巧妙地把几名喜欢搞运动整人的中层干部陆续调离出去。他很想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再度调动起来，多作一些贡献。
但是，紧接着又进入了“三面红旗”的时期，“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高征购风”盛行，给全国人民造成了一场大灾难，给农业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那时，华东农科所已改名为江苏省农科院，在那种形势下，不得不打乱了科研秩序，在院内大搞“高产试验田”，还派出工作组到农村指导“大搞”。1958-1960三年，我率组先后去了金山、常熟、江宁三地蹲点。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当时的品种条件下，高产稻田亩产不过千斤上下，一般田有六七百斤就算不差了。但到处都放出了亩产几千、上万斤的“高产卫星”，甚至吹出亩产几十万斤的“特大卫星”，对我们的压力极大。在“大跃进”先进典型的常熟白茆公社，县委的一位领导就指责我们：“你们是来放卫星，还是来吹阴风的？”我无奈只好经常打电话请示顾院长该怎么办？他总是回答：“搞科研应该实事求是，你们试验田的产量实际生产多少就是多少，搞好记载，做好总结。面上的产量，对地方领导就说你们不了解，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坚持这样的态度，在当时确实很不容易，这是要冒着戴“右倾”帽子的极大风险的。
1961年春季，“三年困难时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人们聚在一起，不是谈饥饿，就是谈疾病，什么科研都干不成了。3月初，我率领唯一的工作组，有省农科院和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地理所的十多名科研人员，去溧阳上兴公社蹲点。当时，对“五风”的错误及其造成的深重灾难，上下认识已基本一致，开始着手纠正。我们的科研课题是“丘陵地区作物布局与耕作制度研究”，农学、地学和经济学结合，综合分析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方向和技术措施。上兴公社本来就是个穷地方，瞎指挥几乎造成失收，农民断粮挨饿，很多人患了“浮肿病”或“消瘦病”。我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顾院长对这项研究非常重视和关心，到5月有了阶段性成果，他亲自到上兴来与我们共同讨论总结，还带着两条咸鱼和10斤黄豆来犒劳我们，这在当时真是了不得的享受了。这项成果，很快上报，得到上级的赞赏。有位领导说：“这是用科学否定了反科学的瞎指挥。”
6月间，我作为复生同志的助手，参加陈云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到青浦作农村调查。我跟复生同志先去打前站，在观音堂公社调查了几天，这里是复生同志的家乡，也是他在青浦东乡搞农民运动和抗日自卫队的主要活动地区。陈云同志来到后，工作组转到小蒸公社。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陈云同志曾亲自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陈云同志在小蒸调查了10个专题，都是针对纠正“五风”危害的实际问题。复生同志熟悉当地的情况，体察农民的感情，他深入群众，鼓励大家说心里话，使得陈云同志召开的几个座谈会非常活跃。陈云同志了解了实情，在一次会上说：“三年困难，不是天灾，是人祸！”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复生同志和我着重协助调查养猪和作物种植安排两个专题，形成的《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和《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两份调查报告，现已收入《陈云文选》。工作组在小蒸调查了半个月，又去了杭州、苏州，找地、县干部开了几个座谈会，并与苏、浙、沪省市委领导交换了意见，大家都赞同陈云同志调查得出的一系列观点。但是，华东局的某位领导，却继续坚持“左”的一套，争论很大。此人指责陈云同志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老右倾”。这也株连到复生同志和我，成了“文革”中被批斗的一大罪状。
在青浦，我看到了复生同志与家乡人民心连心的许多动人情景。全国解放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回乡，大革命时期的老赤卫队员、抗战时期的游击队战士、跟随他北撤的子弟兵，还有一些烈士家属，都奔走相告，争着来看望他，有的甚至执手痛哭，倾诉思念之情。大家还直率地向他诉说“五风”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复生同志勉励他们要继续革命，要教育子孙后代继承发扬先辈的革命传统，劝慰他们困难时期即将过去，以后一定会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有一天，复生同志带我去凭吊抗日自卫队烈士的墓地，他指着一个个坟墓叙说当年几次战斗和烈士英勇牺牲的情况，在墓地长时间地徘徊唏嘘，久久不忍离去。青浦县委将一大叠有关复生同志搞农运、打游击的文史资料请他过目，准备出版。复生同志说：“不看了，留着吧，但不要出版。写史料要真实，不要突出个人，要多写人民群众，革命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和牺牲。”
1963年至1966年“文革”前，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短暂的春天。在这段时间里，顾院长领导干了三件成效很大，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有幸在他领导下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他对我说：“你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放手去干。”第一件是：农业区划。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区性，规划和领导农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顾院长担任省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组织了包括省农科院、南京地理所、南大、南师等单位有关学科的学者，以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专家参加的强大阵容，进行调研和综合分析，根据农业的自然、经济条件及生产特点的地域分异规律，划分出一、二两级农业区，并阐明了各农业区的生产发展方向和技术途径。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1963年秋，国家科委在无锡召开现场会介绍江苏的做法。1964年春，国务院听取了汇报，好几位副总理参观了江苏农业区划成果展览。于是农业区划在全国推开，各省、市、区都开展了这项工作。《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说农业区划工作是“按客观规律指导农业生产的基本功。”第二件是：太湖样板。为了加快和有效地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区划片，层层设点，示范推广，以点带面”的做法。在太湖地区以吴县望亭为中心点，各县、乡都设示范点，形成网络，有各级科技人员蹲点指导，种出大面积的高产样板田，向农民示范推广科学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5年起，又在江苏淮北低产地区的滨、阜、涟、灌，搞综合治理、低产变高产的样板。第三件是：总结推广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陈永康是松江的农民，有一套水稻亩产千斤以上的技术经验。1957年顾院长请他到华东农科所当研究员，并组织本院及中科院南京土壤所、上海植生所等单位的多学科专家，和他一起总结出一套水稻稳产高产的系统技术，上升为科学理论。陈永康成为全国农业劳模和著名农民科学家，太湖样板主要就是示范推广他的成套技术。水稻每个生育阶段，每项关键农活，陈劳模都在望亭作讲授和现场操作示范。太湖地区掀起了学习陈永康的热潮，不仅是江苏的农民，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农民也乘着车、摇着船、带着干粮来参观，每天来人成百上千。在广大农民中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种田要学陈永康”。确实做到了把太湖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这三件事，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各级干部消除“瞎指挥风”的影响，树立科学态度，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大文章，题目就叫《区划、规划、样板相结合，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好方法》。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了“文革”十年浩劫。江苏农科院是“重灾区”，造反派夺了权，整个科研工作都瘫痪了。大批科研人员和革命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被不断地批斗和“劳改”。顾院长当然是首当其冲。由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处于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曾两次被捕入狱；在青浦敌后打游击时，出于斗争需要，与“忠救军”和帮会头目有来往；在苏中反“清乡”时，奉苏中区党委命令，率一个团“投敌”等等，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被扣上了一大堆。因为他在农科院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必然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较长时间，关在土肥所的地下室里，我有一段时间也曾关进去过，两人分开各自一间，暗无天日。有一群造反派的打手看管我俩，“放风”时偶然遇见也无法交谈，但仍可从他坦然、坚毅的眼神中得到安慰和鼓励。1969年春，省农科院大多数科研人员和干部去了句容石山头“五七干校”，我们这批“牛鬼蛇神”在那里被继续审查和批判，多数时间则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我曾和他搭档做泥瓦工，我在脚手架上砌墙，他在下面搬送泥灰。他当时已年届七旬了，干得还是挺认真、挺出力。有次他同我说：“干累了，吃得下饭，睡得好觉，劳动可养身、可忘忧。”我说：“多保重身体，总会熬出头的！”
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十年浩劫结束了，被迫害的人们终于熬出了头。但顾老受了多年严重的身心摧残，身体开始垮了。先是青光眼导致失明，接着因脑血栓而局部瘫痪，耳朵逐步失聪，说话也很困难，最后几年就完全缠绵于病榻了。有时我去看望他，他还是费劲地向我问这问那，关心农业科学的发展，关心天下大事。他从1983年起，花了5年时间，克服巨大困难，回忆几十年的所经所历，写成了这本回忆录的初稿。眼睛完全失明后，请人帮忙从头念起，他边听、边说、边改，又花了近3年时间，顾老做完了他为革命的最后一件大事。
这本书，年老的同志读了会引起许多往昔的回忆，得到新的启示；青年人读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了解建国后所走的一大段曲折过程，而从中得到教益。
孙颔1997年七·一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