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有人送来中共陕北特委的一封信，信上指示说：“老艾(那时我的化名叫老艾)，眼前我们这里已成敌人心腹之患，他们会下最大的决心，投最大的本钱，来残杀我们，妄想不让我们有一寸立足之地。现命令你带一股小部队，东渡黄河，攻击阎匪背后，把敌人调回去。特委同时已派山西临县的武装部队，作为配合。记住，部队只要打过黄河，阎匪就会望风而逃，苏维埃区就能存在……”我一口气把指示看完了，心里紧张的怦怦跳起来，心想：东渡可是极其光荣的事情，它关连着苏维埃区能不能存在。但我同时知道任务是艰巨的，我知道，黄河的东西两岸各个渡口，甚至连大一点的村子，都驻扎着白军，别说渡河，稍有点风吹草动，敌人都会发觉；而提起我们的实力，我捏着指头算过来数过去，总共才能组织起十七个人，八杆大枪，一支连枪和四杆红缨矛子。很明显，靠着眼前的人马和这点粗笨的武器，硬打硬碰是过不去的。怎样过河呢?这个严重的问题折磨得我一夜未眠。
从哪个渡口渡河昵?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宋家川渡口：宋家川是吴堡葭县一带最大的渡口。先前，来往的人都从这里过，自从陕北闹起革命，就慢慢断了人迹，渡口上光见到黄煞煞的军队，据说驻着敌人一个师，既然西岸驻着这么多的敌人，东岸兵力很可能就薄弱，我思想上肯定了这一点。但问题又来了。从哪里弄船呢?没有船就是插上翅膀也渡不过去。新的困难又把我难住了。
我想起一个人，我的妹夫班英，他虽说不是党员，但很靠拢革命，去年革命形势不好时，所有的亲戚都疏远我，只有他，不但不反对，还常常冒着危险给我送信。班英为人忠厚老实，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充满机灵和智慧，他从小和黄河打交道，练得一手好水势，又是宋家川人，对敌人情况熟悉，如渡河找他，一定能成功。我捎个信，第二天班英就从宋家川来了。他穿一条蓝裤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褂子，腰里扎着一条红色的腰带，头上扎着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旧羊肚子毛巾，大草帽背在背上，显得怪精悍的。他一进门就憨憨地问道：“哥哥有什么事?又送信吗?”我把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讲明了这次过黄河的意义，他听了我的话，就蹲在炕沿跟前，低着头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了。黑洞i同的窑里被烟火照得一明一暗，他抽烟的咝咝声控制了一切，窑内显得更加安静了，我俩都低下头，半天没有吭一声。我心里有些着急，心想，要是他对渡河都没信心，那可坏事了。班英把那锅子烟抽完，一面在地上磕着烟灰，一面用很平板的口气说：“过嘛!”“怎么个过法?”
我焦急地追问道。他忽地站起来，低着头慢悠悠地走了两步，思索了一会儿说：“把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规定日期吧，到时候咱就过河。”他的声调还是跟平常谈家常一样，没有一点儿激动的神色。不过，我是熟悉他的，不要看他那平板的话语，他的每句话都要在脑子里嚼几遍，只要从他口里吐出一句话，死都会兑现。我转过脸来盯着他，跟他说明了过河的日期，然后又把这次渡河方案说了一遍。他有时背着手，静静地听着，有时点点头，表示赞成，有时便连声说“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末了，他问我：“那么船呢?”我回答的非常利落，“不用船，用梯子!”听了我的回答，他又点了点头，表示赞成。我看他已领会了渡河的方针，就没多说，让他回宋家川了。
五月十日这天，我们十七个人准备了一天，把要带的干粮、子弹和给山西柳村镇地下党的介绍信，通通带好。大家忙碌了一天，身上本来有点累，可是出征前夕兴奋的心情，压过了疲劳。下午，班英来接我们，他的装束略有改变，披着一件夹衣裳，好像走远路的脚夫模样。他一进门，对着我嘿嘿一笑，咽了口吐沫说：“准备好了。”“船呢?”我提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两只大眼透亮，忽闪忽闪盯着我说：“都准备好了，保险能把你们送过河去。”听他的回话那样自信，我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可我心里仍不断地琢磨：宋家川渡口有敌人，怎么办呢?班英像猜中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道：“宋家川河畔有敌人，咱就把渡口选择在宋家川不远的石嘴子上，也不能离渡口太远了，否则会碰见暗礁的。”他停了片刻又说：“我找了两个后生给咱们帮忙，这两个人棒得很。”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十几个人绕过了大路，顺着后山沟一气走近河畔。蓦地，前边发现两个黑影子。起初，我以为是班英的伙伴来接我们，后来，越看越不像，不是一个黑影，而是有四五个人，我断定是白匪的巡逻队，回头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大家全都不声不响地卧倒了。敌人走的是山梁，我们站在山洼，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却看不见我们。等黑影消失后，班英领着我们拐上另一个沟，直向河畔走去。没有多久，我们就走到河畔。
班英的两个伙伴真的来接我们了，一会儿，我正和十六位勇士做过河前的准备，班英走来说：“船已准备好了，快上船吧!”我们跟着班英来到河边，只见靠岸放着三个皮筏子，这是用三张囫囵羊皮缝成的，里面装满了气，一个人抱着它跳到黄河里，就是被浪涛卷个滚边也淹不死。他们在每个皮筏子后面，拴了一根绳子，绳子上面拖着一架一丈多长的梯子，为了增加木梯的漂浮力，每个木梯子的两端捆着两个用木塞和腊汁封死了的油篓。班英指着梯子说：“你们上船吧!”我领会了他的意思，就命令十六位勇士脱衣服过河。我们分了三组上船，一手举着衣服，一手握着自己的武器，木梯子的两侧正卡在两个肘窝里，使我们掉不到水里去。
班英和他的两个伙伴，则骑在最前面的皮筏上，两臂摆动着，拨着水，我们的船就这样慢慢地游动了。我们的下身都浸在水里，水面上只露着一排排的头和竖立着的双手，虽然离渡口上的白匪很近，但由于目标很小，却很平安的离开了河岸。我们的船没有桨，没有舵，单凭前面拉梯子的人用双手划，所以前进速度很慢，但也没办法，就这样慢慢向黄河对岸划去。行到河中心，赶上急流，迎面涌来一排急浪，一涌就有房子高，我不免担心起班英他们的生命。只见一个浪把班英他们打下水去，真想吆唤他几句，可河水喧闹着，他怎么能听得见呢?一秒钟、两秒钟过去了，还是不见他们的面，我的心真是有点凉了。
忽地，我觉得船被什么东西挂住了，猛地一斜，我心里一怔，班英又从左面刚平落的浪涛里钻出来，他像一只勇往直前的海燕，摇着头，抖了抖头上的水又继续向前划行了。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长长出了一口气。班英并不在意，他活像个常胜将军，依然矫健地骑在自己的皮筏上。船渐渐靠岸，班英他们三个人更加劲了，随着流水的哗啦声，我的两眼习惯地转向河岸，像猎人找寻野兽似的急忙打开保险机，盯着山坡下阴沉沉的黑影。我们平安无事地上了岸。双脚踏上黄河东岸的崖畔，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水面上映着月光，也许是过分高兴的缘故，透过波浪滔天的河水，我好像真的看到阎匪在陕北惊逃了。
“我们回去了，”班英领着两个水手，走来向我们告别，“你们顺着崖畔朝南走，到了小山嘴，再往东拐，顺着那道小山坡一直往上爬，爬过山坡就平安无事了。”他一面耐心地嘱咐着我们，一面收拾着羊皮袋，他们要赶渡口，怕碰上对面万丈绝壁上不了岸，因此必须把皮筏拉向大渡口才能返回去。我给了他们一颗手榴弹，他们三个排成行，每人手里拖着一根绳子，拉着皮筏，消失在黑夜里。我们按着班英的指点，’
顺着山梁朝东走了两个小时，一路很顺利。从时间估计，距离河畔已二十几里路了。东方已微微呈现出鱼肚白。我停住脚，问同志们这是什么地方?“是韩家沟。”李德亮同志很肯定的回答。我下定决心再不朝前走了，必须派人进村搞饭吃，否则一到白天就要饿肚子。李德亮在没有参加革命以前，曾来过这里，韩家村又有他一个远房姑母，这一带村势地理很熟，因此决定让他去，为了他的生命安全，又让我的警卫员张全柱跟他一块进村。
在他们临出发之前，我再三嘱咐他们：要找绝对可靠的群众做饭，千万不要暴露了目标。我们的地下党关系还没有接上头，还无脚可站，万一暴露目标，就是我们整个行动的失败。李德亮静静地听着，最后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里。黎明，清风飕飕地吹来，吹得人们浑身爽快极了，把刚才上山时的瞌睡劲儿全吹跑了。我们沿着长满玉米秆的棱坎朝东走，没出二百米，找到几个土洞，土洞不大，顶多有七八尺深，一看就知道是做庄稼的农民为临时躲雨挖下的，这里离村庄一定很远，否则，农民就不会在这里挖躲雨洞了，这里正适合隐蔽休息。我们把陈望哨派在远处的榆树丛里，便进洞休息。
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听哨兵摇着我的肩膀：“艾政委，饭来了。”去年我曾任过陕北红军五团政委，所以他们总是用那些叫习惯了的称呼来叫我。我坐起来把同志们一个个都摇醒，钻出土洞一看，太阳已移向正当头，走近饭挑子打开竹篮和木桶一看，一头是葱花饼，一头是稀面条，我们十七人蹲在玉米地里就饱餐起来。我刚吃了一角葱花饼，见榆树丛跟前站着一位老大娘，她穿着一身补丁压补丁的浅蓝色偏襟褂子，一手拄着扁担，两眼不时地向远处眺望，有时又扭过头来盯我们一会儿，她年纪有四十岁上下，爬了皱纹的面孑L，显得和善可亲。我心里想：老乡这样苦，还给我们面吃，不由得引起一种激动。我端着饭碗移近她跟前，问道：“新下来的麦子吗?”她摇了摇头，我看出对方的心情，真情她是不会讲给我们的，就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来：“这一带有没有阎匪?”一提起阎匪，老大娘的脸色都白了，她长叹了一日气，接着说：“还少了他们，像老鼠一样到处乱钻!”我们觉得时间急迫，不易推辞，就每个人在胸前揣了两个干粮，向老大娘告辞了。
在夜间下两点，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柳林镇。柳林镇是晋中一个大镇子，每逢三逢五有集，平时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不管是集IZl或庙会，常聚集在这里。因此，街道上常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里驻着阎匪一个团，为了解情况，当夜，我们就宿在邻村杨家坪对面的山上。找了半天棱坎，可再也找不到避雨的土洞了，我们选择了个适合作战的高山头。
在一块麦子地里，有一片坟地模样的草地，它四周长满了荆棘和杂草i还长着几棵没有修正的榆树，树上网满了牛角菀，有些坟茔已塌下去了，看样子，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这儿正是适合隐蔽又便利观望的好地点。哨派出去了，派谁进村和地下党去联系呢?我不由得想起警卫员张全柱。这个孩子，平时不爱说话，可是心里有数，他从小给人家放羊受苦，在家里上山打柴，上树爬崖，练得灵活的像只猴子，爬大树时，两脚像抹着胶，两膝不贴树身，得蹦得蹦就上去了。
自从去年参军，就跟我当警卫员，手枪打得也不坏，他年轻又有胆量，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让他去。我把张全柱叫来，嘱咐道：“想尽一切办法，钻进村子里，不准暴露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他听了我的话，只管点头。我见他满怀信心，时间又很紧迫，就让他出发了。可张全柱走了以后，很久没有回来，我们十六个人心里都嘀咕起来：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这个问题窝在肚子里，使每个人都非常不安。和地下党接不上关系，给养马上就成了问题。
这时，十六个人肚子已饿的咕噜噜直叫。我忽然想起昨天老大娘送给的干粮来。从怀里取出干粮，刚咬一口，却使我惊呆了：那硬得像石头似的饼子，里面有高梁面、玉米面、也有小米面，是四五种混合面做成的。我严肃地向同志们说：“你们看一看，咱们吃的饼子有几种粮食?”大家拿着饼子，大眼瞪小眼的，好像都在说：“老大娘真好，不知她东借一把西借半升，跑了多少家才凑了这点粮食。”心里更觉得，一定要完成任务，否则对不住这么好的老乡!太阳快落山时，没有想到，张全柱竞不声不响地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像刚刚经过一场搏斗一样，垂着头软溜溜地坐下来，没等开口讲话却先叹了一口气。
我们十几个人把他围起来，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全柱到底是个小孩子，眼皮抬也没抬，又长叹了一口气，默不作声。沉静了很久，他终于用低沉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完了，柳林镇地下党被敌人破坏了!”“什么?”我的额头上好像被人敲了一木棒，隔了一些时间，张全柱又声色俱厉地说：“叛徒李春芳，向敌人告了密，我们的同志全部被敌人逮捕了!”在这一刹那，我的确失掉了冷静，我的心好像被冷气冲得沉下去，沉哪，沉，一直往下沉。我觉得心里那样空虚和难过，我好像真的看到我们的一群好同志，被端着枪的敌人，向着深山里押走了，想到特委在出发前一天来的补充指示：要我们首先和河东地下党取得联系，打击阎匪的背后。现在，地下党被破坏了，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要说打击敌人了，连给养都成了问题，十七个人，每个人一张嘴，每天要吃饭，从哪里去搞粮食呢?去打土豪吧，会暴露目标，敌人会从四面八方围来，我们会无谓地牺牲在这里……
我的心里乱极了，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没碰到过这么复杂的局面，过了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我重又想起了政委的指示：在河东坚持战斗，我在这里多坚持一天，河西的苏维埃区的斗争将会更有一分保证，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按照特委的指示行动，很快，我们十几个人统一了思想。当天夜里，我们向杨家坪背后的大山里转移。因为出发晚了一点，翻了一个川，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天就亮了，我们就在山梁上的一块玉米地里，盼望着夜幕落下的时候再继续转移。
夜间，我们认为这块玉米地很隐蔽，可是，一到白天才发觉，这玉米地紧靠大路旁边，路高田低，在大路上来往的行人，很容易发现我们。转移到新地点吗?又怕大白天行动暴露目标。我们咬着牙，一直等到中午，突然，靠山梁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商人，他头戴一顶麦秸草帽，肩上横搭着一副钱褡，他突地发现了我们，猛停住脚，呆头呆脑地瞅着我们，那神气，好像是惊奇，他转悠了片刻，忽然扭回身惊惊慌慌地走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急忙跑上去搭话喊他，他头也不回，一溜烟地朝着山下柳林镇逃跑了。我想开枪，可是，他已钻人道沟，被他自己跑步扬起来的黄尘遮得严严实实的。我知道坏了事：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已经被坏人发现了，那人一定会向柳林镇的白匪告密。
过黄河以前，我们曾讨论了几个方案，其中有一个方案就是：一旦与地下党接不上头或被敌人发觉，就转到吕梁山上打游击，现在我们必须实施这个方案了，我们整了整行装，就往吕梁山的大森林里跑去。跑了一个多钟头，敌人就从后面追上来了，他们一面追赶，一面打枪。这一天我们跑了一百二十多里，一直跑到天黑，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敌人没办法，只好退出山林。吕梁山位于山西的西部，山上长满了青松和木质坚硬的桐树，树茂密的地方，终日望不见天空；肥大的桐树叶，一团一团的，结成天然的帐篷，这里正是和敌人打游击战的好地方。跑了一天大家都累了，我们就伏在草丛里过夜，在发着腐朽气味的草丛里，一觉睡到天亮。
没想到，敌人一夜也没有回村休息，第二天我们刚想派人下山搞些吃食，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山林围来，机关枪震荡着老林嘎嘎地响，子弹在树梢上哧哧地直叫。敌人再多，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远了我们不开枪，等敌人走近了才给他猛烈的杀伤。就这样，靠我们十几个人，从离石打到隰县，从隰县打到孝义，又从孝义打到汾阳，在这几百里的漫长的山区里，跟敌人捉起迷藏来，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敌人给气疯了，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从黄河西岸晋中平川铁路线上调来六个团，一步步向我们围来。在这期问，我们不知打了多少仗，吃了多少苦，每当整日搞不到一点粮食时，就捡些松子来充饥。
五六月间，陕北的红军给了进剿的白匪几次致命的打击，苏维埃区空前扩大，除了绥德、清涧几个孤立据点外，北到无定河，南到陇东，已连成了一片。这时，按特委原来的指示：要我们把敌人尽可能调回河西，六月初返回陕北，我们应该回去了。我们十几个人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认识到：我们为支援陕北红军、调动敌人的任务已完成了，应回陕北了。可是怎样渡河回陕北呢?眼前没有一点群众基础，又找不到地下党的支援，要冲破敌人重重包围，突破黄河天险，真是太困难了，但既然决心下定了，只有冲过去。
五月三十一日的夜间，我们在山里意外的找到一家贫苦的农民，这家老乡住在半山崖上，吃水还要到沟底去背，老乡很热心，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玉米粥，每个人足足地喝了两碗。热粥灌进肚里，心里热乎乎的，浑身都是劲，就在这个夜间，我们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西赶，我们虽然只有十七个人，但行动起来像猫一样，没有一点惊扰就冲过去了。我们沿着一块块高梁地边，拼命地朝西北方向奔跑。又宽又大的高梁地，结了湿漉漉的露水，行军的时候，一不小心露水就掉进脖子里，冰凉冰凉的，真舒服。
忽地，前面出现了一溜耀眼的电灯，这真使人惊愕，是进了敌人的迷魂阵，还是跑到敌人的据点里了?直到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才知道这是在公路旁，那是敌人的汽车队。我们齐伏在公路旁边麦地的棱坎后，命令大家把子弹推上膛，但不准射击。一辆辆沉重的汽车，从西北方向，直朝我们开来，车灯掠过我们的头顶，照得像大白天一样，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受苦人，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汽车，汽车的凶猛，威胁着我们的心灵，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决心，敌人不到我们跟前，我们是决不会开枪的。汽车从眼前一辆辆飞过去，一直驶到三十几辆，才看清楚，原来车上载的是军队。我心里明白了：敌人汽车队如流水般的从河西往东运兵，不正是因为我们袭击了他们的背后，才迫使得敌人从河西撤兵吗?这正是我们这半个月来忍饥受苦、声东击西行动的意义啊!想到这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抬起头，两眼望着西北方向的大山，说实话，真想看一看那红天红地的陕北啊!汽车一辆辆笨重地爬过去了，我们冒着黄腾腾的尘烟，横跨过公路，进入晚熟的正在灌浆的麦田。夜已经渐渐接近黎明，黎明前之困，常使人疲倦难忍，再加上五六天没有睡好觉，没有填饱肚子，整日钻森林，爬大沟，不少的同志，嘴上长满黄瘢，额头沉重得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走起路来，就像磕头虫一样，边走边打着瞌睡。虽是这样，大家还是咬着牙，照样赶了一百多里。
太阳一树尖子高的时候，我们转移到班岛山。班岛山是吕梁山的一个小支脉，在最高的山顶上，长满了荆棘和大棵狼尾巴草，平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我们选择了山顶上的一块洼地休息，在暖洋洋的太阳下，没出两分钟，就听到洼里传来甜蜜的鼾睡声。根据判断应该在这里休息，这里距敌人最近的据点——离石有三十多里，如有坏人进城告密，一来一去也有六十里，步兵最快的速度也要六小时才能赶到，就算六小时后赶来，顶住打上几个小时，天也就黑了，一到夜里成了我们的天下，这儿地形那么好，来上三个团两个团，也是白费力。想到这里，心里觉得格外的坦然。同志们的呼噜声更响了。也许是焦急，也许是兴奋，刚才那样困，现在却怎么也合不拢眼了。我站起来，缓步走向山顶，把腰里的短枪用披在身上的夹袄遮住，站在山顶朝着东南方向的吕梁山望去：远处的吕梁山，沉睡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海里，我心上不由觉得好笑，心想：现在敌人也可能正在一步一个兵，向山峰逼近，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所追逐的目标，此刻却身陷在班岛山洼里。
当我从山顶朝回走时，忽听下边树丛里发出塞寨率牵的声音，我急忙扭回头，抽出枪，向树丛跟前走去。走了不远看到树叶下有个黑影蠕动。我怀疑是坏人在暗地监视我们，就一个箭步蹿过去，原来是个黄皮垢面的孩子，他穿着一身露着肩、裸着膝的烂衣服，浑身颤抖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砍柴的!”他两眼恐怖地颤抖着，说话都不成声了。我把手枪插到腰里，走近跟前细看，柳筐里盛的不是柴，而是猪草。我蹲下身子，用温和的口吻，问他在树叶下面做什么事，他垂着头只管往左右摇。“孟门镇有多少白军?”他听我说“白军”，马上像醒悟了似的，抬眼望了一下我身上背着的鬼头刀，大胆地说：“听说有一个营。”“枣峁上有多少国军?”我也已发现自己失言，这样会暴露自己是红军，便故意把“白军”二字避开了。而那孩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像泉水似的滔滔不绝地说道：“驻着一个连，是去年夏天开来的，一个排驻在渡口上。你们朝南走半里地，顺着枣峁沟往西，一直走就到了河畔。”“渡口上有几只船?”
“有两只，一只船在前些日子运炭，不留神碰上暗礁，漏了水，眼下只有一只可用。”这一刹那，寻找木船这件事很快缠住了我的全部思想，眼下，和地下党接不上头，和群众见不了面，只有和白匪们硬夺船了。小孩子见我呆站着不动，思索很久，突然问道：“你们是红军?”我盯着他那两只诚实的大眼，轻轻地点点头。没想到，他立即兴奋起来，嘴里不停地叙说着：“前些日子，宋家川过来红军两个团，孟门镇过来两个营。”我知道他讲的都是传说，是人民的希望。据我了解，东渡过来的就我们十七个人，别县的武装部队，过河都没获得成功。假若他们都能胜利渡过黄河，我们不至于处于这般孤立的地位。但我又不能纠正他，只好点头听着他讲述，一直到他把自己的新闻讲完了为止。
我刚想抽身返回原地，那个孩子突然一把拉住我的衣襟，口口声声要我别走，他说有事情告诉我。他快步跑回树丛跟前，双腿跪在地下，用力挖着土，不一会儿从树叶底下露出一个磨得发白了的子弹袋。子弹袋里装满了子弹，一提沉甸甸的。我用不理解的眼光看着他，他坐在地上，细声细气地叙述起来：“昨夜里过了一夜兵，今早我上山砍猪草，路过财主宋老会的麦田，嘿!真把我吓了一跳，见到麦田垄里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身军装和一条子弹袋，还有一条用麻绳织的伪装网，我心想：准是逃兵扔的。我把麻绳网和军装埋在地头上，准备今晚拿回去，军装染成黑色，可以做衣服，麻绳网在水里泡一下，留到冬天可以打草编，就剩下子弹袋叫我发愁，拿回家吧，怕叫白军搜出来，扔掉吧，又觉得可惜，才……”他掂量了一下子弹袋，盯着我的面孔说：“有用吗?把它送给你们吧!”我双手接过子弹袋一看，全是七九子弹。我们的步枪有五支是七九枪，我当然高兴坏啦!
太阳移向西山的时候，那个瘦弱的小孩提来一竹篮煮熟了的玉米棒。黄澄澄的玉米，有的还拖着白皮，有的玉米很嫩，一咬一股水儿，看样子是刚从地里掰回来的。大家双手捧着玉米，狼吞虎咽地啃着，我向大家说道：“快吃，吃完了就出发，现在只有一条路，冲过去!”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用惊讶的目光盯着我。我接着说：“我们在黄河东岸和敌人周旋了四五个县，现在，我们又要返回陕北去，可是，这里再找不到班英那样的水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夺取敌人的船只了……”大家见我的态度坚决，因此没有一点反对意见，齐围起那孩子询问起情况来。
对情况又有新的了解：枣峁上的清畔上驻着敌人一个连，清畔的对面——灵泉寺也有敌人，渡口上有敌人的排哨。情况是严重的，沿路这样多敌人，怎样接近渡口呢?如不从枣峁沟通过，从别的山梁上转移，更易暴露目标。我又返回来想，就靠十几个人，在两面受敌的窄小沟里通过，虽说是冒险的事情。可有时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最安全。那个瘦弱的孩子要求给我们带路，我婉言拒绝了。一方面考虑到他年龄太小，另一方面，这一带地形我很熟悉：前年冬天，我在枣峁沟背过炭，在这条漫长的窄沟里，不知道消磨过我多少精力和汗水，这里不是吕梁山，就连一草一木，哪个拐沟有几块石头我都熟悉。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和那孩子告别，穿过宋老会家的麦田，直向枣峁沟走去。一年多没到枣峁沟了，这条蜿蜒的小沟，也起了许多变化，往年每到麦收的季节，吆着毛驴的驮炭队，背炭的，挑炭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渡口上撑着木船，往河西运炭，水手的吆号子声，响亮的传进山沟，老远就可以听见。今年不同了，河西的农民，不能过河运炭，渡口上的木船，仅剩下一只，其余的船只都集中在大渡口——宋家川，除非河西的白匪们可以运炭，农民谁敢过河呢?拐过一个大弯，前面的大石边，出现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我向后摆了个手势，大队靠山坡伏下，就独自一人上前去，原来是一个驮炭的老乡，他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盯着趴在地下的毛驴正唉声叹气，他两眼愁得发呆了。我问他哪里人，他被满腹心事折磨得失去了知觉，对我理也没理。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跑到毛驴跟前，抡起鞭杆抽打着，毛驴伸长着脖子，咴咴急促地喘着气，蹄子在地上紧张地蹬踏了一顿，仍站不起来，又不动了。
后来，鞭杆打断了，疲劳把毛驴整得不能动了，好像毛驴宁愿忍受着主人给他的一切惩罚。我有些着急了，上前帮着这个中年人，抬下驮子，毛驴一蹦跳起来了。我又帮他把炭驮安放在毛驴身上，他头也没点，吆着毛驴走了，那神气，好像他不是驮的石炭，而是驮的两筐热馒头，去拯救饿了十几天的老婆孩子一样。我们尾随在毛驴的后面，又朝渡口走了，又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狭窄的枣峁沟，突然路变宽展了些，沟上面有坡，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阶梯式的平台。我知道，快到匪军第五连所在地了，心里早有戒备。果真，前面传来哗啦一声，和一个粗声粗气的呵叱声：“干啥的!”没等我们站稳脚，从我们前面传来回答声：“驮炭的。”“为什么回来这么晚?”“驴子惹下麻烦。”吆驴的农民脚步未停，打着驴子喊喊叫叫的走了。我顺着沟畔望去，见沟畔站着一个背枪的身影，这就是白匪的哨兵。他没有走下沟来，只是往沟里望了望，又回到沟畔上。
我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了。在这一刻，我的心几乎跳出喉咙来，心想：如让这股敌人发觉，他们立即会打电话给渡口上的白匪，那我们将会全军覆灭，我们必须快速隐蔽地通过去，这里的沟畔有两丈多高，加上天黑和我们的脚步轻，经过半小时的轻步行动，终于通过第一道白匪驻扎区。又向西走了不远，窄沟突然大大的变宽展了，正前方出现大块的蓝天，我不由自主地吐了口闷气，心里多豁亮呀!那蓝天就是苏维埃区的蓝天，蓝天下面的山影，就是苏维埃了。往前走越来越艰难了，敌人沿途设了无数哨棚，每个哨棚放了三个到五个哨兵。我们顺着棱坎，该爬就爬，该停就停，终于又通过三道哨棚。黄河出现在眼前，咆哮的河水，像怪物一样张着嘴吼叫着，像要吞没一切。那只木船，就停在河边的浅水里。一个严重的问题产生了：河岸上，有一条从东南通往西北的大路，它和我们伏在从枣峁沟出来的一尺多深的浅河床，正成丁字形，而在离大路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敌人安了第五道哨棚。天已经很晚了，里面点着灯，风一吹灯光忽明忽暗，那种无生气的孤寂劲儿，真像守灵的灯火一般。
哨棚外面，有个扛枪的敌人，他忽地蹈过来，忽地蹈过去，凭我的脾气，真想摸到哨棚跟前，先拾掇了他，可我知道，单单为了解这口气，那将坏了大事，杀了哨兵，第四道和第三道哨棚的敌人会即刻发觉，那将会葬送了十几个好同志的生命。算来算去，只有争取时间登船，才是最正确的办法，只要十七个人一登上船，卷入急流，再来多少敌人我们也不怕了。我们在浅浅的河床里又慢慢地前进了，这几步真难走呀，它关连着我们十七个人的生命，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回到陕北，每向前迈一步，心里就自言自语地说，“轻点!再轻点!别让白匪听见。”“千啥的?”哨兵拉着干哑的嗓子开始吼叫，我们还是被发现了，我们加快脚步，没做回答，哨兵又尖辣地叫了两声，哨棚里顿时钻出七八个敌人，我看着再也瞒不住了，信口答道：“过路的!是你老子!”十七个人像得到一道命令似的，一齐猫着腰向木船冲去。“砰!”枪声传来，一颗子弹，像受惊的飞蝗，“嗖”的一声从头顶上飞过。我们没管这些，直奔上木船，我们刚登上船，七八个白匪也扑过来了，我抡起枪就是一梭子，几个黑影子应声而倒了，我们的几支步枪齐开叫了。
没有一锅子烟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像恶狼一样，直向我们扑来，这时，我的心里像吃了个秤锤，反倒铁到底了，心想：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把船渡过黄河去。我回头一看，哎呀!锚绳还没有解开呢。张全柱一跃身翻下船去，没等他走近锚绳，好几个白匪已朝他扑上来，他两手拉住锚绳，想用力拔下锚桩，可是两个白匪已抓住锚桩的另一头，人在最紧张的时候，有时头脑会忽然清醒起来，我想起背上背的鬼头刀，急把右手一背拔出来，“嗖”的一声向张全柱背后砍去，锚桩被砍断了，抓着锚绳不放的敌人，摔得哇啦哇啦直叫，我们的木船借着流水的冲力射出去，张全柱蹬着水赶上来，一跃身滚上船。立刻又一个困难摆在我们眼前了，木船上没有桨，也没有舵杆，仅有一个向河西运炭的空船舱，我顿时明白了，那些桨和舵杆早被白匪拆掉了。这真把人给急坏了，谁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多停留一分钟，都会招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又有三四个白匪赶到河岸，没等他们端枪站稳，早在我们的枪声下栽倒了。
十六双眼睛看着我，好像齐声说：“艾政委，怎样办?我们只有在船上等死吗?”我清楚地知道：事到眼前，着急不顶用。我低下头，四处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然看见船槽里放着五只用柳条编的筐子，这大概是装炭用的，我心里突的豁亮了，把大腿一拍说：“脱下褂子撕成条，拧成绳。”别．的同志并不理解我的意思，我飞快地脱下我的紫花粗布褂子，连我披着的蓝色衬衣，哧!哧!都撕成布条，没几下子就拧成一条绳子，我把绳子捆在柳条炭筐的提把上，筐底用细布条绑了一块小石炭，提起它往水里一抡，像撒鱼网一样柳条筐子就沉向水里去了，然后我把绳往怀里用力一拉，条筐兜着水，沉甸甸的，船慢慢地漂动了，我拉的力量大，船的速度就更快。
同志们一看明白了，刷刷刷都脱成光膀子，一片撕衣服的声音，霎时间，绑了五个条筐，齐投向河里，木船向前移动的速度更加快了。黄河岸上又赶来不少的白匪，机关枪架在河岸的石头上，咕咕向我们开叫了，子弹噗噗地从头顶飞过，我们一面用步枪向敌人还击，一面加紧投炭筐划船。敌众我寡，我们又处在水面上，终于有六个同志负伤了，伤员们不肯躺下休息，仍然坚持着战斗。也许是心急的缘故，木船显得航行得太慢了，说真的，在这紧急的时刻恨不得木船卷进黄河的急流旋涡，忽地，我的身子一晃，木船真的航到黄河中心的急流中了，波浪滔天的黄河，把木船推得飞快，我们的木船，顿时像大河里漂浮着的一片树叶，一晃晃的，朝前飞开了。
只一会儿工夫，白匪们的机枪声便远远落在我们的背后，子弹像飞鸟一样，在身后啾啾乱叫着，我的身子一晃，只意识了一下：我受伤了，便昏迷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躺在一座很舒适的窑洞里，热腾腾的暖炕，宽大的窗棂，我对它是多么熟悉呀。这是陕北的一个普通村庄，是在离黄河畔不远的南梁上村。两个中年妇女手里拖着碗口大的一块南瓜瓤子，在我的伤口处敷，她们见我清醒过来，带着几分惊喜的神色，也许是怕惊醒我，低着头走出门去。我扭转身子，瞅了一下炕下边的同志们，他们也已东倒西歪，你压着我的腿，我枕着你的腰，躺在那里呼噜呼噜睡着了，睡得那样香甜。在我脚那头躺着另外两个伤员，我一看就知道是张全柱和李德亮。起先我以为是班英的家，当我看到墙上那张旧画时，才知道是李成年的家。猛地，门帘一撩，李成年走进来，凑近我的耳边说：“艾政委，给你们正在做饭，等天黑下来马上转移，白匪在各家搜人哩。”我张口就问脑子里一直想着的一个人：“班英哩?”李成年沉默不语了，他那阴沉的面色，立刻使我明白了什么，我更急地追问，一连问了好几句，他才慢慢抬起头，两眼汪着泪水说：“班英同志被白匪杀害了，叛徒告的密。”
我朝前挪动了一下身子，一把抓着他的衣襟：“你说什么?”他说：“这是真的。班英和那两个水手，在你们渡河的第二天就被敌人逮捕了，被枪打死的。”我心中一阵悲痛，两眼罩上一层白雾……
亮堂堂的窑洞里又变得异常沉静了，只有远处的黄河，像猛狮烈虎一般，掀起了惊涛骇浪，拼命地咆哮着，我回想着这次两渡黄河的行动，想起了班英，想起了给我们做五谷杂粮的大娘，还有那个瘦弱的孩子，甚至那个吆驴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没有这些如同亲人般的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连一步也迈不了，而有了他们，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敌人，夺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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