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抗日老战士，忆起当年我抗日军民在山东沂源石桥同仇敌忾，痛歼日寇54旅团一个大队的鏖战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激动不已。
1945年5月，正当我山东八路军准备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日寇为解救危局，巩固其占领区，突然增兵山东，疯狂地进行全区性扫荡。山东我军在罗荣桓同志指挥下，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打法，灵活地推迟夏季攻势，集中全力进行反扫荡作战准备，待机歼灭来犯之敌。
5月5日，沂蒙山区军民拉开了反扫荡的序幕。当时日寇第54旅团长田坂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夜伏昼出的行军规律，亲自率日军一个大队400人及伪军600余人，日夜兼程沿博（山）沂（水）公路向沂源方向进犯。根据鲁中军区指示，二团由准备夏季攻势的集结地——激水西北之诸葛、东里店一带，返回鲁山根据地监视来犯之敌，待机歼灭。队伍返回序列为三营、二营、团部、一营。
狡猾的敌人妄图出奇不意地袭击我军。沿途不袭村庄，不扰居民，人不下马，马不嘶叫，行动诡秘。但由于群众及时递送情报，我军对该敌的动向、意图仍能及早掌握。群众还采取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日寇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这就不能不使敌人判断错误、行动错误以至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5月6日，我率三营趁夜沿沂博公路向石桥、悦庄方向西进。二团给予我们三营的任务是：查明情况，与敌遭遇时不要蛮战，掩护团主力向石桥以东大安顶山一带转移，趁有利时不失时机地抓敌一把。团主力则力求隐蔽，视情况随时投入战斗。
7日夜2时许，三营侦察班在石桥以西3公里处与敌遭遇，狡猾的敌人为隐蔽自己，一声不吭，我方若询问口令就有暴露自己之虞。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机智的侦察兵在与对方遭遇的瞬间，顺手抓了对方一个士兵的帽子。双方都不吭声，好像谁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其实，我们的侦察兵一摸帽子上有帽徽，就知道对方是伪军，立即向我做了报告。我断定是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便按预定信号指挥全营秘密摆脱敌人，迅速向大安顶地带转移。我一面布置警戒，一面派出侦察班长曹科志和通讯员张振芝下山进一步查明敌情。
在大安顶山坡的树林里，我和营教导员张锡正同志召集连干部和有经验的老战士开军事民主会。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我们八九个人围着军用地图，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分析研究了各种可能出观的情况。有的说我军战斗积极性高，地形有利，居高临下，如猛虎下山，可以一战；有的说敌人麻痹，没有侧翼警戒，我军有隙可乘；有的认为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能出敌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但也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多，装备精良，我军以东撤为宜。听着同志们的发言，我脑子里思考着一个问题：要是侦察的同志能够摸清敌人的真实情况，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在这时，曹科志和张振芝两位同志拧着一个敌人的便衣侦探回来了。我不禁一喜，立即审问敌探。从敌探的口中得知，敌人仍向石桥方向前进，似乎未发现我军。根据军事民主会的分析判断和敌人侦探的口供，我认为，石桥一带地形很好，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加上有群众的支援，是个理想的作战地点，正好乘敌不意，攻其不备，不可坐失战机。于是，我借用手电筒的光束在地图上指点着应确定的设伏地区的兵力部署，定下在石桥北山3456高地伏击敌人的方案，同时上报团部。并着重指出，在该地设伏便于兵力隐蔽和伏击，火力可直接控制石桥的北公路及河道，加之敌人误认为该地为游击区，我军主力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才敢贸然东进，因此伏击较有把握；万一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伏击受挫，石桥以东及北部群山连绵，也便于转移。在部署完战斗任务后，我特别强调，整个战斗胜负在此一举，如我军过早暴露，使敌人有所准备提早展开，团主力将处于战则不利、撤则仓促的被动局面。教导员张锡正同志完全赞同我的分析判断和伏击方案，并布置了战前思想动员工作，随后下达命令，各连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按计划展开。
7日5时前，在晨光熹微中，七连进至345·6高地南坡，八、九连进至北坡，一个排担任警戒，防敌迂回。全部部署就绪，以逸待劳，严阵以待。
其时，清风拂面，给人以清爽之感。山坡的树叶和杂草微微摆动，伏在草丛中的战士们像有经验的猎人一样，丝毫不动声色，静候猎物就范。
经验告诉人们，战前这种长期难以忍耐的沉寂往往预示着激烈战斗的到来。时隔不久，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打破了这种沉寂。我透过朦胧的晨光西望，敌蠕动而进的队伍尽入眼底。趾高气扬的敌先头部队已进至石桥，飞尘起处，敌人几十匹乘骑也奔驰至石桥西北河滩的开阔地带，距我军设伏地约200米。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我一望而知是敌军指挥员。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实为伏击之极好目标和时机。我当机立断，一声令下：“打！”由十几名特等射手组成的突击班为先导，全营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和数百支步枪，顷刻间吐出了长长的火舌，愤怒的子弹呼啸而出，集中射向敌人的骑兵。
恰在这时，大泉区区中队长李秀江奉县人武部命令，率领队员前来参战。在一阵阵枪声中，我向他简要介绍了战斗情况，他便带领队员投入了战斗。参战的民兵在阵地的四周高呼： “鬼子跑不了啦！打啊！”喊声震得山鸣谷应，威势倍增。我军在火力和声势上造成了优势，直打得敌人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团团乱转，一片混乱。日寇第54旅团长田坂当场被击毙，滚落马下。日伪军失去了指挥更加惊慌，各自奔窜逃命。被打惊的骡马横冲直撞，很多敌人被撞倒跌伤。敌人阵地上硝烟弥漫，人仰马翻。
凶残的日寇毕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亡命之徒。经过一阵混乱之后，一部分日军置伪军不顾，拼全力抢战石桥村，仓促转入防御。伪军除死伤、投降者外，大部分溃不成军，流散于石桥以西丘陵地带。
当三营与敌打响时，团主力已进至石桥以南地区，遂令二营控制西南山(332高地)，一营进至错石附近监视敌人。团首长在三营伏击成功后又进行了现场观察，发现村内凶顽之敌乘我白天难以发起进攻之机获得喘息，拆民房、筑工事、毁掉损坏的电台，毁坏多余的枪支，摆出破釜沉舟的架势，妄图负隅顽抗。团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攻歼该敌，随即部署二营由石桥西南主攻，一营由石桥东侧助攻，三营转为团预备队担任石桥北侧警戒。
黄昏，一、二营秘密接近石桥，突然发起攻击。由于我军动作勇猛果敢，二营很快突人村内，使敌人再度陷入混乱之中。但敌人凭着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与我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我军战士们端着刺刀，沿着血迹斑斑的巷道勇猛地刺向敌人。班长寇成英在与日寇的对刺中，被日寇砸掉了步枪，危急时分，寇成英怒吼一声，猛虎般扑到日寇跟前，抱住敌人在地下翻滚，一位新参军的战士一个虎跳窜上来，照敌人连捅三刀。这个顽抗的侵略者，终于死在我英雄战士的脚下。战后总结评比，寇成英评为战斗英雄，那位刚入伍才两天的新战士被评为战斗模范。只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在石桥西北的十里沟被我前卫三营痛击溃散之敌，凭借林立的巨石构筑工事，负隅顽抗，并把已战死的鬼子的手指割掉，把尸体焚掉，以此来稳定军心，做垂死挣扎。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我军指战员怀抱长枪从山坡上翻滚而下冲入敌阵，不顾脸、手被荆棘刺得鲜血淋漓，勇猛投入战斗。敌人被我军击溃后，成为惊弓之鸟，辎重弃掷遍地，饥饿疲乏，四处奔命。这时，西起悦庄，东至大泉，周围40多个村庄的民兵和男女老少，有的扛着“土压五”、红樱枪，有的拿着菜刀、棍棒前来参战，有的抓俘虏，有的牵骡马，有的缴战利品，有的割死马肉为部队做饭，有的抬担架转送我军伤员。在追歼逃敌中，李秀江同志带领的区中队一气就缴获了伪军30支步枪。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我军指挥员无不喜笑颜开，一昼夜行军作战的疲劳早已烟消云散。我激情满怀，提笔写下短诗一首：
党政军民众志诚，石桥设伏待天明。八年抗战肩尤重，一夜行军步履轻。擒贼擒王先射马，田坂丧命马群惊。乡亲助战抓俘虏，马肉烧熟当饯行。8日黄昏，我军达到了预期目的之后，骑着缴获的战马，欢欣地撤离石桥战场。沿途的群众热情欢送人民子弟兵，老大娘端着绿豆汤送到战士手里，大嫂们将鸡蛋、花生、红枣一把一把硬往战士口袋里装，乡亲们抬着担架送伤员，有的新婚夫妇还把结婚用的被褥铺在担架上。真是鱼水情、骨肉亲，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石桥之战，歼灭日寇田坂旅团长以下200余人，伪军400余人，缴获战马62匹以及许多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是沂源抗日军民对日寇进行的最后一仗。这一仗粉碎了日寇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计划，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加快了鲁中区全境的解放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战后，二团受到山东军区通令嘉奖。这次战斗，我军所以能纵横驰骋痛歼日寇，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我军各级领导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真正做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忽南忽北其疾如风，即打即离出奇制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能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沂源军民经过石桥战斗后，紧接着就迎来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78年，我回乡探亲路过石桥故地，与当年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摄影留念。我们漫步在故地上，回忆着昔日的战斗情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时，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多数是20多岁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赢得了石桥战斗的胜利，骑着从石桥缴获的战马，走过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路程。在新的长征中，青年一代肩负着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重托，一定要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赢得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