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随着长江中下游一些城市的不断解放，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派往各地的情报电台也相继完成了历史使命，先后撤回情报处机关。5月25日晚，当时在情报处电台工作的李惠民等同志在社会部部长扬帆同志的率领下，进驻上海交通大学。与此同时，他们接到了上级指示：陈毅军长已经同上海地下党领导胜利会师，情报处电台与上海地下党电台的通讯任务宣告结束。电台全体人员第二天入住建国西路30号(原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的公寓，现上海市公安局指挥大楼所在地)，集中待命。
1949年6月中旬，党组织决定李惠民以军管会军代表的身份，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电讯科。同年7月，任命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首任电讯科科长。接管伊始，李惠民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立即将无线电台等各类仪器设备全部接管，封存在电讯科的仓库里。然后责令各股股长和全部工作人员(原电讯科科长芦建广已在5月25日随毛森逃往浙江舟山)必须到局里报到，然后组织全体报务人员学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法规，再按各人的表现分配工作。在极短的时间中，电讯科除广播股和无线电通讯股暂时没有恢复正常工作外，其他各股都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对外联络正常工作，保证了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通讯秩序的正常运行。
与此同时，有两件事摆在李惠民面前急待解决：一是新成立的市公安局和中央公安部的通讯联络，因用长途电话联系容易泄密，文件通过机要交通部门传递，跟不上紧张的工作节奏。二是各郊区公安分局同下属的派出所的联系因没有电话，只能依靠放飞警鸽来通讯。这样，既不及时又易泄密。
怎么办?李惠民在上级的帮助下，决定克服一切困难，迅速重建一部电台，使市公安局能直接沟通和中央公安部、社会部的通讯联络。于是，立即从华东军区通讯部门和军区情报处电台调来了4名报务员参加电台的组建工作。为了解决各郊区公安分局同下属的派出所联系的困难，李惠民自己出面到华东军区和公安总队选调了几名部队的通讯兵，再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一些青年民警组织成立了一支电话队，自行设计、架设了一路脚临时电话线路。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解决了各郊区公安分局同下属的派出所通讯联络上的困难。
二时值上海解放初期，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到市区狂轰滥炸。并派出大量特务潜入上海搞破坏活动。尤其是“二·六”轰炸后，市区很多公用设施与通讯设备遭到损坏。在此情况下，李惠民不得不焦急地考虑到：市公安局电讯科的通讯设备全部集中在福州路185号市公安局大楼的顶端，极易遭到敌机的轰炸。怎样保证现有的通讯设备一旦损坏，市公安局的指挥系统和公安部及各分局的通讯联络不陷入瘫痪状态?
为此，针对电讯科仓库里存有闲置无线电通讯设备，但缺乏会使用的专业人员的状况，李惠民以电讯科的名义向李士英局长、扬帆副局长打了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为应付突发事件，宁肯花费一些人力和财力，按全市31个分局各设一部无线电台的规模，立即由电讯科出面负责举办一期约100人左右的无线电通讯人员速成培训班，作为无线电通讯专业人员的后备力量，以在紧急情况下，拉得上、打得响，确保上海公安通讯线路畅通。
报告送上去后，局领导很快就批准了电讯科这一计划。于是，李惠民和他的同事们迅速投入到培训班的筹备工作中。他们从每个公安分局抽调两名，共计60名年龄在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一人必须是共产党员的年轻人，到市局电讯科报到。另外李惠民又亲自到上海公安学校，挑选了60名品学兼优的学员。这样一共120人，集中住宿到绍兴路9号原警察俱乐部大楼。
1950年4月，培训班正式开班。当时，由于上海刚解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参加学习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学习。经过半年的强化训练，个个都能较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培训班结束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120名学员中除少数留在电讯科工作外，其余的按每个分局三个名额分配到各个分局。这些同志后来成为了所在分局的工作骨干，有的还被提拔担任了分局的领导。静安分局的阮锦吾同志还担任了静安区副区长。
三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复杂。炮火连天的硝烟虽然已散，但隐蔽战线上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国民党特务除了采取送恐吓信、搞暗杀、冒充我地下党或民主党派去接管单位进行抢劫勒索、制造政治谣言、扰乱人心外，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潜伏下来的秘密电台，发送情报，搞阴谋颠覆活动。因此，隐蔽战线第一个大的战役就是集中力量清除蒋介石特务系统的潜伏组织与电台。而李惠民所领导的电讯科也就成了这场战役中的一支生力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和军统特务骨干、警察局电讯科科长芦建广曾做过一系列的战略布置。毛森本人多次亲自找电讯科各股的骨干谈话，让他们作好长期埋伏、窥测形势、伺机出动的准备。芦建广则不断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爆发，国民党马上就会重新打回上海”等言论，为手下的人鼓劲、打气。
与此同时，芦建广还在电讯科内悄悄设置了一间密室，作为他以后搞颠覆活动的据点。这间密室设在福州路185号南部8楼东面一条走廊尽头，与警鸽股办公室一墙之隔的房间里。房门口堆满了破旧桌椅、废弃木料等杂物。起先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49年8月中旬的一天，李惠民到警鸽股办公室检查工作，觉得大楼的走廊中堆得乱七八糟，既不雅观，又不卫生。便让总务科马上派人来进行清理。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把破旧桌椅、废弃木料等杂物清理走后，大家惊讶地发现，在走廊的尽头竟然有一间紧锁着房门的房间。李惠民得知后，立即唤来铜匠把门锁打开。走进房内一看，窗户已被封死，室内写字台、椅子、热水瓶、茶杯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再仔细察看，密室中的壁橱已同隔壁的警鸽股办公室挂衣服的壁橱打通，人就从警鸽股办公室的壁橱里进出。
“这个房间是怎么回事?”李惠民迅速找到警鸽股股长、原警察局留用人员陈某，厉声质问道：“为什么不将这一情况向组织汇报?”
望着李惠民愠怒的神色，陈某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道：“这是芦建广在逃走前设的暗室，专供他找人密谈时派用场的。”
上海已经解放3个多月了，陈某竟还一直对我们隐瞒着这间密室，他还有没有其他情况继续隐瞒?李惠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他迅即将这一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电讯科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由此展开。
由于充分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威力，电讯科的反特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些潜伏在科内的特务分子纷纷被揪了出来。经侦察，原来自从芦建广追随毛森逃往浙江舟山后，在短短的两年中，曾三次潜回上海，躲在那间密室里找原电讯科的几名特务骨干开会、谈话。商讨怎样利用无线电通讯来搜集情报，进行反共宣传。并对他们说：“国军很快就要反攻大陆，到时你们要积极行动，里应外合”等等。
在芦建广的鼓动下，电讯科内原来的那几个股长便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偷偷地对各类无线电通讯设备进行破坏。技术股的几个特务趁检修、测试仓库中备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机会，竟将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拔掉后，卖给电料商行。仓库里的电讯器材不断被盗窃。科里负责总务账目的吴某，则通过假发票、造假账的手法，大肆进行贪污。同时，在市公安局政保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李惠民很快就掌握了电讯科留用人员中的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小组里三个骨干的活动情况。几天后，那伙军统特务被一网打尽。
1953年的秋天，由于工作的需要，李惠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战斗、生活了四年的电讯科，走上了经济保卫战线的岗位。以后，相继担任了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普陀区委组织部长、普陀区委副书记等职。2000年11月18日因病去世。（作者：杨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