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转眼间，文轩同志已离开我们3年了。我是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于1934年秋在济南乡师与王文轩认识的。我们由认识到心心相通已有60多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使我最难忘怀的是他那为党为国为民追求真理、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一身正气的工作作风和关心他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王文轩，山东寿光市人，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乡师。我与文轩在济南乡师同学一年，由于比他晚入校3年，对他这以前的革命经历与活动知之不多。即使入党后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和建国后几十年的工作交往或久别相逢地深谈中，他从不谈他的经历。他是一个谦虚的同志。我们两个都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接触多了，特别是随着山东党史工作的不断深入，才对他与我同学前的革命经历及其他对山东党组织做出的重要贡献有了较深的了解。
王文轩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管在任何险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到“左”的挫折时，他始终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从不动摇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他于1932年入党，并很快成为济南乡师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其实，他在入党前就已投身到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据一些同志回忆，1931年12月震惊全国的各地学生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斗争，文轩是济南学生赴南京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特别是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3年。这3年中，幸存的乡师党组织在以赵健民、姚仲明和文轩为主要负责人的党支部领导下，为挽救山东党组织和寻找上级党的领导，他们不畏国民党严重的白色恐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独立斗争。他们在不断联系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中，先后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和中共山东省工委，并终于于1935年末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在1936年5月建立了以北方局派来的黎玉为书记的新的中共山东省委，使山东党组织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在这期间，文轩担任济南市委宣传委员，他为寻找上级党的关系，抽身去过平原和两次回家乡寿光。特别在两次回寿光中，先后帮助恢复建立了中共寿光支部和县委。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他按照省委分区发动抗日武装的计划，参与组织领导了山东著名的寿光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曾先后转战清河平原、胶东和沂蒙山区。历任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五大队和第三团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一团和一旅一团政委，山东军区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鲁中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沂蒙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等职。他身经百战，指挥正确果断，作战机智勇敢，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有力，曾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和被评为模范政治委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山东军区第四师政委，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二师政委，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上海军管会秘书长等职。他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沙土集、洛阳、开封、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在南征北战中，由于他不怕牺牲，为人表率，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保证了部队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再加他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和爱戴，胜利地完成了各战役中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和各方面工作，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文轩历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党委委员、军衔处处长、机关党委书记，特种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党委常委、中央监委派驻七机部监察组组长、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在这几十年中，他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干一行专一行。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深受残酷迫害，但他毫不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年近古稀之龄，却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全力投入到清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罪行的工作中，为拨乱反正，贯彻落实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文轩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坚持革命理论和有关科学知识的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把党的决策和意图变为群众的行动，使他带领的部队和领导的机关不断在工作上打开新的局面。我们在乡师同学期间，党组织为团结同学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统治下不断开展斗争，扩大党的影响，他从实际出发，挺身而出，进行组织发动工作。一次是我们入学不久，学校为全体同学定做了统一校服，由于承做校服的业主偷工减料，用料与做工都与我们交的钱和提出的要求相差甚大，引起全校同学的极大不满。文轩就利用吃饭的时间，在餐厅乘势进行了演说发动，同学们遂选他为代表去交涉，迫使那家业主给我们进行了改制，因此他得到了同学们拥护，把大家团结到了党组织的周围。一次是放清明假同学们向校方要求组织到灵岩寺旅游，校方不肯出资路费并武断阻止。同学们遂又推他为代表与校方交涉，提出了在本市参观工厂和监狱等要求。校方同意后，我们在两天内先后参观了普义糖厂、成通纱厂、成记面粉厂和国民党山东省“模范”监狱及洛口黄河大桥。这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次接近工人的机会，还使我们目睹了那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人，反成了国民党当局的阶下囚，进而使我们看清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反动和残暴，启示和推进了我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献身民族解放的选择和决心。对这次活动，后来还有人告诉我，随同去的学生党员还秘密向工人散发了传单。文轩还是1935年组织联络全省各师范学校学生反会考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这次斗争组织发动广泛，策略正确，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禁锢学生思想，阻止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阴谋，团结了全省各地的学生，轰动了全省社会上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轩响应党的“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投笔从戎。从组织发动牛头镇抗日起义，转战清河平原，挥戈东进胶东，长期坚持鲁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极其险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成长为我党我军一位能征善战和善于做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挥员，使所带领的部队所向披靡，秋毫无犯，打出了我八路军游击队的军威。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不仅参加了华东地区的各个重大战役，坚决地完成了所在部队担负的攻坚、阻击等重要作战任务，他还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部队党的建设。特别是他调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做干部工作后，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和部队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华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战略部署，为华东地区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干部准备工作。
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文轩始终继承和发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专一行。1950年文轩调北京后，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为筹建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统一全军干部管理制度，特别在组建特种兵部队做好干部队伍建设，为使这类部队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中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后，文轩开始从事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我国航天工业战线奋斗了几十年。他在参与组织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为建院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为这支队伍的研究能力和政治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调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在担任航天部有关领导工作期间，在主管的干部管理、安全保卫、检察审制、外国专家工作和党的纪律检查等方面，由于他工作深入扎实，取得了显著成就。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清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罪行的工作，代表中纪委查处了违纪案件，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刚正不阿，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文轩曾先后荣获华东解放奖章、中原解放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党的一位战功显著，身居要职的高级干部。但他居功不傲，始终以普通一员工作在第一线，以革命第一、工作第一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始终教育子女，要服从组织安排。他有几位亲人在革命战争中为国牺牲，被群众和政府誉为“一门四英”，并授匾表彰。文轩常以此教育子女，要珍惜亲人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尽心尽力去工作，把牺牲的亲人未做完的事去做好，不愧他们的后人。
对于名誉、地位、待遇，文轩不仅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就是本应享有的他也看得极轻，甚至不要。用他自己话说：“先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都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了，我们活到今天的人还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可丢掉的。”文轩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离休后，不享清福，与其他老同志一起，用5年时间完成了徐向前元帅生前关怀和支持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的编写；他为支援国家农业建设，从他几十年工资中节俭下来的积蓄拿出数万元，开展根瘤菌研究，搞“绿色革命”工程，造福社会和后人。文轩同志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忠于党的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文轩虽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服从组织，顾全大局，作风民主，诚恳待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一心为公，淡泊名利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转自《春秋》杂志1999年第五期，作者系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