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童年
我的家史是一部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压迫的血泪史，也是我们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我于1917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李家营村，祖先都是贫苦农民。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当我七八岁懂事的时候（约在1923、1924年），那时全家九口人家里穷得很，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九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除了种自己的一点地，主要靠给地主打短工，做脚夫挑盐挑菜挑水果，挣点脚力钱，就这样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母亲一到春天就天天领我们到山坡上挖野菜，采树叶，扒树皮来充饥。逢到秋天，就到人家地里剪地瓜秧、花生蔓，晒干了做冬天的干粮。那时冬天是天天上顿菜下顿菜，能吃上一顿地瓜就像过年一样心满意足了。因为天天吃糠咽菜，吃谷糠吃草子吃得大便都拉不出，我母亲就用冠头针给往下驳，驳了这个驳那个，我哭我母亲也哭，两个弟弟哭，全家都大哭。吃灰菜吃得头肿得像水斗，眼睛都睁不开，东西都看不见。我父亲拿拾来的柴去换人家的玉米骨头，用水泡了，上碾压了，烙了当饭吃，吃得喉咙都吐鲜血，我们吃的饭还不如地主家的猪狗食。
有一天我和地主家的孩子大仁一起玩，他拿出烧饼一边吃一边显摆给我看，说你们没得吃，你们穷，俺娘说你们穷人家没有福！我就哭着跑回去问母亲什么是福？我们为什么没有福？我也要饼吃！母亲总是留着泪说：“好孩子不要去馋人家，等你们长大了能挣钱的时候咱们就有得吃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各种野菜，各种树叶，哪种好吃哪种不好吃，苦的甜的酸的辣的都尝过了，这就是我吃糠咽菜的童年时代。
逃荒东北路上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那年我才十岁。春天几个月没下雨，春苗种不上，秋天又遭到大虫灾。所有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得一干二净，到冬天穷人连花生秧地瓜秧都吃不上了。地主家有三年陈粮，可是咱穷人家早就连糠都吃不上了，人们都饿得四处逃荒。母亲说逃荒的话，我东北有个堂兄，靠他或许是条活路。于是就变卖了家产还清了租债，没有路费就把二姑娘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一头担着被子碗筷，一头担着二弟，我母亲抱着三弟，旁边跟着三个姐姐和我，领着我们走上了东北逃荒的路。在寒冬腊月的饥寒交迫中，一天一天往北走。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白天父母还得挨村要饭给我们吃，晚上找个背风的地方或破庙，全家围在一起过夜。经常到了庙里，老道说我们的穷气扑了神像被赶出来，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财主讨厌我们，有的就使坏把水泼在那儿不让住。经过一个多月到了干金寨（抚顺），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我们再也走不动了，就找一个城门洞住下来。父母白天去要饭，我们就在城门洞附近玩。一天我跟母亲去拾些菜皮菜叶，好煮来吃，眼看到街上和往常不一样。大街上，家家门口都张灯结彩，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忙着买酒买肉，又看到人家买鞭买炮买好多的东西在准备过年。我就急着问母亲我们怎么包饺子怎么过年？是不是要给我们买鞭炮手花呢？看到母亲在哭，吓得我们再也不敢问了。等了一会问母亲哭什么，母亲说这里的风俗是今天不打发（即不给要饭的），谁家给了要饭的谁家一年破财不吉利，所以今天的饭也要不到了，正愁着给你们吃什么。听说没吃的，我就哭了母亲也哭了，我的几个姐姐也哭了，就这样在人家吃鱼吃肉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饥寒交迫之中一会大哭一会小哭在流浪路上过了年。
人穷无亲友投靠落了空
我们全家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流浪了三个多月，经受了千辛万苦，为了不被饿死终于来到了柳河县洪石镇。我们想，可奔到了！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地方了！可以找到舅舅了！打听问信，到了舅舅的地方。一看确实不错，一处大商店、洋门面，人上人下骡马大车，里里外外真是人财两旺。我们高兴极了，认为这下可好了可不用愁了。真的吃了一顿饱饭，我和姐姐们出去玩了。没想到等回来的时候看到母亲不高兴的样子，父亲只在那儿抽闷烟，看着看着母亲哭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真没想到这个狼心狗肺的舅舅在赶我们走！当了财主有了钱就不认人了。他说你们从关里乡下来，在城里不能做生意，我这里没有房子给你们住，你们只会种地，就到山里去种地去吧！这是农历的正月里，东北是一片雪海，到哪里去种地？这不明明是把我们往死里赶吗？这时只听到父亲说：走！我们人穷志不穷，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我们还活着，今后也还能活下去，不在这里招人嫌！就挑起担子，领着我们当天就出了城向山里走去。出了城约十五里路，看到深山密林是一片雪海，越往里人烟越少。眼看天晚了，太阳要落山了，正发愁时，碰到一位老人家，问我们到哪儿去。说起来，原来他也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来的，叫我们到他家去。本来不想去，他说天黑了再往里走近处没有人家，这里虎狼很多再走有危险了，这样就住在了他家。第二天这位老人家说：“就住我这里吧，把我这间猪圈修好，用树枝树皮盖住上面的洞，周围用积雪堆成墙不让风刮进来”。就这样全家就住在了破猪圈里，好天到外面去要饭，大风大雪的时候就靠这老乡帮助，就这样过着和狗打架的讨饭生活。还真是多亏了这穷老乡帮助，真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初到东北，人生地不熟，一切生活不习惯，风俗人情不懂得，猪圈里光光的什麽也没有，只好讨饭为生。一天我和母亲去要饭，走远了点，到了一个大户人家。母亲说这样的人家狗会很多的，有些害怕的样子，就这样轻轻地念叨着，话音未落，就从里面窜出一群大黄狗来，呼呼地怪叫着猛地向我们扑来一齐撕咬，母亲顾不得自己的死活，拼命来保护我，把我搂紧在怀里，顿时就六七条黄狗围住了我们，把我们拖倒在地连撕带咬。正在这时，幸亏两位老长工三步两步地赶过来，打退了恶狗。我已经吓得昏了过去，我母亲满身是血，从后背到腿上的衣服都被狗撕得碎碎的，面黄如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身有几十处伤，腿被咬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两位老人就背着我，扶着我母亲把我们送回到猪圈里。
在东北，天又冷又没有东西吃，更没钱治伤，又没有亲人投靠，只好忍受痛苦，母亲的伤就只好破布包包硬捱着，过了四五个月才好。这种日子这种环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真好比天方夜谭，不可想象不可理解。
给地主放牛
要饭的第二年，觉得一家九口人不能年年要下去，来东北是逃荒的，无论如何也要挣点钱，但凡有点路费就得挣扎着回家。于是父母就把我大姐送了人，把我以每年二块钱的工钱雇给人家放牛，但第一年只管饭不给钱，父亲则天天出去打短工，母亲还得带着几个孩子去要饭。
那年我虚岁十二岁，地主的心真黑，除了叫我放五条大牛外，还要给他家干杂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先给他们倒三四个尿盆，后扫地，再给他们一个个的倒洗脸水，这是给我定下的，天天如此，晚了就得挨打，有时睡着了被地主拖起来还没醒，他们就拧我的耳朵鼻子打耳光。那时遭地主家打是家常便饭，被地主的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拳打脚踢更是平常。我天天如此，一早就起来服侍他们，忙个不停，早晨去伙房吃完饭，带点干粮赶着牛上山就是一天，直到天黑才回来。在山上密林里那时候豺狼虎豹很多，我和牛做伴不敢稍远一点。在外面风吹雨打，吃冷干粮和山沟里的水，没有谁管你冷热。晚上回来，地主家都吃过晚饭了，我就吃点他们的剩饭，剩多多吃剩少少吃，不剩就得挨一顿饿。
有一天放牛回来晚了，天又阴又黑，我摸黑吃了点剩饭后就忙着收拾碗筷，洗留给我洗的碗筷。我端了十几个碗，一不小心被一个小板凳绊倒了，我也摔晕了，眼前发黑失去了知觉，碗也摔破了。我还没爬起来，就被地主老太婆抓住，她拼命地拧我耳朵，接着狠命地拳打脚踢骂声不停，被打得钻心疼，幸亏长工顾大爷把我救出来，这才知道身上被地主婆用冠头针捅了二十多个洞，鲜血直流，我的一个破布衫也被染得通红，这个老太婆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她那穷凶极恶的面孔。我后来看了电影白毛女，看到黄世仁母亲用烟钎子刺喜儿的那种凶恶的样子，就觉得看到了那个地主老太婆打我的情景，我就恨不得去咬她几口把她用刀割了才解我心头之恨。
我天天向顾大伯诉苦，顾大爷说你不可以叫他们身上发痒吗？怎样教她们身上发痒呢？从此我天天琢磨。有次我在树上逮小鸟时全身都被刺毛虫刺肿了，痒的要命，就忽然想起了顾大爷的话。我就把刺毛虫打死，放在石板上晒干弄成碎末，包成一小包一小包。一天那个死老太婆又打我了，我就趁人不备在她铺上撤上一点。到了晚上这个死老太婆不多会就喊身上痒，再过一会就鬼哭狼嚎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笑，觉得特别解恨。从那以后谁打了我，几天之内我就叫他尝尝我的厉害。时间长了他们判断是我搞的鬼就打我，我当然死也不承认，以后他们就不敢随意打我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义勇军如风起云涌，发展很快，他们靠征收官僚土豪的钱做军饷。我给放牛的这个大地主，为了逃避义勇军的粮饷，逃到我家住的穷山沟来了。人家为了抗日出力出钱出命，他倒想一毛不拔！不能这样便宜了他！我就到义勇军司令部报告了他，司令部马上派人把他抓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想把物资留给日本人，他不得不交出来五匹大马一万两干元大洋、细布一千匹、粮食数万担，很好地支持了抗日。但这事也可能为我家安全留下了隐患，因为这狗地主一定怀疑是我家告发他的。
死里逃生
我给地主放牛，和牛结成了好朋友。牛和我一样都是地主的苦力。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深山密林中放牛，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顿时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我想到回家的路上有一条干河，要是过不了那条河，把牛丢了可不得了，地主会打死我的，就急着把牛往回赶。奔到河边一看，河水已经涨过河的两岸，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波浪，也分不出哪是河哪是路了。心里想，这下可坏了，过不了河，黑了天，牛丢了怎么办？在野林子里会不会给野兽吃掉？简直把我急的一面哭一面跺脚。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想到，老年人说牛是会浮水的！既能浮水就能把人带过去！于是我把四条大黄牛赶下水，果然都会游水，随水斜着游上了对岸。我想骑在牛背上，但怕被浪打下水，于是两只手拼命地抓住牛尾巴，两只脚蹬住牛腿，心想只要不松手就能过河。下了水，未到河中心，心里直发慌，牛身体也左右摇晃，再走几步，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打得我晕头转向，心里慌张身上无力，忽然就被冲下去了，被冲到河心的激流里去了。在激流中，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什麽东西才能得救！当我被洪水冲下去约一百米的时候，幸好被一棵榆树挡住了。这棵榆树约有两手合抱粗，生长在河边，好像受其他的大树欺负不得已倒向河边。我从上面冲下来幸好碰上了这棵树。我被树一撞，觉得有了什麽支撑，就拼命地抓住这棵树，拉扯着上了岸。如果没有这棵树，撞到下面不远的石崖上，肯定就命归西天了。我拼命地爬上岸，松了口气就晕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地主的家里了。以后才知道，当时牛都回家了，老长工顾大爷看到放牛的却没有回来，他们明白我不是被淹死就是没有过河，就急急忙忙地去找我，果然看到我晕倒在河边。摸摸我的心还在跳，就急忙把我背回去，生了火烘烤我，不多会我就醒了过来，如果没有顾大爷把我背回来，我说不定活不成了，因为雨还在下，水还在涨，不被淹死也会被洪水冲走。顾大爷看到我发高烧不治不行了，就向地主提出来找个医生给我看看，地主却说，就喝了几口水怕什么！顾大爷再向地主提出来时，地主心里有数，看我十分危险，死不了也得病几个月不能放牛了。他怕真的死在他家里麻烦，于是叫顾大爷捎信叫我父亲把我背回家。
我到家后一直发高烧昏迷不醒，也没钱请医生治。我母亲天天忙个不停，到东到西打听药方，没有钱什麽也办不到。实在想不出什麽好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在家躺着。就这样四五个月过去了，总算还好，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有了好转。等我病慢慢好了以后，我的头发掉得一根也没有了，成了个秃头。等我有了力气，我父亲就再送我到地主家去，但地主看我还很虚弱，到了冬天也不能赶牛上山去放了，就不要我了，无论怎么恳求也不成。我父亲看实在没法子了就说：东家不收孩子，那就把两年的工钱给我们，也好给孩子看病。没想到地主说什麽你们耽误了我的事还问我要钱？我只出一份钱不出两份钱，我没法子又雇了一个，钱还要给人家，你们还要什麽钱！就这样被他们大骂特骂一顿赶了出来。我说要和他们打官司，告他们的状，父亲说，他不但是个地主，还是个千家长（相当于保长乡长），咱们还在人家手里，去打官司就是他坐堂。就这样白白地吃了一顿气，白白地给地主放了两年牛，端尿盆吃耳光还差点送掉一条命。
卖鸡的遭遇
到东北的第四年，经过几年的拼命劳动、讨饭、打工、省吃俭用、开荒种地，下雨天到山上拾蘑菇，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砍柴卖钱，就这样我们的生活渐渐地好了些，也养了几只鸡。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叫我抱了一只大公鸡去卖，用卖鸡钱买几斤盐准备过年。
我高兴地抱着鸡跑到镇上，刚到还没放下就来了个国民党军官，他问这只鸡你是卖的吗？我说是，他说好吧，给我送到家里给你钱，我就抱着鸡跟着他走进了一所兵营的后门的小洋房里。刚进门这个军官就把鸡夺过去回头对我说：你去吧！当时我想怎么还没给我钱就叫我回去，母亲叫我卖了鸡买盐的，我又想他不会不给我钱的，可能是我听错了？这时洋房里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好像在对军官说：出去那麽长时间才回来，我要吃母鸡你怎么买了只公鸡？在责备那个军官的样子，又嬉皮笑脸地用手指剜那军官的头，有点下流的样子。这些都被我看到了，这时她也看到了我，就有点恼羞成怒，对那军官说：那里来的小兔崽子，还不给我快赶出去！这个军官就火了，出来没头没脸地巴掌打在我脸上，脚踹在我身上，连打带骂说快滚！我说还没给钱，他不让我说下去，巴掌打得我耳朵都听不见了，眼里冒火星，不知不觉被推出大门。我一边走一边喊：“还没给我钱！“这时一个门警对我说，你还哭还不快跑！等他出来打死你！并说我们这些当小兵的也经常被这个王八蛋打，于是我只好哭着回家。可是刚到家，母亲看到我哭，也没买盐回来，就问我怎么了，我照实说了，母亲又气得把我打了一顿，幸亏隔壁赵大爷把我拖出来，对母亲说，这不是孩子的不是，是社会黑暗，你把孩子打残了可不得了！这样母亲才不打了。
父亲两次遭土匪毒打
这是到东北的第五年了，那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从给地主放牛回家，就种地打柴拾蘑菇卖短工，我就已经成了一个整劳动力了。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都在辛勤地劳动。一家子拼命奋斗，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一点路费回山东老家，一家子特别惦记老家的老祖父。但是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不抵抗，出卖了东三省逃到关内，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一部分散兵游勇就成了专门抢老百姓的“胡子”。一个夏天的晚上，六七个土匪一脚把门踹开，进来开口就是向你们借钱来了。那时的日子是过得稍好些了，但是春夏之交粮食还没下来那里来的钱？没有钱，他们就用榨树条打得一家人大哭小叫，重点把我父亲打得浑身是血，死去活来，过了好几个月才缓过来。可是刚好不久，就在秋天这些土匪又来了，对着父亲用步枪通条和榨木条往死里打，打一阵问有没有钱，说没钱，就再往死里打，打晕了用水泼醒了再打，就这样打了一夜，不知被打晕了几次，又用烧红的铁锨烙肚子烙后背，全身被打被烙得没一块好肉，全身血肉模糊。把父亲打晕了就打母亲，再打我，再这样下去看来全家都得被打死，这时周围的老乡们听见动静都起来了，到处都是狗叫声，天也快亮了，他们实在榨不出钱，只好走了。后来，横想竖想多半是那个狗地主指使土匪来报复我们的。
到第二年，我父亲全身的伤痕不知有多少，好像开了几百刀一样，没有一个好地方。以后我们就不敢住在原来的地方了，另换地方混了一年，后来回到山东老家。回来没几年，父亲老伤复发，又没有钱治，他的身体就垮了，几个月就病死了。我父亲去世那年，是1946年，只有五十六岁。我从十六岁回到山东老家，因为人多地少，经常扛着锄头镢头给人家扛活打短工，一天到晚拼命干也就是吃顿饭，拿不到什么钱，就这样还时常没活干。从十六岁起，我就顶个整劳力和人家换工，家里的重活就是父亲和我干，如每天天不亮就把缸里担满水。农闲时打不到短工就去堆脚（推小车运输），担水果到东海边去卖，再担盐回来，这样出去一趟就得十天半月，也就只挣得几斤盐钱。我出去都是自己带上煎饼，路上的主食就是煎饼和冷水。二十三岁就和妻子分出去了，住在后园里，分家时父母亲只分给我们三十斤地瓜干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往后的日子除了种自己的二亩山地外就得出去卖工跑运输，担着一百四十多斤重的担子，赶四十里路的马站集，当天又要担着盐回来。就这样拼命干，还不能吃饱肚子穿不上衣服。那时候有了大儿子，一家人盖了条烂被子，床上铺了条破芦席就是全部家当。每次回来能带点火烧给儿子吃老婆就高兴得很，因为这就够儿子吃几天了。我从小就是穷要饭的，吃糠咽菜长大，吃糠吃得拉不下屎，只好用冠头针驳，吃玉米骨头，扎得鲜血直流，七八岁还穿不上衣服光着腚。大了，三年穿一件布衫，穿得千补万补，光着脚上山打柴割草，把脚磨得针刺不进刀割不破。大姐因为家穷，送给人家以后，因嫂嫂待亏和难产死在东北，二姐从小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三姐被丢在东北不知下落，父亲两次受国民党土匪勒索毒打受重伤，不治而死。万恶的旧社会一点也不假，推翻旧社会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发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