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镇守敌一个团，工事修得非常坚固。红二十八军编制虽是一个军，但仅有十一个连，其实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
下午三时，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亲到前沿阵地观察。四时战斗打响，我军一连发起了四五次攻击，均未成功，且伤亡甚大。战斗暂停，准备第二天拂晓前，再发起总攻。不幸在黄昏时有消息传来说军长身负重伤，被连夜送过黄河。同志们都非常悲愤，战斗情绪也更加高涨，一致提出要为刘军长报仇，拔除敌人这个顽固的据点。
但是到夜晚之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敌人开来了大批增援部队，从三面向我合围过来。上级命令迅速撤出战斗，拂晓前开始突围，从俘虏口中，我们知道敌人增援部队是三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团，兵力比我们大许多倍。我们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两三颗手榴弹。敌人包围重重，要冲破它突出去，真是够困难的。那时，我在军部直属机炮排当副班长，扛着七十多斤重的重机枪，边打边撤，掩护部队向南突围。东方发白的时候，轻装部队全部突出合围圈，而我们掉在后面。我四面一看，才知道班长已经牺牲，身边只有马保子、张天明、郝四三个战士。
周围的敌人叫嚷着向我们压缩过来，眼看敌人的骑兵从我们面前横插过去，切断了我们追上部队的可能，我们的重机枪也只剩下十五发子弹。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坚决冲出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至于机枪，不用说，人在枪在，万一不行，就和敌人拼。这地方是黄土高原，到处突兀着几丈高的土崖峭壁，光秃秃的不长草木，下面是深沟谷峪。没有胆量的人，站在崖边上都要头昏心悸，一不小心掉下去，不摔死也要摔得骨折肉绽。敌人把我们逼到二十多丈高、七十多度斜坡的陡峭悬崖上，狂妄地号叫着：“捉活的，捉活的呀!”马保子脸都气青了，把机枪架在地上一扔，拔出手榴弹就要跟敌人拼。我全身猛一震，强烈的责任感提醒我不能蛮干，我把拳头一挥，喊了一声：“不能蛮干!下崖，快!我掩护你们。”小个子郝四往枪鞍上一跨，哧溜就下去了，张天明也紧跟着滑下去，马保子搬起枪架，狠狠地向敌人吐了口唾沫，骂声：“狗日的，有种你跟来吧!”就一侧身滚了下去。
这时，敌人离我只有五六十米，叫喊得也越加得意。我看同志们已坠到沟底，便先将枪身顺下去，回手向敌人投了颗手榴弹，趁着烟尘和敌人卧倒的当口，就夹着一把铁锨向下猛滑，滑到半腰时，铁锨掉了，我只得用手磨着土壁滑。二十人高的陡崖，不一会儿就着地了。看看同志们，四个人的裤子和大腿都磨破了，屁股上露着鲜红的血肉，我双手上的皮，也被峭壁刮去了许多块，血肉和泥土糊满了我的全身，更严重的是张天明的脚踝骨错开了，不能走，痛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
敌人已到了崖边上，但是那些家伙怕死，没有下崖的勇气，只是朝着下面乱打枪。我叫马保子背上张天明赶快走，拐过山沟就好了，张天明却忽然挣脱了马保子，猛一跳，腿一股劲颤抖，可是他把牙咬得格格响，牙缝里蹦出两个字：“能——走!”他一拐一拐地前进了。我把衣服撕了几块，包上流血的手，扛着枪身跟在后面。让敌人干瞪眼吧，我们已进了深沟。四面山上还在响着枪声和稀疏的爆炸声，可是敌人已找不到我们了，我心里热乎乎的，胜利的快感笼罩在我的全身。
我望着背着枪鞍、头上还在流血、不吭不哈的郝四，赤着双脚、时刻都在咬牙瞪眼的马保子，一瘸一颠，每迈一步都要忍受极大痛苦的张天明——这些和我共同生死、一起战斗过来的同志和弟兄、坚强的战士，他们不时向我闪露着亲切而信赖的目光，他们是多么可爱呀!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能坚强地活下去!衣服破烂、浑身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走，顽强地走，冲破一切艰险想尽一切办法走，向南走，朝着部队走的方向走!但是，我们还处在敌人前后左右的包围中，有时还要加上天上的飞机，敌人不知比我们多多少倍，一切险恶的情况随时都会出现在面前。
到下午四时，敌人又发现了我们数次，我们都是用滚、滑、溜悬崖的办法甩开了敌人，后几次的崖虽不像第一次那样高，但摔、跌、碰撞，把我们也拖得筋疲力尽，衣服被撕成一条条粘在身上，数不清全身有多少伤痕，血肉混着泥土，紧糊在伤口上，像千百条烧红的铁链捆在身上，脸上的汗冲着血和泥，流到眼里、嘴里，又咸又苦又涩，重机枪像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前面有千百个同志在等着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坚强的整体，党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刘军长亲切的微笑还在眼前。漫长难熬的白天终于过去了，天黑了下来。我们走进了一片矮树林。四个人像被抽去了筋骨似的瘫痪下来，坐不住，躺不倒。白天被皮肉痛苦掩盖而忘记了的饥渴，向疲惫的身体袭来。
这一天，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我的粮袋里还有一斤多生小米，给大家每人分了一把，可生小米怎么吃呀?我们明知道山下有一条小河沟，但我们不能去弄水，下面到处都有敌人燃烧的篝火。我们只好把生米一小撮一小撮地往嘴里填，硬往下干咽，来欺骗自己的肠胃。口渴、饥饿，强烈的创痛和过度的疲劳，内外夹攻地折磨着我们，但极度的疲劳还是让我们都睡着了。半夜，几声清脆的枪响使我警醒。敌人的篝火渐渐稀少了，低沉的炮声在远处摇撼着大地，四周黑糊糊的，寒风驱动着树枝，发出咝咝的响声。有谁知道在这深山旷野的苍茫黑夜中，有四个战士、四颗火热的心受困的情形。我
咬牙叫醒了我的战友：“现在正是摆脱敌人的时候，不敢再睡了，绝不能在这里等到天明。”麻木的身体经过几个小时休息，知觉又恢复了。身上的血块结在碎了的衣服上，背上和腿上的血和泥土粘在一起，就像许多锋利的刀剪在割裂皮肉，人刚一站起来，就眼黑脑涨。怎么办?不能站就不走了吗?不!我们驮着机枪在刺人的梢林中爬行，你推着我，我拉着你，一个紧跟着一个爬。一步一滴血，一步一身虚汗。爬，爬，爬出梢林，爬下山坡，爬上山巅，爬过水沟，爬过大路一一直向南爬，向部队去的方向爬。黎明时，北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估计可能是我们的主力和敌人打响了。顿时，大家的精神又振奋起来，马保子对我说：“副班长，咱们不走了，转回头去跟敌人拼!”没等我答话，郝四就接上：“干!狗日的，把老子撵了一天一夜，该出出这口气了!”无比的委屈，把他那张小脸弄得一块青一块白的。只有张天明啥也不说，望着他那一走一跛的双脚，狠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我当时内心斗争非常激烈，我好像比谁都更急于去同敌人拼，谁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但我同时也想起了我是支部委员，是班长，我要对党、对同志们负责。我们只有十五发子弹和三颗手榴弹，四个人都身带重伤，拿什么和敌人拼呢?就拿我们的肉体吗?不行!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牺牲!于是，我坚决地说：“继续前进，找到部队再谈一切。我们走一步就离部队近一步，一分钟也不要停。
到要拼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带头，但是现在必须走!”我扛着机枪大踏步地在前面走了。他们三个都是知道我的脾气的，互相嘟囔了一句，就不再说什么，也一摇一摆地跟上来。当地都是白区，大路不敢走，怕碰上敌人，人死不要紧，机枪可不能叫敌人搞去，重机枪是我们部队最宝贵的财富，全军只有两挺。两个月前，在陕北神木延家峁战斗时，我就是用这挺机枪，掩护部队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在三交镇，有三十多个敌人横躺在这挺机枪的面前，而我们的刘军长也正是被敌人的机枪打伤的。机枪在那时是多么重要啊!将来我还要用这挺机枪给刘军长报仇!晚上，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石头烧热，将我剩下的半斤多小米烫焦，分着吃了，又继续走。走呀，走呀!时间一秒一秒地熬过，在茫茫的莽原上，用我们重伤的身体，拓出带血的路来。
山头无穷无尽，看来好像堆到遥远的天边，但我们的决心不变，一定要一个个越过它。到第三天中午，大家的鼻子、嘴里都淌出血来了，每迈一步，都像在付出自己最后的一点气力。三天三夜了，我们的脸由白变黄，由黄变成暗灰色，一个个都瘦削得不像活人了，只剩下两只眼还有点光亮。这三天真好像比三十年还长。在这种隋况下，我们更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再也赶不上自己的部队了，那有多可怕!小个子郝四背着机枪架，全身压得像一张弓。我想帮他一下，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反而要跟我换较重的枪身背。“啊，坚强的战士，我的好同志!”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热泪了，就让它那么往下淌吧。
约莫下午三时，张天明突然倒下了，脸色铁青，手脚抽搐。我们叫了半天他才醒过来，缓慢地睁开他那凝滞的眼，有气无力地说：“副班长，我真走不动了，把我丢下吧……”这时我们真像万箭穿心，同声喊：“说什么也不能丢掉你，抬也要抬上你走。”此时张天明好像用尽了他全部的生命力，脸上的血和汗都枯竭了，脚却肿得和大腿一样粗，血淤积成黑色的硬壳，我撕了半截袖子给他包起来，说：“马保子，你把枪身、机架都背上吧；张天明，我来背你。”张天明紧张地抽动了一下，抓住了我的手。“副班长，不能，那不能呀!我……能走!”他挣扎着爬起来，拖着肿大的脚又前进了。
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呀!每走一步，他的脚都像踏在我的心上。三天三夜没见到一个行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正当我们爬上一个大坡时，忽然发现了前面山梁上站着一个人。人啊!看上去是个哨兵，眼尖的郝四，马上高兴地叫喊起来：“自己人，自己人，再远一点儿，我也看得清楚。那不是敌人，是我们的同志呀!”这一叫喊，真像是最强力的兴奋剂，顿时赶走了我们身上的一切痛苦、饥饿和疲劳，心跳得停不住，热泪充满了双眼。我们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向哨兵奔去，像失散的孤儿奔向自己的母亲。黄昏，我们到达了军部驻地康城。同志们都跑来看望我们，军政委宋任穷、军参谋长唐延杰也亲来问候，见到我们那完全不成人样的外形，大家都非常吃惊，宋政委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带着满身伤痕，扛着重机枪，走了四百五十里路，终于回来了，真真难为了你们!有这样的战士，什么样的敌人能战胜我们?”最后宋政委勉励我们：“同志们，是辛苦呀!可是我们的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发扬你们这种英勇艰苦的精神，准备承担更艰巨光荣的任务——现在你们好好去休息吧。”
党的关怀和温暖烘煨着我们的心。我们四个人个挨个地躺在土炕上，沉沉地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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