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寒冬，春节将临，巍巍秦岭披上了银装，山谷洼地积雪一丈多深。战士们身上仍穿着薄薄的单衣，脚上穿的是自己编织的草鞋……我们同军部失去联系已经一个多月了，此时此刻，大家是多么想念部队的亲人啊!“红军同志，你们辛苦了!”
一天，忽见山下上来一个穿着整齐的人，老远就大声打着招呼。“红军同志!”我们的两个哨兵听到这亲切的称呼，心想，莫非是军部派人同我们联系来了?但又一想，不对，我们自己人都是互称“同志”，只有根据地的老乡才称我们“红军同志”。我们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来到这里人地生疏，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这亲切的称呼了。哨兵警惕地对来人喊道：“你是什么人?不许动!”“红军同志，我要见你们的邵队长。”我原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长，此时担任了这支游动作战小分队的队长，同志们仍叫我“少宣队长”，群众听到了，就以为我姓邵。那人把一封介绍信同一大沓子文件交给哨兵说：“你把这些交给邵队长看看就明白了。”一个哨兵进来向我作了报告。我看那信件，原来是中共汉中特委介绍王柏栋同志去陕北工作的介绍信，那厚厚的一扎，都是红四方面军进到四川后油印的文件。我和几个干部一商量，分析来人可能是白区地下党的同志，决定由我来会见他。
“我就是王柏栋，今天特地来看看我们的红军同志们。”那人进屋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格外亲热。王柏栋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围炉坐下听他讲起了前后经过。原来，王柏栋同志就是商县人，家住龙驹寨西显神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汉中特委做党的地下工作。前不久，由于他在汉中地区已经暴露，组织上调他到陕北根据地去工作。他在去陕北途中，回家乡看看情况，听乡亲们说，附近有一支红军小队伍，打仗很是厉害。家里人不知柏栋的底细，反复叮嘱他说：“你刚回家，又穿得整整齐齐的，千万别让红军碰见了，把你也当作豪绅。”柏栋同志听了，心里反而有说不出的高兴，口里应酬着说：“我小心就是了。”
说话间，家人进来说：“张团总看望你来了。”张团总名叫张虎臣，是商县棣花镇龙驹寨地方的团总，手下有三百人的团防武装。他和王柏栋是幼年同学，听说多年未见的好友回来了，带了一大捆王柏栋平素喜欢翻阅的报纸，特地赶来看望。两人叙谈了一会儿，张虎臣就告别走了，并约老同学次日到团防驻地去聚一聚。那张虎臣是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人，也有民族感，他搞起民团武装，并非一心要和共产党作对，主要是想扩大个人势力，独霸一方。他手下有个姓吴的秘书，思想比较开明，很有些才干，给他出过不少主意。如今，他们见打不过红军，接连损兵折将，正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约王柏栋去聚谈，是想打听打听外界的局势，以便考虑下一着棋该怎么走。柏栋同志也正打算摸一摸这位老同学的底细，相机做些工作，以助红军小分队一臂之力，因此也就欣然应约了。
第二天聚会，吴秘书也在座。他们叙谈了各自的坎坷经历以后，张虎臣就直截了当地说：“柏栋兄，你跑的地方多，见识广，现时的形势怎样?望老兄有以教我。”张虎臣憋不住，一股脑儿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先抖落了出来，说：“上峰叫我们‘剿共’，这共产党能否剿掉?依我看恐怕难以达到目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委员长不叫打日本，听说又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中国人老是自己打自己行吗?”听了张虎臣这一番话，柏栋同志心里有了些谱，就开导他说：“你这说的是心里话，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关心的大事。
蒋介石不抗日，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二八’抗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就不听老蒋那一套。至于说到‘剿共’，我看蒋介石是占不到便宜的。南方各省红军根据地虽然暂时大部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了，但红军主力已经突围北上，在云贵一带打了大胜仗。依我看，你老兄犯不着为‘剿共’卖这么大力气。”吴秘书插话说：“红军是厉害，孙家山一带有支红军小部队，装备一色的驳壳枪，占着我们的地盘，我们的队伍根本不敢到那一带活动。”柏栋同志反问道：“你们对这支红军队伍有什么打算?”张说：“不久前，我们派了一个团副混进他们队伍里去，想摸清情况搞他们一家伙，谁想被他们识破，把这个团副处死了。”“你们还想同这支红军拼个高低吗?”“不敢不敢!”张虎臣赶忙摇手说，“我们这几百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但求他们不再扩占我们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幸运了。”“老兄既有此意，我倒可以替你们去交涉交涉。”“你?”张、吴二人惊疑地瞪大了眼睛。“是的。”柏栋同志郑重地说，“实话告诉二位，我就是共产党员。”接着，他又详详细细地把全国的形势向张、吴二人讲了一番，然后，给二人指明利害关系：“蒋介石排斥异己，极端阴险，要提防遭人暗算。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想到抗日救国的责任，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军人都要枪口对外，绝对不能与红军为敌。我今天不是来为红军当说客，不是要你们队伍马上去参加红军，我只是以老同学的情分，希望你们看清今日之形势，作出正确的抉择。”
张、吴二人对王柏栋这一席肺腑之言感触至深，表示要认真考虑。谈话后，根据柏栋同志的提议，由张虎臣派人把他送到孙家山下红军驻地附近，他就一个人上山来了……王柏栋同志给我们讲述了上面这一段经过以后，亲切地说：“我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从来没有见到过红军，今天见到你们才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你们想我该有多么高兴啊!”听了柏栋同志的话，真叫人感动极了。我们把去年十二月领受吴焕先政委交给任务以来经历的大小十多次战斗情况，以及当前仍然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处境，向柏栋同志作了介绍。柏栋同志翻开带来的国民党报纸，从那些反面报道中，使我们看到了全国红军都在作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他还分析红二十五军大概不会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可能仍在陕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只要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坚持下去，不久就会有军部的消息的。柏栋同志的话和他带来的报纸使我们对形势有了大致的了解，心胸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接着，他把张团总的情况给我们作了介绍，要求我们与张虎臣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张不再在孙家山一带征收捐税，我们暂时也不再到孙家山以外他管辖的地区去活动。他说：“这不是向敌人让步、妥协，而是为了争取朋友，为了巩固阵地，坚持斗争。”我表示可以提交分队党支部研究一下，再作答复。
第二天，柏栋同志又给我们来信，劝说我们同张虎臣缔结密约，我们因一时不便回信，便约请他再来此处面谈。两天后，他又来了，我把党支部研究同意建立秘密协议的事告诉他，他很高兴，但又提出，张虎臣要求我这个“邵队长”到他家，同张秘密会见，以表示互相的信任。
事关重大，我当即召集班长以上同志研究去不去，谁去为好?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派人去，更不同意我去。我是支持柏栋同志的意见的，我说：“干革命哪能怕风险!你们看王同志在白区工作多年，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什么都不顾，这次路过家乡还冒险为我们奔跑，还不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柏栋同志也向大家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同志们才同意我去。次日上午，我来到柏栋同志家，接着张虎臣、吴秘书也来了。柏栋给我们相互作了介绍后，就谈起了协议之事。“协议”早由柏栋同志拟好，其大意是：张团总一方经常向红军提供有关“国军”动向，如红军遇到不利、借道转移时，只要红军事先秘密通知，张团总应主动将该部调出适当地方，以便红军借道通过；红军分队一方不再到除孙家山以外的张团总管辖地区活动；红军分队如缺什么物资要请张团总协助时，须事先联系好，由吴秘书筹办。为了保密，“协议”不立字据，不签名。
柏栋同志宣布协议后，双方彼此握手表示同意，很快就分手了。我们后来了解到，王柏栋同志在春节的第二天，就离开家乡，踏上新的征途，到陕北根据地去了。柏栋同志走后，他为我们结交的这位新“朋友”很守信用，国民党军队一有行动，张虎臣就派人秘密向我们通报。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不仅没有被庞大的敌人所吞噬，而且能够依托这块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一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我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后，我们终于在洛南县的景材镇与主力红军会合了。我们把同张虎臣建立联系的经过向吴焕先政委作了详细汇报，吴政委非常高兴，称赞王柏栋同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头脑、有胆识、有才能的好同志，充分肯定我们按照柏栋同志的办法做得对。以后，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斗争时，继续与张虎臣部保持秘密联系，直到一九三六年春，由于张部有人告密，张虎臣和吴秘书二人惨遭敌人杀害。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第三天，我们的队伍路过一个很大的村庄，乡亲们正在热烈欢迎我们。突然，一位身穿旧黑色棉短袄的同志上来一把拖住我。我一愣，原来正是王柏栋同志!他还是像那回初次见面一样，拉着我的手摇了又摇，高兴地说：“小程同志，你们终于来到陕北，我们又会合了。这一回可不像在我家里秘密接待你，我们可要好好犒劳犒劳红军同志们了。”我说：“柏栋同志，半年多来，全队同志都想念着您哩，您对我们的帮助和鼓舞太大了!要是没有你那时艰苦的工作，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说不定今天见不到您啦。”因为要急着赶上队伍，我们只好简略交谈几句，就珍重道别了。自从陕北匆匆一别，我就再没见到过王柏栋同志了。
几十年来，柏栋同志的音容始终印刻在我的心里：他是在斗争困难的时刻伸出温暖的手，大力帮助我们的最亲的亲人，是引导我们放眼全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争取胜利的好兄长，是一个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不放过一切机会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的优秀党员。去年七月，我从商洛地委征集党史资料的同志那里知道，柏栋同志早已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他家乡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时候，被反共顽固派杀害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柏栋同志深深的追念，驱使我写下了这篇短短的回忆，以表示对柏栋同志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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