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关键的时刻，见到党派人来，我不由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我把手枪朝匣子里一装，也伸展双臂跑上去，同他俩亲热地握手，拥抱。我这个长期在狼窝子里闯荡的人，像久离亲娘的娃娃，欢喜若狂。“我叫王兆相，他是杨文谟。”那个头包白毛巾的介绍说。“啊!原来是王团长、杨政委。”我惊愕地端详着两人。我们仨虽未见过面，可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高兴之余，我感到惭愧、不安，对他们说：“兵变失败了，让你们失望啦。”“嗨，这么冠险的事，哪能万无一失?你知道，我们多欢迎你来啊!”
“我也是盼着早一天到根据地来。自从平凉党派遣我到陕北国民党二十二军康子翔营搞兵运，已经有一年了，平凉党指示我设法和你们联系，搞兵变一定要得到你们的指示和帮助。从和你们联系上的那天起，我恨不得第二天就拉出一些人到根据地来。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我虽然来了，可是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你来了就好。眼下把咱们神府根据地建设好，就别愁没人没枪。”
在他们真挚的宽慰下，我们的心才稍微平静了。我想，兵变虽失败了，能不能再拉出点人呢?于是，我对他俩说：“我再发个联络信号，看还能不能跑出人来。”说着，我随手掏出手枪，按起义规定的信号，朝天打了个“凤凰三点头”。清脆悦耳的枪声，在山谷旷野振荡、回响、消失，却不见人来。末了，我气急地说：“王团长，趁敌人混乱，咱们冲下去干一下。”“今晚算啦，他们跑不了，往后再拾掇。”王兆相胸有成竹地说。
部队撤出了战斗，我瞅着两位首长干脆、麻利的动作，看着红军战士令行禁止的作风，想着这支衣不整齐、人不过三百的军队，在神木、府谷一带竟能干出如此大事业，牵动一两万白军的鼻子转，不由自主地赞叹说：“你们这伙人真了不起，了不起!”听到我的赞叹，杨政委认真地说：“我们这些人有啥了不起，还不是靠党!”杨政委对我追溯了神府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变化。
他说：“建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啊!这里在陕西的最北面，也是个最穷的地方。一九二七年秋，共产党员王兆卿从西安回到家乡。他利用出任神木县教育委员的合法身份，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主张，积极发展党组织，成立了神府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开始只有三名党员，不久就发展到十几个支部，一二百名党员。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底，陕北特委为贯彻党的北方局的指示，在佳县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那次会后，神府地区在上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九月成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开始只有王兆相团长和另外六个人，三条枪，后来逐渐壮大了力量，由游击队发展改编为陕北红军第三支队，最后改编成红三团。”
就这样，大伙越谈越起劲，脚下生风，不觉已走出了四五十里，到了南沟宿营地。部队一驻下，王兆相就找几个战士说：“快找农民会，买羊来杀。”把羊肉煮熟后，通信员端来一盆送到我们窑洞，没等放好盆，王兆相就一伸手，拽下条羊后腿，塞到我手里说：“老李，你辛苦，这块给你，算接风。”我摆摆手，极力拒绝说：“辛苦个啥，都没弄漂亮，还是你和政委吃吧。”“客气啥，今儿个是欢迎你。”杨政委拉住我的胳膊硬让接肉。盛情难却，我高兴地接过羊肉，吃了起来。来到神府根据地，我就像回到久别的家那样，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我大口大口地吸着这里清新的空气，心里想，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在这里开始了。
几天后，一名战士带着一个货郎来到团部，他要见王团长和杨政委。我们三人正在商量事，看见这个货郎模样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你找他们有什么事?”王团长问。“有货要交给他们。”货郎平静地说。“我就是王兆相，他是杨政委。”“我是陕北特委派来的，有封信要交给你们。”说着，他从拨浪鼓的握把里抽出一个小纸卷，递给了团长。王团长看完信，高兴地指着我，对那个“货郎”说：“他就是李治洲同志，刚来到这里。”原来，平凉党把我到二十二军搞兵运的情况，报告了陕北特委，特委指示神府党和我取得联系。没想到我比特委的信还快，已经到了根据地。不久，神府党组织决定我在红三团任参谋长，我和王团长、杨政委就在一起战斗了。
由于我们神府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消息闭塞，再加上省委时遭破坏，很难联系，所以，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带领主力红军长征来到陕北，我们还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堵截失败，妄图乘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一举歼灭红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把陕北根据地团团围住，妄想一口吃掉红军。我们小小的神府根据地也被围困得水泄不通。直到年底，我们和党中央仍没联系上。大伙心急如焚，饭吃不香，觉睡不甜。一天晚饭时，我和王兆相、杨文谟几个同志，端着米汤碗又谈起这件事。陡地，文谟眼前一亮，说：“咱们能不能从敌人嘴里要中央精神，了解中央行动?”经他一提醒，兆相和我也受到启发。“对，这个办法可行。”当即，我们团党组就在饭桌边开会，决定发动群众，在战斗中搜集敌人的破旧报纸、文件材料、军用地图、军官书信，去伪存真，从中寻找党中央的消息。
腊月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我和几个战士在窑洞前正研究游击战术，忽然，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侦察员王大个子弯着腰，斜插着身子闪进屋来，报告说杨家畔堡子新驻上敌人一个连队，当官的使着新家伙。我一听高兴地拍着大腿，政委听听。”王团长、杨政委听说后，午夜出发，天明打响。拽住王大个子的袄袖说，“走，也让团长、也很高兴。当下我们决定：部队马上准备，不料，第二天我们刚接近杨家畔，敌人却已经跑了。部队进了堡子，迅速进行搜查。不大会儿，战士陈贵玉在东门口喊：“快来看!”他这一咋呼，人们都跑去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陈贵玉，挤着拽着要看门上糊的旧报纸，就连识不了几个字的一些战士，也赶上凑热闹。钻不进来的人，只好站在外围，踮起脚尖朝里看。我的通信员曹玉槐跑去看了一下，回来告诉我说：“报上说陕北来了红二十五军，还有中央红军……嗨，反正多啦，我说不清，还是你自己去看吧。”这真是喜从天降。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二话没说，就跑到东门口。战士们见我来了，赶快闪开一个小道，站在门边的战士罗小五高兴地指着门上一块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报纸对我说：“就是这块，快看。”我看着这张报纸，激动地抱着身旁战士的肩头，蹦着说：“太好啦，党中央、毛主席来咱陕北了!”我想揭下报纸，拿给文谟看。可手一伸，犯了愁，恐怕撕破。我正为难，文谟打发通信员跑来告诉我：“快找几个人把门板卸下来抬走。”返回驻地，我们几个领导围着门板，看个没完。这虽然是好几个月前的报纸，可我们通过它从敌人那里知道了重要消息，都很高兴。
根据地的军民奔走相告，互相传诵着党中央、毛主席来陕北的喜讯，战士们发自肺腑地说：“神府又有指望啦!”一九三六年一月，红军东征，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八军途经神木府谷，扫除沿线白军据点，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斗争。接着，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张秀山、刘明山等同志来到根据地，加强特委的领导，我们的部队也根据斗争的需要改编成独立师。原红三团和增建的红四团，分别编为独立二师一团二团。神木府谷根据地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就像跨上了千里马，天天都在起变化。
一九三六年底，敌人突然纠集了一两万人马，以国民党驻榆林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为“剿总”，率领晋军二。九旅和八十四师全部、八十六师一部，由佳县、米脂、榆林向我神府根据地推进。敌人的意图是什么，我时摸不清，总感到敌人这次进犯与往常不同。我独立二师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沉着应战。当敌人刚窜到薛家村时，就被我消灭了一个连。接着，我军又在高念文村一带打伏击，俘敌十几人，活捉敌团副苏丁臣。在审讯俘虏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这同我们在哈拉寨战斗中俘虏的敌营长韩守信交待的口供一致。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国民党反动派想趁我们不知道“西安事变”这一情况，把我们一举歼灭。根据地告急，党中央又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咋办?于是，特委召开了紧急联席会，分析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会上，大家认为应尽快设法和中央取得联系，以求得到具体指示。只有这样，我们在这严峻动荡的时期才不致迷失方向。特委书记张秀山开门见山地说：“敌人想借我们不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消灭我们，当然是痴心妄想，可我们怎样才能把根据地的情况火速向党中央报告呢?”新任独立二师政委王宝珊抢着说：“这不难，一是狠揍进犯之敌，二是速派人去延安。”
提起去延安，人人都作难。宝珊、文谟两人回想九月离开中央来神府，星夜兼程，绕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的困难劲，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派人去太困难，即便顺利到达，让党中央知道了，情况又有变化啦。”“我觉得只有在打上作文章才行，把敌人打痛了，敌人会喊叫，人家喊叫气势大，又登报，又在洋戏匣子里喊，只要一登报，一喊叫，咱中央不就知道啦?”“嗨!真有你的，原来是让敌人替我们报告?”“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干!”大伙都赞同了。会后，独立二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敌后出现。这时，敌人的魔爪已从佳县、榆林越过秃尾河，伸到乔岔滩、任念功、任家山、芝麻塄、西豆峪一带。当敌人发现我军去向后，赶忙扭头追，正中我计。我们就这样牵着敌人的牛鼻子，在游击区转过来，转过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独立师又接特委的指示，返回根据地，寻机打击敌人。
一天晚上，当我军越过佳县地域，来到神木徐家畔时，侦察连长张地有跑来报告：“对面山上至薛家会一带有敌一个营，正在构筑工事，老百姓说是堵截我军的。”“好，乘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师长王兆相决定：“我们就在这里捞一把”。王师长立即组织一团排以上干部，领着头冲，一下子就冲破了敌人的防线。部队迅速展开，扩大战果，很快打垮了敌人，歼灭了一个半连，击毙敌营长、连长各一人。接着，一团又派一个连队把火龙庙敌人围住，掩护全师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胜利回到根据地。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部队被红军牵着鼻子转，急得“剿总”高桂滋团团转，想打不知底，想堵没堵住，高桂滋一喊痛，阎锡山立刻把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大登其报，诡称“共军人马两三千，装备齐全，在佳县、米脂一带活动猖獗，国军正在围剿中。”白纸黑字，敌人替我们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事后得知，周副主席在西安看到“消息”后，立即向顾祝同提出抗议，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和谈、妄图消灭神府红军的阴谋。铁证如山，形势所迫，神府停战了。
神府停战后，时至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在我们急于寻找党中央指示时，陕西、山西军阀的说客纷至沓来，他们胡诌什么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投降了国军，正在改编，要我们也尽快改编，归属他们。对于敌人的宣传，我们一一驳斥，但如何理解“西安事变”后红军的改编呢?特委和独立二师的领导再次陷入了困惑。
一天傍晚，特委书记张秀山来到师部，我们几个正在分析形势，秀山也坐在炕沿上，听着听着就插嘴说：“西安事变体现了我党中央的抗日主张，看来红军改编的事也许会有，但要编给国民党，听他们指挥，我绝不相信。”“我看不管咋编，指挥权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对呀，要不还算啥独立自主。”大家七嘴八舌，消除了个别同志的疑虑，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策略上来。不久，特委和独立二师党组商定，让师秘书长王恩惠去和国民党谈判，针锋相对地宣传抗日，同时，要迫使敌人同意我们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地盘，赴延安向党中央报告情况。
谈判是紧张激烈的，最后，敌人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我方的要求。王恩惠圆满完成任务回来后，特委决定：一面派毛凤翔等二人日夜兼程去延安，一面要求独立师做好应战准备。毛凤翔到延安报告后，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就派人来神府。
军委代表吴溉之代表中央赞扬说：“你们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巧妙利用敌人，设法掌握全局情况，朱总司令、毛主席很满意。他们让我转告你们，要再接再厉，把党的工作做得更好。”
中央来人了，又听到这番鼓励的话，我们这些远离中央的神府红军战士，欢喜得一连几夜都睡不着觉，大家决心在今后的征途上，永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奋勇向前。
浏览：89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