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男性，怎么会给人当起了媳妇呢？何止是让人费解，简直就是疯话！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还是这段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呢！虽然时过60年，却仍记忆犹新。一说起抗日战争，就让我忆起了青少年时代那段永志不忘的往事。
1945年2月入伍的我，当时才14岁，童音未改、喉结不显，性别特征不易辨别，若再化装一下，从外观上是看不出男女的。更何况入伍前，在学校和村里组织的秧歌队里，我都是扮演“大姑娘”的角色。一次在外乡演出时，竞有人要小孩子们跟随看我小便时是蹲还是立。自幼文静、缅腆、不苟言笑的我，到部队后也没改这一秉性，还被人送了个“姑娘”的绰号。
第二次“讨张（景月）战役”时，由于形势的需要，我从当时驻广北张家圈的渤海军区野战医院“护士训练队”，被调到新成立的“临时野战救护所”。战斗胜利后，又被调到以杨国夫为师长、以渤海军区特务团为主力的新成立不久的第七师，在二十团卫生队当卫生员。
打商河县城时，攻城部队与守城日军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虽未亲眼目睹，也不难想象其惨烈情景。恶战中有一个战士，在他们班大多数人都牺牲了的情况下，一个人用刺刀杀死了8个鬼子兵。这不仅是靠平时练就的硬功夫，还因为他心中牢记党的教导，坚决打败侵略者，决不能当亡国奴，更重要的是，他有为被残害的百姓、为阵亡的战友报仇雪恨的决心，而使他勇猛无比。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当然成为人们尊崇的战斗英雄。他不自满、不骄不躁是大家预料到的。但出乎意料地是，他没有和战友们一样为又一次的胜利而高兴，对战友们崇敬的祝贺和部队首长的表彰，既不感谢也不推辞，似乎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有人说他是“杀红了眼还没缓过劲来”；有人说他疯了。从医学角度来说，后者可能是对的，也就是说他患了“反应性精神病”，不吃、不喝、不说、不笑，谁的话也不听，紧握在他手中的枪，不仅同班、同排、同连的同志要不下来，就连首长也要不下来。
大家都认为他是精神上出了问题。送卫生队是必然的处理方法。可卫生队又该如何处理呢？野战医院没有一个分所随作战部队来；交给刚打下来的商河县医院，可我军加上日伪军的伤病员，已使它呈超饱和状态，况且他也不会去；部队首长也不舍得让这位好战士离开部队。可若让他暂时留在卫生队也不好办，因为部队的新任务是要长途行军。更为困难的是，他的那支上着带血刺刀的枪，任谁也要不下来。卫生队长韩凤生、军医王玉莪等党组成员紧急磋商，起初几位都紧锁着眉头，不一会儿就舒展了，不知是谁还说了声“妙！”。
他们的小会一散，队长就朝我走来，对我说： “小李，你跟我来，咱们商量点事儿。”说是商量，其实是下达命令。他接着说： “党小组决定带上他（指那位我还不知其名的战斗英雄）一起行军，由你负责这项工作。我们想利用你人人皆知的绰号‘姑娘’，以假乱真当一回姑娘，这也许是‘开他这把锁的有效钥匙。’当然，也许不成功，不妨试试，我们相信你能接受这一特殊的任务，并很好地完成它。”说完之后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这突如其来的“任务”使我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回答。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着……一位精神病人，我有义务为他服务；一位人人崇敬的战斗英雄，能为他做点事是我的荣幸。在入伍前就是“抗日学生救国会”成员的我，怎么能畏缩不前？我说： “党组织信任，把这一任务交给我，我接受。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人配合一下。”我继续说： “既然是当‘姑娘’，无非是要假做他的未婚妻，可总得有‘红娘’吧？！若没人‘牵线搭桥’，他怎么能信我是个女兵？”。“这好办，我答应！”卫生队长高兴地说。
队长找到军医王玉莪，俩人耳语几句，之后，王军医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他笑着对我说： “我来给你俩当‘红娘’。”领着我到那位毫无表情的战士面前，对他说： “这是我们卫生队的女卫生员小李，他看你作战勇敢，有意想给你当媳妇，想征求你的意见。”他似乎听懂了王军医的话，不说行与不行，也不点头或摇头，而是对我行了个持枪礼。我微笑且红着脸向他还个举手礼。还礼是出于礼貌，至于脸红并非是为了加强姑娘形象的做作，而是因为我平素在生人面前不苟言笑，说话先脸红。我有意识地向王军医说： “他总拿着枪不放，那怎么行？”并回头对他说： “那些该死的鬼子被你刺死了8个，你为解放商河立下了大功，现在战斗胜利结束了，可你还把枪紧握住不放，这哪行？快把它给我吧！”说着我向他伸出了手，示意要枪。他犹豫了一下，而后把枪缓缓地递给了我。这时，有几个人还鼓起了掌，我真担心坏了事，可出乎意外的是他对鼓掌并没有任何反应。我说：“这枪太重，我可背不动它，叫他们帮我们背吧！”顺手交给王军医，他没有反对的意思，这项任务“首战告捷”。
我将他领到卫生队，他非常听我的话，但他只是按我说的去做，仍然木呆呆地一句也不说，叫吃就吃，叫喝就喝，叫睡觉也睡，行军跟随我走，就是当他去大小便时不让我同他一起去。说明他真把我当成了女兵了，才不让我陪同去解手。正巧我大小便也不能叫他陪，若他跟我去了，肯定要暴露了“秘密”。
天天向东北方向行军，有敌人的城市并不打，只有高级领导才知道中央的意图。直至赶到山海关，接替冀东部队防务时仍不完全明白这次长途跋涉的真正任务。为了新的作战任务需要，卫生队必须把所带的伤病员进行一次分类清理：可回部队的让其归队，仍需要治疗的转送地方医院。我那位战斗英雄“未婚夫”，精神状态没有好转，也是送山海关医院继续治疗的病人之一。舍不得也得舍！因为崇敬英雄的最好行动是让他得到正规治疗，使他早日康复，回归他的连队。
送他到医院的任务是由护士长荣忠和我一起去的，告诉他本人只是去看病。到医院后，荣护士长先把接诊医生叫到里屋，向他说明病情、提出要求，医生说： “好办！”出来后他就喊护士：“给这位先打一针”。不一会儿，他的睡意便来了，在我和荣护士长要走时，他已无力睁开眼睛，更不用说跟着我俩回去。
完成了长途跋涉中护理他的任务使我欣慰。对为抗战做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我心中暗自祝福他早日康复。虽然始终未问其姓名、籍贯，但他的事迹影响到我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也更增强了我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
原题目《我给英雄当“媳妇” 》李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