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张安文后改为斟滋，寿光市公孙庄人，1909年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读书，在本村上完初小即考入寿光高等小学十五级学习，卒业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现济南一中）。在校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受革命浪潮的冲激，思想倾向革命，在一些先进同学的帮助下，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活。
中学时代
1924年，当我刚考入省立一中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冲激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弦，“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我也踊跃地投入了革命洪流，参加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在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五卅反帝运动集会和其他一些纪念会、报告会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觉悟不断提高。
1926年秋由济南一师学生、共青团员尹象升（寿光尹家人，后参加广州暴动牺牲）介绍加入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后担任了国民党一中区分部书记（第四区分部）和一中学生会主席。当时我在上级组织领导人张洛书（广饶人，济南一师学生，共产党的跨党党员）的领导下，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我听到消息后（当时济南在军阀张宗昌统治下，国共合作尚在维持）犹豫、彷徨，何去何从，莫衷一是。我问张洛书：“今后如何办呢？”他说：“国民党是完了！只有跟共产党走一条路了！”从此我就暗中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成了共青团员了。这年夏天，离初中毕业时间不到一周，我们的团组织遭到了破坏，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员李秀林被张宗昌政府逮捕了，我们十多个有关人员全部逃走，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把我们十几人全部开除学籍。
暑假期间，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老家寿光，寻找党的组织。当时，寿光党组织的领导人是张玉山同志，他是六区张家庄人。我经崔家庄李文轩的介绍到张家庄见到了玉山同志，他的结核病已相当严重，满面病容，身体虚弱，只能手拿小凳在院里坐坐。我向他介绍了济南的情况，谈了自己的处境，他勉励我继续读书，坚持革命。我点头答应。次日我回到寿城又会见了寿光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马保三同志，他面孔清瘦，两撇黑胡，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后他说：“军阀政府，日暮途穷，又向共产党出气了。前几天张宗昌还派高级侦探来向我调查共产党的情况。我想，向共产党人调查共产党，可算是调查到家了！”他对我很表同情，也鼓励我继续读书、坚持革命。
大学时代
1927年暑假刚过，我带着探索的态度又回到济南寻求继续读书，继续革命的机会。要升学，已被开除，无结业文凭，报不上名；想革命，军阀政府镇压，旧日同志云散，找不上组织。在踌躇苦闷中遇到了我的老上级张洛书同志，他告诉我考私立青岛大学，要求不严，容易考取。入学后团关系由他负责介绍转移。他的一番谈话，使我有了一线希望。于是我借了寿光同学张广汉的文凭，改名考入私立青大。随后，张洛书也把我的团关系转到青大。青大团支部只有三人，有我和丁纲海（丁肇中的父亲，物理学家、现在台湾）、朱宝仁（其兄为国民党重要官员，后强迫他自首，脱离革命队伍）。上级领导人孙兆鹏（济南一师学生，后听说曾去苏联回国时偷入国境被打死），原在济南时就认识。在一些革命活动中，我见到邓恩铭同志，那时他颈部患淋巴结核，贴一贴黑膏药。还有朱肖同志，他革命责任心极强，为革命他吃苦耐劳，为众人所敬佩。那时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李秀林（后改名李林）也获释来到青岛。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设法打入工厂，搞工人运动。他装做卖糖果的小贩，天天在工厂门前叫卖，我常与他联系，送他些衣物。那时我还认识了前副省长余修同志，他在胶奥中学读书，原姓鲁，外号叫花和尚，曾和朱宝仁一个支部（后来在“文革”时，我和余修曾谈到当时情景，还相互一笑）。1928年，我又转学到沈阳满洲医科大学预科学习，这是一个日本人办的学校，学习用日语。这个学校无团组织，只有共产党员两人。我的组织关系经上海转到了该校党支部，我们三入组成支部，从此我转为党员。
在党组织内我的任务是负责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接受上海寄来的函件和经费。函件是通过寄送杂志送来的。每月寄来百多元，可能是组织活动经费。这些东西寄到我处，再由张洛书同志拿走。在这里我遇到了过去在济南工作过的田书生同志，他与我谈了济南、青岛的一些党团活动情况以及王复元被打死的经过等。在沈阳开始我做过互济会的工作，参加过一个中学的支部活动，后来为保密起见就脱离了。当丁君羊被张作霖逮捕入狱时，我们曾动员学生给他送咸菜、鱼肝油等。在这里学习三年，党的工作比较顺利。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沈阳满大的师生纷纷离校入关，我跟随流亡的学生，先跑到北平，后流浪到上海。那时上海各界抗日情绪高涨，学校对从东北来的学生都热情接收，于是我就进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医科。据了解同济大学当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只有一个成立不久的团支部，我通过同房间的同学王延春（据说在文革前任全国文联秘书长）同志找到了团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薛邰芳同志。在团内开始我负责收文件，后来担任团支部书记。以后又兼任团吴淞区委书记。受江苏省委领导。主要任务是开展学生运动，领导过世界语学会、墙报出刊、参加上海市的一些学生活动。对外活动是用同济大学读书会的名子。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也向国民党中统分子作过斗争，现在北京工作的李昌、饶斌（前一机部长）等同志都是那时的团员。当时上海环境复杂，地下工作十分艰巨，党组织经常受破坏，上下级领导只准纵的单线接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姓名住址绝对保密。学校传达员对我比较好，对来往函件和与外界交往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守卫员是山东老乡和我关系较密切，对我的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方便，因此在校内开展工作未发生过大的事故。
1933年秋，因学习工作过累，结核病复发，不得已休学回家养病，离校约三周后，同济团支部被破坏，接替我的新团支书梁良同志被捕入狱。被破坏的原因据说是我在同济时一个单线联系的校外青年工人叛变造成的，他是我离校时介绍给梁良同志的。
在家休养半年，病情好转，仍希望读书，因组织被破坏，身份已暴露，回同济已不可能了。这时李秀林正在日本学习，来信建议我去日本，说我有日语基础，花钱和上海差不多，我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1934年春，我到了东京，准备入学考试一年多，开始进入“上智”大学学哲学，半年有余，枯燥无味，便撒手不干了。
1936年春，仍旧学医，考入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它是干叶市的国立大学，在单科大学中是一个有历史的学校，到这里可以安心读书，这在国外是个难得的机会。这里离东京约六十公里，我有空也常到东京跑跑。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数是有史以来的高峰，光在东京的就有几千人。音乐家聂耳住东京，郭沫若同志住在千叶县的市川市。这里是我去东京往返的必经之地。那时在日本没有我们的党团组织，我参加一些中国左翼学生的组织活动。参加过聂耳的追悼会；参加过话剧《雷雨》、《检查官》在东京筑地小剧场的演出。我既不会当演员，也不会化装，便作了一个名列最后的导演，装了装声势。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在上海时期的左翼团体人员，有的我在上海时就认识。
在千叶学习期间，结核病又复发了，来势很猛，几乎丧命，引起了周围人的不安，但是通过一年多的疗养，竟有所恢复，终于渡过了一次难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同学们纷纷回国，我正在重病中，忧心如焚。回家不能，报国无门。学习费用也发生困难，后来通过同族的弟兄张冠永的资助，勉强坚持到了大学毕业。
工作以后
1939年春，我在千叶大学毕业以后，经教授的介绍，到东京圣露加国际医学中心（有医院、学校）去作研究生。这里是美国人投资办的医疗机构，三年学业我只作了两年，因日本国内生活日趋困难，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我再不能继续待下去，便于1941年11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回国到了青岛。
回到祖国，满目凄凉，祖国大部国土被日军占领，遍地烽火，人民涂炭，触景生情感慨不已。又加结核病尚未痊愈，身体弱不禁风，稍微感冒，就低烧不退，心情惆怅难以自拔。闷居青岛几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与潍县乐道医院联系，取得院方同意，回到潍县乐道医院疗养，从此我与潍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住院几个月，病体有所恢复，经张同俊的介绍，到惠东医院作了医生。半日工作，半日养病，每月生活费一百多元，生活可以维持。因张同俊、李少白的关系，又认识了丁信、丁自新、陈君藻、吕宜方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过去的党、团员、民先队员等。以我的住处为中心，几乎每天晚上聚会在一起，谈谈情况，交换情报，看看报纸，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小组织，当时也被日本的宪兵队监视过，他们派便衣队在住所门前看我们的行动，在诊所候诊室看有什么样人看病。当时也引起我们的一度惊慌。我是在日本大学毕业，是地方知名人士，有不少日本人也请我看病，又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因此对我也无可奈何。1943年下半年，华东局驻在临沂，通过青岛的地下关系和我取得联系，希望我们把丁信（当时华东大学校长田佩之的爱人）、丁自新送到临沂的解放区，我们照办了。当时我曾提出过用被动方式帮助我去临沂（就是用绑架的方式，这样可以很简单的摆脱我当时在潍县的一切社会关系），但没有得到上级党的同意，解放后才听说当时曾研究过，主要是考虑到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样做对党不利，我的要求过份了些。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土顽头子张天佐统治了潍县，因为他是寿光人，对我拉弄利用，为他们看病服务。但他的下级对我还是监视防范，象日伪时代对我的政策一样。还有李弥、陈金城等所谓中央军，也需多方应付，形势极为复杂，一旦情况变化，肯定对我不利，我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于1947年初春节过后到了青岛。
到青岛后担任了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治大夫和山大副教授。时间不长，因搞学生运动与医学院院长斗争被辞退，后想到市立医院工作，亦因在山大闹事，卫生局不敢接受。这时我已与潍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主张我到海军医院工作，但去后不到两月，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受“特殊待遇”。无奈去市民医院（收容日本人医生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任医务主任，是个因私人关系安排的闲员。
解放以后
1948年5月，潍坊解放，我接受市委的指示，要我回潍坊市，于是我在7月底回到潍坊。回潍坊前我在青岛作了全面的体检，准备回潍坊后，可能跟着部队打游击。在离青岛的前夕，忽然接到住在青岛的寿光土顽头子张景月的宴会请帖，当时在是否去赴宴问题上，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以消除他的怀疑，这对出走有利。结果参加了一个戏剧性的好象欢送我到解放区的丰盛宴会，次日凌晨我以接父亲来青岛为名，悄悄离青回到潍坊。回到潍坊特别市后，我第一次进入解放区，见到自己的军队，见到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感到又亲切又兴奋。市委书记徐冰和市长姚仲明等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并亲自陪我吃饭，炒豆芽几大碗，不发泡的啤酒两大瓶，可能是缴获品，吃大馒头。这是另一个类型的丰盛午餐，我吃得别有滋味。解放区，另一个天地，使我感到倍加温暖，饭后我向领导们汇报了青岛的近况和脱离的经过，最后我向徐冰同志谈了自己的历史和组织关系，徐冰同志最后交代：“因为工作的需要，你还是民主人士，至于过去的组织关系，先不要对任何人讲，等以后再说，当前打仗要紧，先投身工作。”开始，安排我在潍坊乐道医院作一般的医生工作，以后任医院院长，区划调整后兼地区卫生局长。正值解放战争反攻阶段，地方卫生工作任务很重，在淮海战役期间，根据上级的指示，办起了潍坊特别市实验医学专科学校，又成立了坊子临时医院，接受从淮海战役中下来的大量伤员。当时我担任着内科主任、x光医师、医院院长、卫生局长、实验医专副校长，挤空还得外出采购，一身数职，昼夜奔忙，但不觉劳累，好象年轻了许多，病魔也被抛掉了，我感到回到人民的怀抱，真正的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幸福。1950年10月，我由昌潍调到济南，担任了省卫生厅副厅长。1961年，根据党组织的研究，我重新入党。我是新党员，又是老党员。我的工作，从地下到公开，曲曲折折半个世纪，说贡献谈不上，只能是问心无愧。
十年动乱中，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两顶大帽子，没有把我压垮，歪风邪气的海洋里没有沉没，这可以聊以自慰。
1980年，我已年逾古稀，但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鼓舞下又筹备了省医学科学院，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但力不从心，只好退居二线。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过来了，我仍在风前灯火下工作着；是否能作到“鞠躬尽瘁”，只好让后人来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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